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NPF按：
作者张宗华，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科研工作。现题为编者添加。原题：《18世纪中后期俄国贵族等级的社会心理特征》，原刊登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8世纪是俄国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时期，从彼得一世到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运动，通过学习西方俄国社会逐渐脱离传统社会，开始迈向市民社会，并由此激发了微观层面上人们个性意识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然而以军事立国为基础的俄国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进步时，完全根据军事需要迫切与否来发展经济。每当军事需要迫切时就发展经济,而军事压力松弛时经济发展就缓慢，其结果破坏了俄国社会的自然和协调发展,造成了俄国社会巨大的分裂。18世纪前半期，彼得一世主导的物质层面的欧化改革使俄国社会分裂为贵族和农民二个等级。18世纪中后半期，历代沙皇从贵族等级利益出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进一步欧化改革以及贵族内部矛盾的加深导致了贵族等级内部的分裂和对抗。俄国贵族的矛盾心理既是18世纪俄国政府欧化改革结果的曲折反映，又是18—19世纪俄国文学艺术苦难性、宗教性、人性的历史渊源所在。
一、贵族个性的发展——君主、国家概念的混淆
贵族在服役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所决定的。贵族作为一个等级义务为国家服军役、行政役，为此得到了土地的垄断权，他们扮演了双重社会角色：国家的仆役和地主。占有土地和农奴成为他们最基本的需要。1714年《一子继承法》把两种土地形式融为一体，最终把贵族等级连为一体。 1762年《贵族自由诏书》取消贵族的军事、行政服役义务，取消贵族占有土地的条件，使贵族的义务与土地相分离。1785年《贵族特权敕书》最终确立了贵族等级的特权地位，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农奴的控制权、土地的垄断权，把贵族从赋税、徭役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贵族成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等级。
书信资料证明，服役义务是贵族生活主要的目的。45位贵族作家的33封信中，55—90%的书信内容都是有关军役、行政役、外交役和服役前途问题的。贵族对1762年《贵族自由诏书》的颁布欣喜若狂，И.Г.切尔内绍夫致И.И.舒瓦洛夫的信中说：“你知道吗？亲爱的朋友，当得知这个喜讯 ,我是多么的兴奋，我泪流满面，这是替十万个贵族造福，这一天将使整个18世纪获得福音。”但摆脱了繁重的服役义务，获得了经济权力的贵族在1762年后继续服役，这种信念不是来自政府法令的强制，而是来自传统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束缚。1794年，波兰被瓜分后，波兰王公伊沙贝拉·恰尔托雷日斯基在是否让儿子去俄国服役问题上犹豫不决，Н.В.列普宁劝诫道：“不要听他们说，去俄国服役是为奴。我替你担保，在俄国服役，比在其他国家服役都自由。”因服役而享有贵族称号的А.А.别兹博罗德科在致С.Р.沃伦佐夫的信中说：“除了服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道路可以选择？”
“在君主们看来，贵族不仅是专制的可靠支柱，也是全体民众的代表……社会舆论被贵族舆论所取而代之。因而，沙皇把赌注押在贵族身上是一项最为实际、最合情理的举措，对那些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俄国皇位的人来说尤为如此。”贵族向往西方贵族豪华生活方式、追逐物质利益——土地、货币奖励、赏赐、退休金、别墅、马车、餐具，所以，专制主义政府利用官方学说调节贵族的行为举止，通过服役义务有意识刺激贵族服从并参与国家政权建设。这种价值观使俄国贵族完全丧失了个性，把服役作为忠君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的社会义务。1762年《贵族自由诏书》颁布后，贵族并未从强制服役的感情中完全解脱出来，扩大贵族特权的法令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爱国主义的情感，反而使服役成为贵族内部非常自觉的义务。
