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博发布的200多张老照片中的几幅。这只是沈石蒂带回以色列的2万多张照片中的一小部分
小人物与大时代
沈石蒂在1921年5月到上海。在摩西提供给我的沈石蒂于1956年亲自打印的一份简历中，他这样记述自己来到上海前的经历：1902年，我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我从小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去过学校。13岁时，我跟随父母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到那里的最初两年，我在一家百货公司里做送货员。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到中东铁路工作，曾在齐齐哈尔站和海拉尔站做车床操作工。1919年，中东铁路发生了罢工，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布拉戈维申斯克，那里刚刚被红色的革命力量占领。我和一些人决定帮助一家金属厂恢复生产，我负责去弗拉斯沃斯托克取得一些必要的生产设备。在那里我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挠。经历一段时间的躲藏和一个日本人上演的“屠杀夜”之后，我乘坐英国客船逃往上海。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告诉我，近代上海的犹太社区主要由三批犹太人组成。第一批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中东地区移入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选择上海，一是迫于巴格达地区18世纪后期日益加剧的反犹活动，同时也是上海在开埠后出现的商业机会。这批犹太人的代表人物比如沙逊和哈同，经营的都是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第二批是从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先到东北，继而南下上海。犹太人在俄国的处境很差，1900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后，一些犹太人为获得自由便随铁路修筑人员和护路军进入哈尔滨及周边地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败的沙俄军队中有大批的犹太士兵开小差离开部队，也导致了哈尔滨人口的增加。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一批俄国难民因为担心被当做‘替罪羊’而涌入东北，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及中东铁路沿线小城定居。20年代开始，哈尔滨犹太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受到一系列冲击，由盛转衰。一是由于之后中东铁路的共管模式加强了中国人的经济参与度，与犹太商人形成竞争；另外也因为中苏之间的冲突造成哈尔滨周围局势不稳，给犹太企业造成了波动。于是俄国犹太人陆续南迁上海。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已经达到4000人，远远超过了塞法迪犹太人的数量，成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团。最后一批犹太人，则是1933至1941年由欧洲避难上海的难民。
由此可见，沈石蒂的个人经历虽然特殊，但他的家庭迁入哈尔滨的过程，又和许多俄国犹太人相似。潘光说，俄国犹太人在商业上不如塞法迪犹太人成功，他们是属于犹太社区中的中产阶级，一般从事玩具店、餐馆、服装店、食品店这样的小本生意。来到上海后，他们在音乐、舞蹈、美术、喜剧等方面都影响了上海的文化生活。沈石蒂在上海期间，无论是他选择照相馆的经营，还是他展露的业余爱好，都表现了俄国犹太人的这些特点。
70年代时，沈石蒂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的采访，曾经这样描述刚到上海时的感受：“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与喧嚣。这又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妓女，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但我并没沉溺于浮华世界之中，我只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沈石蒂努力去做的事情便是摄影。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摩西在沈石蒂的指导下，后来也成为以色列当地一位摄影师。他告诉我，当沈石蒂给人们照相的时候，从来都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每次拍照都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挚的一面，他能和拍摄对象做很好的交流，进入他所希望看到的状态。”摩西说。这就和另一位老照片中的人物回忆的一样。“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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