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融合各家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大传统；道统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华文化的发展；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形成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对传统价值的形成与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深入研究、科学评价道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客观认识道统思想与传统价值的关系，从而历史、全面、辩证地对待道统思想，吸取其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价值的思想，克服其流弊，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创新发展中国文化，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实现中国梦，是十分必要的。
在道统思想产生、确立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论内涵，并不断丰富发展。这些理论构成了道统思想的基本体系，使道统论得以建立并为人们所认识。其理论内涵具有多样性，又一以贯之，各个理论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而统一于孔孟仁义之道。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并各有侧重和区别。由此而形成了道统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学说的特征，使之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的基本精神又集中体现在道统思想里，所以道统思想的理论内涵亦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分析研究道统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是认识传统价值及其积极意义和流弊的前提和基础。
儒家道统思想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基本理论内涵和学说：
（一）仁义之道
道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道统是维系道之所存在和延续的形式；道是道统传授的内容。道统思想的基本内涵、道统所传授的内容即是儒家孔孟的仁义之道，而与道家老庄的自然之道形成中国文化发展对应的两端，两家思想既互相区别又相互吸取，而成为中国哲学道范畴历史发展的主线。
孔子在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的基础上发展出仁道，提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这对儒家道统思想影响极大，奠定了道统理论的基础。仁的内容包涵甚广，其核心和表现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依靠主观道德修养，克服不符合礼的行为，使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就体现了仁。说明仁与礼合为一体。仁的内容还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孔子指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自己要求立于世，也帮助别人立于世；自己要求提高，也帮助别人提高。并主张推己及人，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孟子在孔子仁道的基础上，把仁义连用，提出仁义之道，使儒家有了完整而系统的仁义思想。孟子并把仁的学说落实到政治治理，提出著名的仁政说，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又以仁学为基础，发展出心性之学来，以心性言仁，这对后世儒学道统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孟的仁义之道一以贯之，贯穿于整个儒家道统思想后来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宋明儒家把仁纳入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给予充分的重视。其代表人物朱熹对于仁的范畴讨论最多，阐发最详，集前人仁说之大成，并把仁与天理相联系，仁作为天理的内涵，具有宇宙本体和儒家伦理双重意义，使儒家仁道上升为宇宙本体论哲学，这是对孔孟仁义思想的发展。
（二）执中、中道
执中、中道是道统思想的重要构成，也即是以中庸为道统的内涵。“中”字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其本义是指立于正中央的一杆旗帜，由此引申出中正、中间等含义。自《论语·尧曰》提出：“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的执中思想以来，执中便成为道统思想和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尧、舜、禹相传继之以中，由尧舜相传以“允执其中”，舜禹相传以“允执厥中”，到汤的“汤执中”，都贯穿了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道”。除执中外，孔子还提出儒家的中庸思想，《论语·雍也》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孟子继承孔子的中庸思想，指出“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孟子·尽心下》）并指出：“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下》）强调中道和执中。《易传》亦推崇中道，以中为贵，以居中为美德，这是从爻位的“时中”说引申而来的，即以中为正，主张因时而行中道。荀子重视中，他认为仁的最高表现，就是按照中的准则行事。他说：“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道即仁即礼义，也即是中，行中即体现了道。《中庸》从哲学的高度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出中和之说，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要求“致中和”，掌握中和之道。
以上可见，从尧舜禹汤，到孔孟荀、《易传》、《中庸》，无不相传共守以中道、中庸。至程朱也以中道、中庸为道统论的重要构成。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中道成为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亦是道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内圣心性之学
所谓内圣，相对于外王而言，指内有圣人之德，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做圣贤的工夫，外施王者之政。“内圣外王”虽出自《庄子·天下》篇，但为儒学所吸取，并将内圣之学与心性之学相联系，构成道统相传的重要理论。