贵族为国家的服役与对君主的服役往往是一致的，对君主、国家、祖国的理解经常是同义的。俄罗斯帝国是君主的世袭领地，国家利益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贵族是君主的仆役，帝王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影响着国家政治势力的消长。忠君报国的热情浸透在所有贵族的意识中，而逃避服役则被贵族视为对君主的不尊重、甚至是背叛。М.И.沃伦佐夫曾对И.И.舒瓦洛夫说：“我特别希望你明年冬天来服役，把你的才干奉献给君主伟大的事业和亲爱的祖国。”贵族仕途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君主的评价。沙皇的好感、在宫廷接受沙皇的单独会见、沙皇的亲笔信成为贵族终身向往的目标。
18世纪俄国贵族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贵族意识的再现，在国家名义的掩饰下君主形象已经失去了个性而加以完美化。“俄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万众一心。沙皇如同慈父一般爱护自己的子民和国家，并依法实施统治，民众则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并在沙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幸福、力量及荣誉。”对贵族来说，君主的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与贵族之间关系的维系并不是通过法律，而是恐惧的情感，无条件服从，忠君意识在贵族中深入人心。恐惧和顺从成为君主监督下俄国贵族的生活写照。“君主在大多数俄国人的心目中无异于神人”。谢尔巴托夫的50封信都是对女皇的忠诚、赞美。Д.И.方维津认为：“君主必须制定国家法令，否则，帝国、国王本人的统治就会动摇。”可见，“在社会剧烈震动、价值观念急剧转变的时期，与政权保持一致是人们克服内心彷徨及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段。”在贵族的书信交流中看不到对自我社会作用的评价，对个性和等级利益的关注，贵族的所有价值标准都被归纳到忠君、义务服役范围之内，贵族等级利益被融入到帝国的利益之中，吞没一切的忠君思想压制了贵族等级应有的权利与个性，阻碍了贵族政治文化的形成。
贵族引以为自豪的是与沙皇的亲近。特殊的地缘政治使贵族完全屈服于帝王的意志，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执行帝王意志的工具，每个贵族深感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沙皇仁慈的结果。这种自我满足感和对君主完全依赖的政治幼稚感妨碍了贵族等级势力的壮大，反而为俄国君主的政治独裁培植了社会心理的土壤。“我们希望，俄国所有的贵族对君主无限忠诚，不逃避服役。作为祖国的儿子不说，也不做败坏君主形象的事情。”
在贵族冠冕堂皇的忠君旗号的掩饰下，刺激贵族服役的动机在于现实的等级威望和物质诱惑，俄国贵族为个人官运亨通而争权夺利，或者逃避服役，出国旅游、休假,适度的奢侈生活在贵族眼中显得很自然，而简陋的生活水平是有损于贵族荣誉的。“官职成为贵族评价家族财产的多少、家族自豪感、家族地位稳固的标志。”在争取官运斗争中的挫败导致了贵族内心的痛苦折磨，迫使他们施展有损于贵族尊严的阴谋诡计。
二、与传统价值观的背离——绝对服从又怀疑否定
对沙皇政府的反叛心理是贵族背离传统观念的表现。贵族经常有意识恢复对君主形象的整体认识，降低对君主的过度吹嘘而加以适度评价。俄军驻波兰的总司令А.И.比比科夫从内心深处反对瓜分波兰。贵族抵制政府频繁的军事远征，1768—1774年俄土战争时,Д.И.方维津在给俄国签约代表А.М.奥布列斯克夫的书信中说：“俄国今天的困境都是由外交委员会的Н.И.巴涅尔造成的。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福利，和平是必须的。战争除了虚幻的荣耀并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好处。”贵族开始对君主施舍的高级官职、亲近皇室的做法表示漠不关心，如在威尼斯任全权大使的С.Р.沃伦佐夫给父亲的信中：“女王说，她给我这个官职，是为了向我表示她的仁慈，这种安排我能够拒绝吗？实际上,我面临的困难比生活在威尼斯不知有多大。总之，仁慈是伟大的,但麻烦事很多,因此我要放弃它。”
