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文明之新
历史地看，宋代有许多年号，确实让人哭笑不得。譬如“太平兴国”，其间既不太平，也不兴国，而“靖康”更是使人匪夷所思。“靖”与“康”都是“太平”、“安康”的意思，结果“靖康”成了兵荒马乱的代名词，也是北宋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
手上有枚锈迹斑斑的“靖康通宝”，这个才发行使用不到两年的货币，既令人唏嘘，也使人回味。就在靖康年间，北宋亡于金，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少数民族政权推翻的中原封建王朝。从此汉唐气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元、清两代的金戈铁马与南宋与明两朝的诗词歌赋。大江东去穿插着小桥流水，成为了“靖康”之后中国中原地区的主要文化格局。因此，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反思、审理“靖康之变”的文化意义，显然自有其历史价值。
板荡知劲草，乱世出英雄。“靖康之变”涌现出了大量的军事家、政治家，这早已为后世所公认。无论是北宋政权的宗泽、韩世忠、岳飞，还是金政权的完颜阿骨打、完颜宗翰，实际上都是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关于靖康前后的军事、政治，这里我不再赘言。在这里，我想主要谈谈“靖康之变”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哲学地看，“变”与“新”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变”是量变，量变到一定程度就是质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站在北宋政权的角度看，“靖康之变”确实是政权之变，战乱之殇，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王侯公卿沦为楚囚，但若立足一千多年之后的今日再反思这场民族间的政权战争，我们会发现，“靖康之变”是中华文化的转折点，也是一段新文明的起点。
首先，“靖康之变”给中原文明带来了北方游牧文化的血液，使得中原文化更具备多元化与包容性。
在北宋之前，中国中原地区的文明主要是汉唐文明。北方少数民族虽然自春秋秦汉代以来就存在，但未给中原地区文化带来较大的影响。经历了“靖康之变”之后，黄河、淮河流域部分地区开始由少数民族政权所管控。在饮食习惯、文字语言乃至文化艺术上，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譬如今日河南“文集遗址”出土的金代瓷器，明显既受到中原陶瓷技术的影响，又有游牧民族的特征；而山西云冈石窟是由北魏、辽与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共同开掘的，体现了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混血”的艺术特征。
金代的冶炼、畜牧、皮革、种植制造等技术也自“靖康之变”之后传入中原。尤其是锡锌合金冶炼技术，成为了中原地区绵延千年的重要冶炼工艺。由于金政权崛起于世居缺铜的北方，因此它们独创了以铜、锡与锌三种金属混合冶炼的特殊技术。这类“混血”的合金质地坚硬，节省贵重金属并且容易冶炼，成为了南宋以来中原地区最常用的冶炼技术之一。
自“靖康之变”开始的“文化混血”，既是对先前“以儒为尊”的中原传统审美哲学的颠覆，也是对“胡服骑射”文化的赓续、呼应与发扬，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特征。因此，“靖康之变”所带来的“文化之新”不应为后世所忽视。
其次，“靖康之变”导致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南移，客观上带动了中华文化的全局性发展，特别是促使了闽南文化、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勃兴。
秦汉至北宋，中华文化多半集中在黄河流域，被称为“蛮”的南方，向来属于文化薄弱的区域。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建都。自南宋以降，以闽北、赣南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文化，以杭州、苏州为核心的江南文化，以潮汕为核心的岭南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流动而日趋繁盛，尤其到了明代，“东南财富地，江南人文薮”、“苏湖熟，天下足”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试想，若无“靖康之变”，岂有中华文化全局发展之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言，“战争让文明更加文明”。笔者也相信，任何战乱都是暂时的，但所创造出的文明却是永恒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君士坦丁堡之战虽然残酷，但却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大门；伯罗奔尼撒战争虽然对希腊城邦戕害巨大，但其带来的斯巴达、梅萨尼亚与罗马时代却衍生了光耀后世的文明。事实上，“靖康之变”也一样，“靖康耻”虽然未雪，但却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前景，从这点来看，自当被后世所铭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博士后。著有《布拉格之夜-- 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大国小城》等著述，译有《从柏拉图到巴特：西方文艺思想史》，并在《读书》、《光明日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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