孔子对心性问题论述不多，但他提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命题，强调仁的实现在于人的主观意志的追求与把握。这启发了孟子的尽心知性说。孟子在孔子仁学及“为仁由己”命题的基础上发展出心性之学，他提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的著名命题，最早给主体之心以高度重视。并首倡性善论，把仁与义礼智并称，作为性的内涵。从而以心性言仁，把仁与心联系起来，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其心性之学包含了人性论、修养论、道德形上学的内容，对后世儒学道统思想影响很大，甚至佛教心性之学也深受其影响。
宋明儒心性之学随着道统思想的发展而兴起，不仅陆王心学一派以心论道统，把心学与道统相结合，对道统加以心学化的改造，倡本心即性的心性一元说，而且二程朱熹也十分重视心性之学。程朱讲执中、中道，讲超越时代的心传，均离不开对心的阐释。牟宗三以宋明儒内圣心性之学作为道统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理论，而此心性之学则起源于先秦儒家，并一直影响到现代新儒家，成为道统思想的重要理论。可以说，在宋明儒这一阶段，道统的发展与心性之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至现代新儒学以服膺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为主要特点，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认为心学即是道统之源，以心性一元为大宗来讲道统的传授。并把内圣心性之学与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相联系，通过肯定道统即内圣心性之学的价值，开出学统与政统之新外王，以发展科学与民主。由此可见内圣心性之学在道统理论中的重要性。
（四）修齐治平之道
与内圣而外王相关，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修齐治平之道，这为后世儒家所效法，在提出道统论时，以之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大学》重点论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治学次第及与治理国家的关系问题。主张通过道德修养，由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把道德修养之事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将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从个人修身推之于家、国、天下，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所以《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仅修身还不够，还须将修身的成果贯彻到外在的治平实践之中。这构成了儒学的一大特色。
唐宋以来，儒学学者为了对抗佛老学说，建立道统论，便发挥了《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韩愈根据《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建立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与修齐治平相结合的道统论思想体系，提倡有为、社会实践，批评佛教只讲个人修养成佛，不讲治理国家的宗教修养论。这对道统学说的完善影响很大。继韩愈之后，二程朱熹在确立并集道统论之大成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主张王者之政，其心本于天理，由穷理修身达于政事，将圣人之道落实到平治天下的万事之中，而具有经世哲学的特点。
现代新儒家亦主张由内圣达于外王，即通过修身，挺立道德主体，并以此为主体来吸收西学，由内圣之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政治等新的“外王”事业。这体现了对《大学》修齐治平之道的继承和发展。
（五）超越时代的心传说
程朱道统论认为，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授由于汉唐诸儒未能得道而中断了千年，于是提出超越汉唐诸儒的心传之说。二程认为汉唐诸儒专务解析，用心于末，在佛老异端的冲击下使儒家圣人之道失传。由此，他们提出，道的传承不一定是直接授受，也可以是超越一定时代的心传。程颢说：“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道在传授的过程中，即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比如汉唐），儒者不能完全按道的原则行事，使道传之已差，然而道并不因此而息而亡，它可以通过后世的人们接续道的精神，心心相传，使道的精神延续下来。这种心传思想为超越汉唐，直承孔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扬弃传统，自由发挥新思想，开辟了思维空间。
朱熹继承二程，提出“十六字心传”说，以心法的传授体现道统观，对《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详加阐发，以发明圣人传心之旨，把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对于圣人之道的传授与心传的关系，朱熹从圣人之道传之以心的观点出发，肯定韩愈关于“轲之死，不得其传”的说法，但强调须深知圣人相传的是仁义之道，而仁义之道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尽管道不是心）。指出在传道的圣人序列里，有的相互之间隔了数百年，不可能做到口传耳授，只有识其心体，“体其全且尽”，才能通过心心相传，把道传授下来。朱熹将此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或“尧舜相传之心法”，这个“密旨”和“心法”是与圣人之道的传授紧密相联的。其心传说与其心性之学、中道思想相互联系，共同成为道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以“四书”阐发圣人之道
“四书”学是指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研究对象而阐发义理的学问。二程朱熹为建立道统思想体系的需要，重视和推崇“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发明圣人之道，“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其“四书”的地位在“六经”之上，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在道统发展史以及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书”并行，出于二程的提倡和表彰。经朱熹集注，风行于天下，进一步扩大了“四书”的影响。可以说，朱熹集注“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道统思想发扬光大，将圣人之道传播开来。这表现在，首先，“道统”二字的连用和提出见之于朱熹的《中庸章句序》，这对道统的正名有重要意义。并在《中庸章句序》里将道统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神”，又推广经尧、舜、禹、孔子、子思、孟子，到二程的道的传授谱系。由于朱熹的重要地位，加强了道统传授说的权威性。