因沙皇专制政策失误而给俄国历史发展带来巨大灾难，贵族的心理开始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对君主开始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批评态度。“国内由于君主犯罪而出现灾难是如此可怕,坚强、勇敢让位于受屈辱的奴隶地位。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缺乏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阴谋诡计、狡猾多变的恶习被张扬，善良被恶势力所压制。”贵族不仅反对政府的强制服役政策，而且力求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1794年С.Р.沃伦佐夫写道：“我只能责备自己非理智的冲动所造成的过错,我虽然受到惩罚,失去了荣誉，但我的良心是平静的。”1790 年А.М.库图佐夫对И.В.洛普欣写道：“我热爱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是对法律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破坏法律。”此时贵族开始区别法律、真理、社会共同幸福和君主的意志。А.М.库图佐夫对И.В.洛普欣又写道：“痛心呀祖国 ,一切都隶属于君主的意志,而不是法律。个人的安全感在减弱，对法律的信任感也在降低,法律本身在失去原有的作用。”
但从整体上来说,对君主作用的过度赞扬成为贵族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尤其是从爱国主义的情感角度极度崇拜帝国政府。“人一旦得到自由，他不断关心和苦恼的最大问题，莫过于赶快找一个可以崇拜的人。宁愿要处于奴役状态下的平等，而不要处于不平等状态下的自由思想。但是这种平等将使他们在他们要崇拜的人面前变得同样无助。……正是这种一致崇拜的需要，给每一个人以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痛苦。”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不仅得到俄国传统文化的支持，而且得到贵族等级自我保护意识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贵族潜意识中的奴性意识，片段性、口头上的政治抗议仅仅局限在对君主道德伦理行为的指责上，其影响范围仅仅是沙皇周边的人。
三 、 理想之路——嘲弄时政、离群索居
传统的忠君、爱国主义意识和实用主义观念的相互交织成为18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的主导价值观。官方价值观念的贬值不仅改变了贵族官员服役奋斗的目的——享乐主义，而且引发了爱国主义观念的自我毁灭，官员下流自私行为的出现。
贵族的消极价值观往往与国家义务紧密相关，主要趋向是反对提拔官员的传统方式，贬低贵族个人的呈请美德。认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道德标准——奴性降低了贵族的人格尊严。为了升迁而不惜奴颜婢膝，勋章和职位的获得使官职的威望下降,导致了贵族信仰的危机。贵族开始对国家义务漠不关心、疏远，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俄国社会制度的反抗情绪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这种情绪折磨着俄国贵族，磨掉了他们为事业成功努力进取的棱角。由于寻求庇护、好感而筋疲力尽的贵族产生了虚度时光的念头。由于不成功的服役仕途而出现了气愤、懊悔、不满和自我毁灭心理。“风气的腐化堕落、理性的迷失……人们用法律使信仰和道德威信扫地,丢开我们祖先的规矩和习俗，破坏祖先的陵墓,摧毁任何统治的这一惟一稳固的支柱，破坏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则建立一种没有过去和将来的社会。”
贵族开始区别为君主和祖国服役的内在含义。А.С.比比科夫、Я.И.布尔加科夫、С.Р.沃伦佐夫、Е.Р.达什科夫、П.И.巴涅尔、П.А.鲁缅采夫等人不愿在宫廷为官，希望任参议员或外交使节。叶丽萨维塔时期的高级侍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中尉С.Р.沃伦佐夫熟知宫廷生活，他对父亲写道：“当我考虑留在近卫军的时候，不奢望什么幸福？我认为最好去沿街乞讨，总比去服役和留在这个军团好。敬请尊贵的父亲，给我一点仁慈，能让我去野战军团。我自愿为祖国服役，而这种愿望与日俱增；但我不能忍受宫廷的生活，它比留在近卫军更恐惧。”
