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我先给你出个题目吧，一加上负一等于几？”见我答不上来，我刚才拜过师的范老师好意地把答案告诉了我：“等于零。”

我大吃一惊。既然是加法，怎么会越加越少呢？范老师说，因为加的是负数啊。我提醒他，负数也好，正数也好，总还是个数啊，总不至于说……范老师又说：“负数比零还要少。”我仍不开窍，零就是没有，怎么可能比没有还要少？“怎么不可能？”范老师依然很耐心，“你现在手里有一分钱，但你又欠我一分钱，你还给我后，你还有几分钱？”

我恍然大悟，自己也咯咯地笑起来。

这堂数学启蒙课是在1979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上的。那时侯我高中毕业快两年了，当民办老师也快两年了，我甚至参加了两次高考，数学一次得了两分，一次得了五分。我并不很在意，还是天天读书、写诗，梦想着将来做个诗人。

后来我大哥说：“没有饭票子，怎么做诗人？”我突然就省事了，欲学数学，就特意拜我的同事、教数学的范老师为师。我很虔诚，搬来两把藤椅，备上茶水和香烟，在寝室门口，在那堵葱茏茂密的小叶女贞墙旁边，请来了范老师。在星月下，在晚风中，弄懂了负数这一个可笑的玩意儿。

如今的年轻人一定不明白，你高中毕了业怎么会这么一种数学水平。我要辩解的是，我读书时，一没逃学，二没贪玩，只是因为我运气好，无须学那牢什子数理化。我1972年上初中，碰上“反黑线回潮”，学校把学生们分成了农基班、写作班、文艺班等，我进了写作班，没有开数理化的课。高中时我转到横沟市去读，又是分班，有红医班和机电班，我又进了红医班，又没有开数理化的课。到快毕业了，才学了几个月的数理化，可那是高中课程，我张着耳朵、凝着神、耐着性子听下去，硬是一句也没有听懂。

1979年我高考数学得5分的那次，我一直觉得遗憾，那一年我最自鸣得意的语文只得了50分，而我的总分离起分线只差12分，语文怎么考砸了的呢？我临进考场了，才发现准考证不见了，给监考老师好说歹说，就是不让我进考场，他非得要我回村里去找村支书写证明、盖公章才行。可怜我的家离考场有十来里，我只得在镇上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找熟人接自行车，然后火急火燎赶回村里，现在想起来那速度只怕跟自行车赛差不多了。等我找到支书，开好证明，再赶到考场时，考试时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我还记得我急火攻心，好一会都看不清考卷上的字。

那一年我同村的一个同学也参加了高考，而且一直在复读，但他的数学得了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数：0.1分。高考成绩单发下来时，我们学校的民办老师都觉得这分数蹊跷得很，古怪得很，议论了好久，不理解他这个分数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正儿八经地算进了总分。“解名尽处是孙山，俺们尽落孙山外”，我们两人似乎也不怎么着急，记得我还一个劲地取笑他：“你算过没有，我的数学比你强多少倍？亏你还复读了这么久！”更意外的是后来我去这个同学家里玩，却发现我的准考证夹在他的一本复习资料里。这个同学后来一直没有考出来，很多年都在莲花台市场卖鱼，我也基本上都是在他那里买鱼吃。他很早就在城区做了楼房，辛苦是辛苦，日子过得也不赖。

我终于开始了我的数学自学苦旅。起初我也没有课本，只是要别人出题目给我做，做不了又再去问。我常常在学校的操场上用树枝解几何题，引人围观，以便随时请教。我的数学水平逐步提高了，这有我历年参加各种考试的成绩为证：

1981年，我得了19分。

1982年，我得了48分。

那一年我也感到很可惜。我的语文、政治都得了全县第一的高分，数学也好歹捞了点分，结果仍差0.5分未走成。我当时很着急了一阵。后来听说那一年有几个考生是通过查卷加分被录取的，活生生挤下来了我们几个。不过我也不怨人家，谁叫人家有关系我没有关系呢？谁叫自己不争气只考了这么个危险的分数呢？如果我的数学成绩不上来，明年怕又很难说。可是数学怎么学呢？我大哥又出主意了，他要我把课本找来，将例题、练习题、习题、复习题一题一题、一遍一遍地做下去。这个方法可能算不上最佳，甚至是个笨办法，但对我而言，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它首先让我沉静了下来，天天有事做；其次特别适合我拾遗补阙，因为我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1983年，我又一次上县城赶考。考了语文，再考数学。考完出来，碰到县教育局一个副局长，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头一偏，手一摆，说：“没问题！”他见我得意，又问我怎么如此有把握。我回答说：“以前考数学，我坐在考场没事做；今天考数学，我只是感到没时间。”

这一年，我的数学得了89分。不久，我就被录取到邻近的公安县师范学校去了。上学没几天，我过了我的22岁生日，只不过当天没记起来，好久了才想起生日已过，仔细推算，才回忆起那天是个晴天，我参加了学校的一场乒乓球比赛，晚餐时还花两角钱的菜票，买了份青椒炒肉丝的。看来，我的饭票子真的到手了，我又可以一心一意去叩诗歌的大门了。

历经磨难，我毕业分配时却时来运转，被分配到了教育局写材料。两个月后又被调到市政府，那年头时兴成人高考，我仍不死心，参加了一次。那一次我得了荆州第一、湖北第三的好成绩，全国的一流大学中文系可以任我挑选了去脱产带薪读书，可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只同意我读湖北省委党校的函授大专。组织部都觉得我这分数读这个学校太可惜了，来我们办公室当着我的面给领导做工作。领导说我们小蔡根正苗红，读党校，今后前程无量。我听他这么说，心里一肚子火不敢发，只黑着脸生闷气。多少年后我下海到了深圳，突然想起这事，才觉得非常后悔，为什么当初就不懂给领导送点礼，说点好话求求情？领导又不是坏人，并不是有意要卡我。如果那一年我去了北大，我后来的人生又是什么样子？

柳青说，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觉得那一次是一个紧要处，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我走错了方向。不仅如此，我后来几十年呆在那个小城里，虽然办报办杂志也算尽心尽力，但更多的时候却在喝酒打牌，游戏人生，荒废了可贵的青春生命。而且我也觉得，我的心智在遭受了一次次长时间的考试的煎熬之后，似乎被损害了一些灵性，再加上慵懒，以致秋收无粒，愧对了少年的诗人梦想。

我可能是忘记了：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