此外，朱熹通过集注“四书”阐发道统处甚多，使“四书”成为整个经学的基础。在此新经学的基础上，建构理学及其道统论，表现出与汉唐经学及旧儒学不同的学术旨趣。这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道统提供了依据。经朱熹的发明和阐释，道统论进一步完善和体系化，“四书”学与道统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后来道统论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站在新心学立场对程朱的“四书”学加以改造，但他也客观地看到“四书”学对程朱道统之心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宋儒“直接由‘四书’中而直探孔孟之心传，所谓‘内圣之学’是也”，并认为这是宋学义理超出汉学考据之处。可见“四书”学作为道统论的理论构成，对发明道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以天理为道
在儒家道统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道统之道虽一以贯之，但也经历了若干大的发展阶段，如周公之礼、孔子仁道、现代新儒家吸取西学由内圣开新外王等，而宋明儒尤其是程朱以天理为道，亦是道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以天理为道说亦成为道统思想的重要理论构成。尽管张载、陆王的思想与程朱思想有别，但他们均认同于天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以“理”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只不过陆王以心即理，张载以气之聚散为理，所以程朱以天理论道，以天理为道的理论，既体现了己派道论的特色，又代表了宋明时期道统的基本理论。
以天理论道，这是宋明儒学道统论不同于前代的特点。二程指出：“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强调天理作为宇宙秩序，即使圣人也须遵循而行之，在这个意义上，天理即道。二程并将理从物之理中抽象出来，使之具有了最高范畴的意义，故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以儒家伦理即孔孟仁义之道为本位，既批判佛教不讲儒家伦理的出世主义的教旨教义，又吸取华严宗“万理归于一理”的理本论哲学形式，以天理为本体，天理又具有儒家伦理的内涵，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结合在一起。其天理为道，道即是天理，天理作为道的内涵在道统思想体系里占有主导的地位，这对宋明时期道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经朱熹对天理论哲学的发展，把道统论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而变韩愈单纯伦理型的道统为理学的哲理型与伦理相结合的道统，这对道统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八）三统之说
牟宗三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这最能体现现代新儒学道统论的时代特征，因而也是儒学道统思想发展到现代的重要理论形态。
三统之说的提出旨在通过疏通道统与学统、政统的关系，来论证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与现代科学、民主政治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而探讨以道统开出学统、转出政统的途径，在返本和吸取西学中开出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新文化。
所谓三统之说指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牟宗三所谓的道统主要指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它是人生宇宙之本原，亦是学统与政统的内在根据；所谓学统，指“知识之学”的统绪；所谓政统，指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
牟宗三提出三统之说的目的乃在于通过提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以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把时代民主政治、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基本的道德宗教结合起来，从而贯通中西，援西学入道统。
在三统的关系上，一方面牟宗三指出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又强调三者的关系不完全是并列，而是有本有末，以道统为本原，滋生学统，创造出政统。这表明牟宗三的道统论是以道统、内圣为本，以学统、政统及外王为用，认为只有挺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才能由本原派生作用，由内圣通外王，由心性之学开出科学和民主政治。在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的前提下，把道统、学统、政统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是儒家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大致把道统思想发展史上产生的理论包括在内。由此可以看出，儒家道统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作为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统思想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形成与确立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价值评判和价值标准上，受道统思想的影响，传统社会主要以圣贤、三代、道义、中、内在精神、人生日用等为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经广泛的传播和提倡，成为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崇尚圣贤的人格观
道统思想推崇圣贤一脉相承的圣人之道，因而圣贤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格观和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均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不尽一致，但也相互联系，有趋同性的一面。所谓人格，指人的存在价值、道德品质、自我意志、尊严和内在性格等的总称。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一般崇尚“君子”，这为儒、道、墨、法等各家所推崇。而儒家又在君子人格的基础上，以“圣人”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格的化身，提出“超凡入圣”的人格观。当儒家道统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后，其崇尚圣贤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亦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圣人之道的圣人、贤人推崇备至，把圣人、贤人视为道的化身，如此使圣人之道得以传承下来。
