长庆元年（821）进士考试，钱徽、杨汝士为考官，考前，段文昌、李绅向考官举荐他人，榜出，被举荐者皆不第。考中者有杨汝士的弟弟，李宗闵的女婿。文昌、李绅面奏穆宗，言考官徇私，李德裕、元稹助势帮腔，牛李两党针锋相对，穆宗命白居易等复试，居易上书穆宗，言复试时间和考试方式与前试均不同，以复试为准恐也难公平，“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达之命，明示瑕病，以表无私，特全身名，以存大体。如此则进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于有司，敢不惩革？”[1]（《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白居易一方面维护牛党利益，希望皇帝能法外施恩，从宽处理，一方面又照顾李党，淘汰包括李宗闵的女婿在内的十人，后钱徽、杨汝士、李宗闵被贬。党争激烈是中唐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牛李党争纷纭排陷，达四十余年，贯穿居易政治生涯始终，居易在牛李党争中，如何站队，关系到他的人生命运，居易依违牛、李之间，居中不偏。
居易仕宦四十余年，历官十几任。官场凶险，风云变幻，做官伊始，居易就有归隐念头，但居易既不想做“小隐”，也不想做“大隐”，因为“大隐”隐朝市，朝市太喧嚣，“小隐”隐丘樊，丘樊太萧条。白居易选择了“中隐”，“中隐”其实就是介于“大隐”和“小隐”之间的一种隐居方式，这种隐居方式无大隐小隐的弊端，有大隐小隐的优点：“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中隐》）白居易在解决出处问题上也不走极端，居中守正。
朋友交情有深有浅，关系浅便有隔阂，难以无拘无束的交往，关系太深，易为朋友所累，白居易在对待朋友上，能够把握度，做到深浅适度，亲疏得当，既能够充分享受朋友之间的友谊，又不为朋友所伤，居中保和，止于适可。叶梦得在《避暑録话》中称赞白居易处世交友：“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而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2]
居中的处世方式常见于居易的诗篇：
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路，不必入深山。（《幽居早秋闲咏》）
巢许终身稳，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
白居易甚至把居中的处世方式当成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子孙，想让他们也采用之。会昌元年（841），白居易七十高龄，总结一生处世方式，训诫子弟：
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骨劲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
龟性愚且善，鸠心钝无恶。人贱拾支床，鹘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
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遇物感兴因示子弟》）
居易把立身处世分为刚和柔，太刚太柔都不利于立身处世，立身处世的要义是居中，不能偏执一端，居中也就是强弱刚柔间。
白居易居中的处世方式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在孔子的心里，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亦乎！”[3]64（《论语》）孔子对中庸也做了解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3]114在孔子看来，为人处世、解决矛盾不应该走极端，应对对立的两端进行折中调和。《庄子》对白居易居中的处世方式也有影响。“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问。’”[4]（《庄子×山木》）
养病未能辞薄俸，忘名何必入深山。与君别有相知分，同置身于木雁间。（《咏怀寄皇甫朗之》）
白居易居中处世方式是儒道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白居易坦言：“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遇物感兴因示子弟》）
在处世方式上，老子好像比孔子做的更谦卑、更低调，孔子尚居中，老子喜处下。世间万事万物总存在对立和矛盾，阴阳矛盾之间相生相克，老子喜欢强调矛盾中阴的一面，以阴为贵，阴胜于阳。在老子看来，世间万物，惟处下才能居上，惟至柔才能至坚，处下顺应天理、符合大道，是最好的处世方式，人当效之，《老子》有这样的句子：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近于道。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知其雄，守其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5]
白居易深受老子影响，常认为上、刚、才给人带来祸患，而下、柔、不才多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因此，处下、守弱、不才就成了白居易处世的另一方式：
铁马因疲退，铅刀以钝全。（《喜老自嘲》）
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闲卧有所思》）
忙驱能者去，闲逐钝人来。自喜谁能会，无才胜有才。（《自喜》）
不管居中的处世方式，还是处下的处世方式，都是白居易主动地、有意地做出的选择，而有时，甚至是更多的时候，白居易不去选择居中还是处下，而是顺应时事、听凭命运，顺其自然，随处而安。顺其自然就是顺应、顺从世间万事万物，不去人为地破坏它、雕琢它。“其”指世间万事万物，“自然”就是（万物）本来的、固有的样子。在白居易的诗歌中，白居易常常把顺其自然表述为“任运”、“委顺”、“任化”、“委心”等。
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
荣销枯去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遣怀》）
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钧。（《江南谪居》）
自从委顺任浮沉，渐觉多年工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
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四十五》）
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良冶动时为哲匠，巨川济了作虚舟。《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