为了远离宫廷阴谋，外交服役、去国外学习和旅游成为改变贵族服役状态唯一合法的途径。驻英大使С.Р.沃伦佐夫退役后也没有回到俄国，而在维也纳生活了近30年。Д.М.戈利津非常留意圣彼得堡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向，经常回国考虑自己的未来。但是宫廷义务和国家义务在他们的意识中发生冲突，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响应和支持。Е.Р.达什科夫给刚刚留学归来的朋友亚历山大·库拉金写信：“我了解你们，不能不承认，你们远离祖国是为了得到好处。但我作为你们最真挚的朋友，希望你们回国留在这里。因为在这里，你们可以远离首都俄罗斯的烦恼和寂寞，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也在这里的乡村享受生活。”恰达耶夫评价道：“自由的个人和制度化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官僚这个大怪物将所有的全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同样，有组织的政权把社会上所有的健康力量隔绝起来，不使他们参与积极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而国家官僚所关心的只是维持现状。所以，俄国社会上最有学识、最活跃和最能干的那部分中的很多人都去了欧洲，都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或则仍留在国内，终日纵酒无度，为自己寻找一种毫无意义的毁灭，因为在所设立的机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一个位子。这种情形使有思想的人们或者陷入了狂热的、全面赞美现存体制的状态，或者相反，对现存体制进行自我诽谤和全盘否定。”
贵族逃避服役除了俄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个人生理因素，还有俄国现实的服役状况造成的心理厌恶。如58岁的А.М.戈利津尽力躲避宫廷内部的党争，不愿受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摆布，获准退役，远离莫斯科25年而从事慈善事业，建立戈利津医院，醉心于绘画和雕塑。48岁的高级参议员М.И.沃伦佐夫当得知彼得三世的死讯后，拒绝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效忠，要求退役。退役获准后,1763年他去国外长期旅行。即使势力雄厚的Н.И.巴涅尔和Г.Г.奥尔辽夫也不希望保持在宫廷中的地位。
贵族不仅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反叛，而且反对子女选择和继承自己的事业。如服役24年的Н.И.诺维科夫历经官场险恶，被捕入狱，出狱后为子女和已故朋友И.Г.施瓦茨子女的未来前程忧心忡忡。М.И.沃伦佐夫调教外甥А.Р.沃伦佐夫要热衷于服役事业，而А.Р.沃伦佐夫却认为绶带、官位和奖赏已经失去原有的价值，最终他离开圣彼得堡宫廷，在英国度过自己的晚年。高级参议员Ф.В.罗斯托普钦致朋友С.Р.沃伦佐夫的信中说：“我什么也不想要，因为得到的东西很可怕，我只是希望妻子漂亮、孩子幸福。”
内心世界复杂化、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是俄国贵族反抗情绪的最初表现。要求个性解放首先触动了贵族上层的根本利益，迫使他们从传统的、共有的价值观危机中走出来，社会地位的丧失，专制主义理想学说的弱化在贵族意识中引起了震动。他们希望获得新的价值学说，他们希望远离和相对独立于沙皇政府、官僚机构、世俗社会之外，逐渐摆脱沙皇专制主义的压迫获得个性解放。“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个性意识,不认可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如财富、荣誉、权力、影响力、个人成就和个人主义。”“在像磐石那样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其他自我表现的机会。为数不多的生活相当富裕的贵族知识分子以在俄国过游手好闲的无聊生活来补偿自己的痛苦和备受折磨的公民感情，而更经常的是——到国外去。”他们成为一批与政权相脱离，与所有阶层的日常生活、传统相脱离，带有自己非常偏执的独特道德规范和世界观的贵族知识分子——俄罗斯大地上“漂泊者”或“多余的人”。
贵族反对派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中重新定位，他们以训导、忏悔、日记、通俗易懂的文学创作和精神哲学的对白等方式表达抗拒情绪。“俄罗斯人用提高宗教道德理想和对彼岸世界永不停息的追求来补充自己日常生活的外在困惑和痛苦。”对贵族来说，与现实调和、抛弃现实是一种最无痛苦的有益之路。但是这种调和是不稳固、短暂的。为了使心灵得到安慰，贵族远离国家官僚机构，幽居在自我封闭的庄园世界、家庭的幸福和朋友的圈子内，逃避世俗社会里官员们的明争暗斗、沙皇政府的压制和排挤；在文学创作、绘画和音乐中寻求精神寄托，这样，俄国的文学逐渐从官方的赞美诗中独立出来，从挑剔、闲暇的文学变为以感伤主义为特征的专业著作。如1794 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劝导要求退役的 Н.В.列普金：“从你的信中得知你要退役，放弃给你的荣誉的事业，你已经习惯和离不开这个荣誉，除非你改变这个称号。” 