由对圣贤的尊崇出发，朱熹提出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学做圣人是朱熹追求的理想，也是他对学者提出的要求。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却要经历一个“超凡入圣”的过程，即超越普通人对欲望和利害的追求和计较，而进入理想的圣人人格境界。他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认为圣人与凡人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区别，但只要理会得圣凡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努力按圣人人格所要求的原则去做，终究会超凡入圣，由昨日的凡人成为今日的圣人。朱熹认为圣贤与常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圣贤能做到的，常人也能做到，只不过是复其性善之本而已。朱熹这一人格观对后世传统理想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阳明把圣人人格普及化，认为只要致其良知，人人做得圣人。把吾心之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认为在拥有良知问题上，“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指出圣愚之分就在于能不能致其良知，而不在于是否拥有良知。良知是人人皆有，这是愚人可以成为圣人的内在根据。拥有良知，提供了成圣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致良知，其关键在一个“致”字。王阳明认为，成圣之功在于“致良知”，做到了“致良知”，使个个做得圣人，以致“满街人是圣人”。这就提高了愚夫愚妇的人格地位，把儒家追求成圣的传统理想人格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社会。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当时影响很大，亦是受崇尚圣贤的人格观影响的结果。
（二）推崇三代，重视传统的价值
道统思想崇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授受的圣人之道，其中包括了推崇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三代圣君，即推崇三代，重视传统的价值。这与崇尚圣贤的人格观相关。孔子推崇三代礼乐，主张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和《周礼》，以纠正礼崩乐坏的现实。崇尚三代成为一个传统，得以传承下来。
朱熹以三代作为价值的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以三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后世帝王也须法三代圣王。面对弊端百出的社会现实，朱熹为了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三代社会里，企图从古代引出解决现世社会治理的原则。在朱熹看来，不仅三代推行的圣人之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而且，“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指出三代社会的制诰诏令都是以义理为根据，足以为后世效法。
崇尚三代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使得复三代，厚古薄今成为风尚，人们往往以继承和保持传统为时尚，即使主张变革的人们也大多“以复古为解放”，来减轻传统的压力。这种崇古、复三代的价值取向对于保持和发扬好的民族文化传统比较有利，而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一定的阻力，并带来消极影响。
儒学道统论以三代社会作为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一切学术、政治、伦理、文教、典章制度、文采风俗都以三代社会为准，认为三代社会的事物是最有价值的，而现在和未来则不足道，并强调从过去的传统中引出现在人们行为规范的依据。形成厚古薄今、是古非今的崇古倾向。因而一定程度地造成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这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创新精神形成矛盾。显而易见，这种推崇三代、崇古复古的倾向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中华民族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拓前进，变革传统的唯三代是崇高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以放弃好的传统为代价。
（三）以道义为价值取向
道统思想以传承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圣人之道的核心是儒家仁义思想，即是儒家所谓道义。朱熹集道统思想之大成，发扬儒家圣人之道，以道义为价值取向，集中表现在他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上。他认为道义的原则应优先于功利，虽然义利不相分离，但道义却是衡量是非、取舍事物的标准。朱熹的这一思想作为传统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批判当时社会出现的汲汲追求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和社会公利的时代意义，但其相对忽视个人利益和事功的倾向，又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受重道义价值观的影响，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以义利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他说：“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并指出：“仁义未尝不利也。”这体现了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由此，王夫之对李贽重私利的价值观提出批评。李贽强调“人必有私”，肯定私和利的价值，反对程朱重义轻利的思想，表现出与传统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王夫之对李贽的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道统思想重道义观念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道统论以道义为价值取向，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君主个人也得服从天下国家的利益，而不得“独断”。