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累积来的，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
先生最重要的作用，是启迪智慧，抹去蒙蔽。往往是一件小事、一句话、推荐一本书或一个动作，就及有可能让学生突然超越蒙蔽，醍醐灌顶，豁然大悟。
这些点悟学生心灵的先生，让我们肃然起敬。相比治国平开下，教育更重要。因为相比物质的贫穷，精神的蒙蔽更严重。
《诗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有传授渊源在，文化薪火就不灭，如南山之寿，如日月之永恒。
一
西南联大常委
张伯苓（1876-1951）
张伯苓，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之战，愤然立下教育救国大志。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1903年随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1919年，由江苏督军李纯赠50万银元，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又建南开小学，从而完成了“南开”由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
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师，请学生们吃茶，突然正颜厉色——
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1929年，南开女中首届学生毕业，张伯苓的讲话，是既幽默又深刻——
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1916年10月，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对教友们作了一次讲演。他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中国不亡吾辈在！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张学良，被深深震撼了。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沉缅于游乐，而应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从此，他以师傅之礼，以待张伯苓。
严修（字范孙）与张伯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首先把炮火对准南开大学，对准传承文化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炸弹无情地降落在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8月，在牯岭参加完茶话会到南京后，蒋介石又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陈布雷、陶希圣等人在黄埔路官邸午餐，张伯苓一开口就老泪纵横，说：“南开被日军炸掉了，自己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蒋见状当场表示：“南开为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虽然南开大学遭到轰炸，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被日寇野蛮地摧残，但南开的抗日和爱国精神永远不倒。张伯苓在南京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与教育部磋商后决定的。9月10日，教育部下文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教育部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教育部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随后任驻美国大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教育部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指定张、蒋、梅为长沙临时大学常委，杨为秘书主任。筹委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9月3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校舍、经费、组织等事项。
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校既联合，又独立，按照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说法，三校的状态是这样：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大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在昆明新聘请的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只发联大的聘书，三校之一认为这个人很好，另加一份聘书，表示三校分家后，可以继续聘请他回北京或天津。三校独立的地方还在于，都有各自的办事处和研究机构。
对于三校的既联合又独立，冯友兰打了个比方：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都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西南联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使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黄钰生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1947年，为庆祝张伯苓70大寿，胡适应邀用英文撰写了《教育家张伯苓》一文，热情称赞张伯苓的教育改革方针：南开的发展一日千里，其发展的进步是有计划进行的。胡适说南开有此成绩，须归功于张伯苓先生的领导。在文中，他转引张伯苓的一句话对南开进行评价：“我见前途充满光明的希望。南开的工作无止境，南开的发展无穷尽。”
蒋梦麟（1886-1964）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1920年3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的合影
蒋梦麟上任之初，即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
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初，三校也有一定的矛盾，蒋梦麟处理得很艺术——就是“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蒋梦麟负责联大的对外事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据钱穆的《师友杂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了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曾为蒋梦麟作传的学者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梅贻琦（1889-1962）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
梅贻琦的父亲有传统功名，原有产业，庚子拳乱期间被洗劫一空，家道从此中落。时梅贻琦12岁，他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梅贻宝才1岁。家道中落的困境，可能造成他沉稳寡言的性格。
1904年，梅贻琦入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他是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48年底，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离开北平。梅贻琦去世后，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做了一桌天津菜。
1908年梅贻琦被保送入保定高等学堂，后来，考取“庚款”留学资格，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就职演说——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
联大负责人与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参谋长、大队长、老师辅导员及随团医生等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中排左起：李嘉言、毛鸿、卓超、许维遹（读作“玉”）、闻一多、总务负责人、副医官；后排左起：吴征镒（读作“益”）、徐行敏、邹镇华、杨石先、袁复礼、沈履、曾昭抡、郭海峰、护士、毛应斗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学潮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1952年，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儿子梅彦祖
1940年，梅贻琦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这样写道：“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这可以看作梅贻琦的内心独白，他如此勇敢，又如此谦逊。话语中的真诚足以感动清华同人，感受到他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梅贻琦作为主持校务的常委，在处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他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论人数、论经费、论设备，清华占有压倒优势，梅贻琦必须让清华不觉得吃亏，让北大和南开不觉得被清华占了上风。
梅贻琦胸怀之“大”，让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整个联大也就一样看待他。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比较广泛地材料搜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
傅斯年（1896—1950）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并不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这个消息由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带回昆明，蒋此举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老朋友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
傅斯年与蒋介石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10月27日下午四时，梅贻琦召集联大教授会举办茶叙，欢迎傅斯年到联大任职。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并担任西南联大常委。