而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却认为：“我自愿失去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与以前的生活兴趣隔绝，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我价值。”正是在贵族庄园里崛起了一大批俄国文学艺术的先驱：特维尔的尼科里斯基·利沃夫、乌克兰的奥布霍夫斯克·卡普尼斯特、托尔若克的普列姆黑诺·巴古宁、奥尔略夫省的兹内缅斯基·普列谢耶夫、沃尔霍夫河岸的兹万卡·杰尔扎温、莫斯科附近的齐赫温斯基·诺维科夫、萨拉托夫省的纳杰日金·亚历山大·库拉金等，他们成为俄国19世纪文学艺术辉煌时代的开路先锋。
1762年《贵族自由诏书》颁布后，退役成为贵族逃避黑暗社会现实的一个途径。但逃避现实社会的贵族并不是完全致力于经济事务。再者，贵族远离的不是土地，而是宫廷、世俗社会和专制主义的压迫，探询另外一种精神的独立和平静。大规模退役破坏了贵族整体社会意识的形成，阻碍了贵族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其结果在贵族内心世界产生了行善、苦行、内心自责，甚至自杀的念头。恐惧、忧伤导致贵族个人的信仰危机，使得他们的道德标准扭曲。在病态的价值观下对荣誉、自豪感、顺从、自由、教育、坦率、多愁善感等概念予以特有的解释。
四 、 贵族对农奴制度的矛盾心理
贵族是18世纪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不仅使贵族摆脱了义务服役负担获得了特权，而且拉开了贵族和农民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农民对贵族的依附达到了奴隶般的状态。农奴制对贵族来说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社会现实也反映在贵族的社会意识中。
1762年《贵族自由诏书》颁布后，农民成为贵族地主的私有财产。1765年的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流放农民，使之成为新兵。1767年政府禁止对地主赏赐得来的农民鞭打和在尼布楚服苦役，农民正式成为被买卖的对象。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的34年中对有功绩的贵族、宠臣赏赐了近80万农民，农奴制推广到帝国全境，并且日益渗透到贵族生活中。
大多数贵族认为农民是粗鲁、愚笨的贱民；农民是骗子、小偷、醉汉，不可能富有，贫穷是由于他们太懒惰所致，农奴是贵族经过“洗礼的财产”,有劳动力的“自己人”，可以被交换、发配去当士兵，如同不值钱的森林、马匹一样买卖。一头纯种狗价值为2000卢布，一名手艺精湛的厨师或技艺高超的乐师才值 800卢布，普通农奴只值300卢布，女农奴还不到100卢布。Е.Р.达什科夫对一位地方官说：“我希望你能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我40—50个农民。”伯爵别兹拉苏特病态地认为：“农民没有人的属性，而仅仅是农民。这样的农民应该知道自己只是主人的奴隶。主人会准时与他们接触，向他们征收赋税。任何时候贵族不要与农民讲话，不向农民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我深信，我是老爷，农民是我的奴隶；我是人，他们是农民。”为此，他竟然丧心病狂地每天检查二次主人和农民的骨骼，寻找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贵族地主非常嫉妒自己农奴的富有。“我们镇上的一些农奴很富有。一个农奴向地主交纳了 160000卢布，为自己的7个儿子赎身，却遭到了地主的拒绝 。”可见，在贵族的意识中，贵族的义务是发挥统治者的作用，而农民的义务则是按时纳税、服劳役，从属于统治者，这是千古不变的永恒法则。“每个俄国人都有基本的权利——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是拥有奴隶，因为穷人不可能养活自己。如果想享受自由，只能饿死。”他们把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视为下流之辈。
取消义务服役后，贵族上层忙于服役事务，他们经常奔波于宫廷、驻外使节和军事远征事务，而疏于自己庄园的经济管理。А.В.苏沃洛夫对管理军团所有世袭领地的С.М.库兹涅佐夫说道：“我从来就没有时间去我在诺夫哥罗德的村庄，我在高加索村庄几乎一半的农民都跑光了。”为了保障充足的劳动力，防止农民逃亡，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对待农民。贵族认为占有农民比占有土地更为重要，贵族地位的改变不是领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是隶属于他的农民数量。