这亦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的一个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观念的影响，理学形成了重道义，轻个体；重社会，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表现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这种观念的熏陶影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人们崇尚的价值观，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社会道义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凝成一体，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并延续发展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此相关，道统思想中包含着华夷之分辨的思想，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域外文化。然而，受重道义思想的影响，华夷之辨并不主要以种族来区分，而是以文明文化来区分，即以对圣人之道的认同程度来区分华夷之辨与文明程度的高低。通过重视道义，培养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四）重视执中，以中为价值取向
执中、中道作为道统思想的重要内涵，亦是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对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统传授说把《中庸》视为载道、传道之书，其“中道”原则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即喜怒哀乐等人的感情未发之前，谓之中，此中作为一种思想和伦理原则，存在于内，是天下万物的根本、人的感情的发源地。人的感情表现出来，符合了中的原则，就是和。掌握了中和的道理，天地万物便有其根据，人的道德也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其后，历代学者都很重视《中庸》提出的中和之义，把它作为思想方法论及道德修养论的基本原则，强调一切事物都要符合中，中的运用要贯彻到人的感情流露等各种事物中去，防止违背中和的原则而出现种种偏激、不适当的行为。
儒家道统强调执其两端取其中，讲中和，不走极端，办事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既不过头，也无不及，对矛盾双方都提出规范和要求，不过分偏向一方，否则将导致统一体的破裂，这是儒家精神所反对的。由此而产生“和为贵”、“仇必和而解”的重和谐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深远。重和谐，重矛盾双方的统一，避免走极端，不随意打破有机统一体，这不仅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思想方法，而且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持中重和，以中为原则，来实现天下和谐，这是儒家文化所注重和维护的。
朱熹以中为价值取向，这主要表现在朱熹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认为中是事物的原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执中”，无过不及。中与和相联系，不仅“中为贵”，而且“和为贵”。持中贵和的思想既有维持社会稳定，保持事物现状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和事物发展的基础；又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冒险竞争精神，缺乏活力，以至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对此要作客观、辩证的分析评判，发挥其积极因素，克服其流弊。朱熹以中为价值取向的思想随着阐述道统之“十六字心传”而传播开来，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五）重视内在精神的价值，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主体意识
道统思想之内圣心性之学、超越时代的心传说等理论内涵对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之形成重内在精神的价值取向。儒家道统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其主体性原则以道德的主体性为主，同时也涉及认识的主体性。从主体性原则出发，一是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提出心传的理论，以认识、契合并接续内在的圣人之道；二是从道德主体推导出儒家文化的主体意识和道统思想的主体地位，以作为文化传授和交流中的主体。
儒家道统思想从孔孟起就重视主体思维能动性的发挥，以体认内在的道德理性。孔子讲“为仁由己”，孟子讲尽心知性，至宋明儒各派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认识内在的道德理性的重要性。尤其是程朱提出超越时代的心传思想，强调内在地体认圣人之道，以接续圣人之心，把道的传授与心传结合起来；陆王以心即道，强调致心内之良知，强化了主体意识及其发挥。与此相应，从道德主体性原则出发，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学道统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面对外来文化佛教及西学的挑战，坚持从道德的根源处挺立主体意识，以此来融合、吸收外来文化，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使中国文化在吸取外来文化的优长，排除其不适合部分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这表现出道统文化强烈而鲜明的主体意识。
儒学道统论重内圣心性之学，将其与平治天下之道相联系，因而形成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的特色。儒家的内圣之学崇尚内在精神的价值，把人的自我道德完善看作立世的根本，认为道德是崇高的，基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价值，将其运用于政治，便是由内圣而外王，以德王天下，以道治国。由此着眼于伦理本位，以道义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并把道德原则提升为宇宙的根本法则，道统之道成为哲学、政治治理、文教传授的根据。并且，其道在日用中，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亦成为法律的依据。这就把内在而修圣人之德，外化而施王者之政结合起来。