当傅斯年到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而对于当时的青年学子，傅则认为，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应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1938年抗战开始后，时任国民参议员的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蒋介石，历数当时担任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相信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7年2月15，傅斯年于《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当时宋正担任行政院长，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当时傅写道：“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二
中文系教授
刘文典(1889-1958)
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这是刘文典的传奇。刘文典的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
刘文典留学日本时，向章太炎、刘师培学习国学。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翻译英文电稿。执教北京大学时，参与营救陈独秀；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波中，参与驱逐教育部部长。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刘文典冲撞蒋介石，痛斥他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枪毙他，被关押，后被营救出来；1946年10月，刘文典也曾为蒋介石60大寿写骈文祝寿。建国后刘文典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
1938年春，刘文典只身一人离别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独自辗转到昆明。刘文典千里走单骑到昆明被联大一度传为佳话。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还有一句豪壮的话语：“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讲“《文选》选读”，有一次，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融融月光之下，学生聆听刘文典像行吟诗人一样朗诵谢庄的《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刘文典每朗诵一句，即引经据典讲解，学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狂狷、孤傲闻名，他的狂当然是建立在他的才华和学问之上。刘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
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也许有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本，刘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
杨振声(1890-1956)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在梁实秋的笔下——
杨振声，字今甫，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算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青岛大学筹备期间，以蔡先生为筹备主任，实则今甫独任艰巨。今甫身裁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
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朱自清(1898-1948)
朱自清在清华讲课时，以认真严谨而著称，上课时总是带着一沓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时交作业，并安排不定时的考试。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同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果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朱自清当时就在清华任中文系主任。
朱自清的研究生王瑶先生曾写《我的欣慰与期待》一文，说清华中文系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中文系的成就是与朱自清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在日记中曾提到，要把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了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1945年西南联大等举办“五四”纪念会，开了不久，大雨如注，秩序将乱。闻一多在台上讲话：“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纣那天，陈师牧野的时候，也是同今天一样下着大雨。”学生们被他演说说服，顿时秩序井然。
唐兰（1901-1979）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兰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文字学的大师，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学生好好读书。
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梅贻琦等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评介说：“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甲骨、金文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汪曾祺还提到了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要是在今天的课堂，他的饭碗非被砸烂不可。但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词的美妙之处，有点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意味。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改变了朱德熙的选择，朱德熙听了唐兰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1946年5月，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描绘了唐兰讲课的神采。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而唐兰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
沈从文(1902-1988)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的举荐。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此之前，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校长是杨振声。之前，沈从文有过做大学教师的经验和经历。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向朱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甚满意。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为此，他和梅光迪组织《学衡》，与《新青年》抗衡。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沈从文与弟子汪曾祺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在他记忆里，沈从文教联大学生写作，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地爱学生的心灵。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从文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沈从文不，他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从文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浦江清（1904-1957）
浦江清，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
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联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只身在昆明，靠鱼雁传书互诉衷肠，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亲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儿子浦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断。浦江清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浦江清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浦江清都记在《西行日记》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线时写道：“午时四时许，要越过警戒线……日哨兵有站，左右两站，距此桥皆三四里，此桥在两站之间，遂为偷渡之所。其后闻人言，日哨兵在四时后即归站，不复巡逻，大雨更不出，故余等实安全。”战时行路难，有时浦江清带的行李，被人敲竹杠，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挚友，东南联大校长何炳松、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热情地挽留他留下来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
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浦江清的女儿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结束时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于教室前。二排坐者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遹、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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