叶卡特琳娜二世对狄德罗说：“在主人和农民之间不存在任何确定的条件。但是每一个明智的主人都应该尽力节俭，不要浪费他们，尤其是不要给他们过多的压力。”Е.Р.达什科夫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农民的富裕会增加我的收入，只有神经病才会折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农民。”大多数贵族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而某些善良的地主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开始对农民行善。在庄园建立学校、医院，收养年幼农民孤儿，容许娶农民的女儿为妻，让他们在森林盖房屋，给他们出售更便宜的书籍。慈善活动促使贵族的意识中产生了提高农民地位的念头，他们开始重新解释下贱人：“无礼、粗鲁、思想僵化并不是农民等级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他们长期处于不自由的奴役地位所造成的”，“即使最下贱的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低贱是指他的现状，下流是指他的行为。”他们鄙视不劳而获者：“ 农民劳动,而你们吃他们的面包”。他们对有才之士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情农民的悲惨命运。18世纪俄国著名的贵族讽刺家坎捷米尔写道：“自由人和奴仆身上流淌的是同样的鲜血，生长着同样的骨骼。”“庄稼人和达官贵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奴仆的精神应该是独立的。”“亚当没有制造贵族，挪亚在方舟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了与他别无二样的人 。”
18世纪俄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贵族的生活理想：渴望成为乡间的主人，取得土地所有权。这样就历史地限制了贵族不可能彻底解放农民，不可能摧毁农奴制。某些善良贵族地主只能对俄国历史现状感伤：“在保守的政治制度下，农奴制成为最令人厌恶、最残酷的剥削制度。”贵族对农民的同情感是软弱无助的，甚至是怪异的。“下贱人的生存只能在国王的保护之下,社会秩序的破坏是由于下层人自我意识的上升，他们地位的改变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幸福与繁荣。教育导致自由，但不受教育的自由将诱发专制、无序。”目光短浅的贵族一手翻阅情感小说，另外一只手残酷地折磨农民。托思妥耶夫斯基、 别尔嘉耶夫等思想家认为，贵族社会意识的两重性是俄罗斯精神——神圣与残暴的体现。可见,18世纪俄国农奴制强化的原因，除了从俄国复杂的地理历史条件中寻求之外,还可从贵族对农奴制捍卫的复杂心理中探求。
综上所述，18世纪的改革运动使俄国摆脱了落后的局面,但是,改革结果确立了俄国的封建等级制度,延缓了向市民社会的过渡，改革使“社会上层接受西欧模式的培养和教育；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立都仿效西欧模式；法律也模仿西欧制定。但这一切仅限于社会上层。”改革使社会转型时期俄国贵族上层心理基本上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的、内心恐惧的状态。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不容许贵族追求地位、财富，而这种观念与当时俄国现实不相符合，导致了贵族对官方学说的背离，18世纪俄国贵族的意识基本上沿着官方爱国主义和个人供职仕途诱惑相互交织、自我毁灭的矛盾方向发展，尤其是，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缺乏一种现代民主进取精神，所以他们对俄国面临的社会危机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文学艺术形式抨击沙皇专制主义，讥讽俄国大贵族的落后与反动，面对丑恶的、具体的社会现实，他们深恶痛绝但束手无策，只能在对上帝的祈祷声中忏悔、自责。这样,最终导致了19世纪民粹派的幼稚行为，以及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无休止的争论。这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两重性和俄国现代化进程受阻的历史渊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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