孟子继承孔子仁德，首倡仁政说，以仁义道德治国，主张施仁政于万民。《大学》的宗旨以明明德为内圣，把内在的圣人之德加以彰明，推圣人之德于天下，则是外王，外王以内圣为根据，把儒家伦理施之于政，即是由内圣而达于外王。朱熹以内在精神为价值取向，相对轻视外在物质，通过他所建构的“心统性情”论思想体系得以表现。朱熹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义理之心统率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重视和宣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认识和保持善性的重要性，体现了重内在精神的价值对其产生的影响。牟宗三以心性之学为内圣，以科学民主为新外王，主张以心性之学为本，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的新外王。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儒学道统论重内在精神的价值的特征。受其影响，这使得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既有助于保持人格尊严，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面包含了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源泉，同时又带来轻视物质及物质利益，忽视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流弊。
（六）道统与人生日用、社会实践相结合，具有经世哲学的特征
道统思想之内涵，包括了修齐治平之道，这对传统价值观念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在重视道义和内在精神的基础上，亦提倡将道义原则与人生日用、社会实践相结合，而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受其影响，理学家把求实与求理相结合，批判佛老的虚无和旧儒学脱离社会实际的训诂注疏之弊，主张：“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此学者之大患。”强调穷理求道，以至于日用，达于政事，讲求实事，于理推之于事。这具有哲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特征，而与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有别。
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儒学创始人孔子。孔子创立的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又淡化天命的神秘、主宰性，而更加注重人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显然把事人放在事鬼之上，说明孔子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人事，而不是放在鬼神迷信上。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思想，主张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体现了孔子的经世济民思想。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授弟子，提倡仁者爱人，并从事政治活动以体现之，年五十时任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又升任大司寇，摄行相事。不久弃官离鲁，率弟子周游卫、宋、陈、蔡、齐、楚列国，以便将其政治主张贯彻于实际。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文化教育，整理“六经”，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晚而喜《易》，序《易传》，为中国文化的承先启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亦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打下了基础。
道统思想之修齐治平之道表明儒家学说从其形成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重社会人事、人生日用的倾向。历代儒家学者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社会责任，以天下为己任，重躬行践履，实事实功，讲实理，求实用，肯定利欲，重视民生，倡民本主义。这不仅体现在南宋陈亮、叶适等功利学派和明清之际顾炎武等人的思想言行里，而且在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如二程、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的思想言行里也得到充分体现。
理学家提出道统思想主要是针对隋唐以来，佛、道盛行，出世出家，宗教冲击人文，不讲儒家伦理，不讲社会治理，崇尚虚幻玄览；同时也是针对旧儒学注不违经，疏不破注，重章句训诂，轻义理发挥，墨守正义，思想受到禁锢的学风，致使儒家圣人之道失传。由此，理学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把道统之道与社会发展实际统一起来的思想体系，提倡解决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重大实际问题，要求治经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通经致用、求实求理、经世济民的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经为手段，从经典诠释中发挥治天下之道，即道统相传的儒家圣人之道，其中包含了治理社会的道理和原则，并将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和社会治理的实践结合起来，以道即天理作为治天下的原则，并将其运用于施政理国的实践，其道在日用中，形上之道与百姓的日常生活不相脱离。这种道统与人生日用相结合的思想，基本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质言之，儒学道统思想对传统价值取向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民族潜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积淀下来，它对现代社会仍发生着影响和作用。人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变革其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应注意发扬其积极因素，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化事业服务。
在文化传承与价值重构问题上，应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道统思想，探讨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具有的意义，从而扬弃传统，继承和创新其所体现的有价值的成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文化的资源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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