顺其自然是老庄处世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4]103《庄子》中很多脍炙人口的小故事像庖丁解牛、伯乐治马、鲁王养鸟等，都是告诉人们应该顺其自然，不违理、不悖天，安时处顺、委运任化。白居易顺应自然的处世方式源于老庄。
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天宝末明经出身。祖父白鍠，年十七，明经及第。外祖父陈润也是明经出身，白居易本人“科第出身，以及终身未曾脱离官场的仕途经历，决定白居易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主干的。”[6]“唐初确定的崇奉道教的政策，是有唐一代的基本国策。”[7]在大环境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精通儒学，对道教经典也很熟悉，阅读道教经典《老子》、《庄子》称为白居易生活、学习、休闲的一个重要方面：
逍遥无所为，时窥五千言。（《养拙》）
不开庄老卷，欲与何人言。（《早春》）
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读庄子》）
玄元皇帝著遗文，乌角先生仰后尘。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读道德经》）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
白居易精通儒道，不守一说，杂糅二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指导人生，其处世方式源于儒道经典就不足为奇。
居中、处下、顺其自然的处世方式是白居易经历人生风雨后理性思索的最终结果。四十岁以前白居易已完成人生的种种辉煌：科场上，“十年之间，三登科第”（《与元九书》）官场上，三十七岁拜受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掌“拜免将相，号令征伐”[8]重要制、诏的草拟；文场上，三十五岁完成的《长恨歌》妇孺皆知；情场上，三十七岁娶靖恭杨家女为妻，姻亲大树可依。居易早岁“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与元九书》)成年“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将之饶州江浦夜泊》）入仕后“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周至县北楼望山》）要么为衣食所困、要么为贱职所拘，对处世方式似不在意，宪宗即位，勤勉政事，削平藩镇，为中兴之主，居易正值盛年，又逢英主，被非次擢拔，感激之至“臣本乡里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饫无不先及，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初授拾遗献书》）此情此景的促使下，居易便无居中、处下、顺其自然的耐心和气度，显傲骨，露锋芒，指谪时弊，抨击权奸，小则上封，大则廷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写出《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结果树敌太多，导致政敌诽谤陷害，酿成江州之贬。
江州贬后，白居易痛定思痛，对四十岁以前的处世方式进行回顾和总结，反省和批判自己的处世方式而决心痛改前非：
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白云期》）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之五》）
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胸中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猎书。从此万缘都罢落，欲携妻子买山居。（《端居咏怀》）
早岁颇有烟霞志，岁晚深谙世俗情。（《重题》）
生活在世界上，一个人解决和别人、社会、自然界矛盾的方式，称为处世方式，处世方式一旦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便成为一种比较稳固的、定型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没有特殊的原因，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白居易三十七岁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的处世方式，是当时主客观各种条件组合所促成的一时的处世方式，随着贬官的打击，白居易这种处世方式便很快消失。
每一种处世方式的选择都建立在对自身和外部世界深刻、明晰地认识基础上。居易遭受打击，他深深意识到，所处的社会现实，不允许选择自己喜欢的处世方式，选择居中、处下、顺其自然的处世方式是被迫作出的，是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催生出来的。中唐时代不像盛唐，文人可以呈露风格、彰显个性，在一个风崩离析、太平无像的时代，作家只能韬光养晦，收敛个性，糊涂处世、低调做人。对白居易来说，抛弃旧的处世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重题之五》和《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可以看出，在这种处世方式舍旧更新的过程中，白居易心里的苦涩、苍凉、悲哀和无奈。从此，白居易便选择了居中、处下、顺其自然的处世方法，这种处世方式最终变成白居易一生的坚持。四十岁以前是白居易处世方式尝试期和变化期，闲居渭村、贬职江州、忠州主政是白居易处世方式的反思期和修正期，此后到生命结束是白居易处世方式的巩固期和稳定期。
方式方法是达到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对白居易来说，人生目标一是生存，二是发展。白居易元和十五年（820）自忠州返回长安到会昌六年（846）去世，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居易的同事和好友被杀的有王涯、舒元舆、贾餗、郭行馀、李绛等。被贬的有杨嗣复、杨汉公、刘禹锡、钱徽、杨汝士、李宗闵、牛僧孺、吴士矩、李德裕、王彦威、王镒、温造、李绅、李玉、独狐朗、李景俭等，被罚俸的有冯宿、杨嗣复、李建、韩皋等。白居易在“是非排陷，朝升暮黜”（旧唐书白居易传）的时代，二三十年时间里，不仅没有受到伤害，甚至连罚俸的处分都没有受到过，其政治生活一直都是安稳的、向上的，虽“五度弃官”，（《醉中得上都亲友书咏而报之》）但最终法定年龄致仕，人生目标得到很好地实现。
选择居中、处下、顺其自然的处世方式是顺应时势的，也是建立在白居易对自己清晰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处世方式达到了白居易人生目标，白居易选择居中、处下、顺其自然的处世方式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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