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东亚洋面上，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和西洋各国船只交汇，朝贡贸易、武装走私等情况错综复杂。诸国概况、各地要览均汇聚于一组绘制精良的海防全图中，呈现出一个刀光剑影的海洋世界。
数千年来，举凡中国边防巨制，无论是战国的齐赵长城还是后世的秦汉长城乃至明长城，这些蜿蜒万里的军镇要隘，都集中于北部陆防。碧波万顷、洪涛涌起的汪洋大海，长久以来被视作畏途，陆地尽头被当作天然防御屏障，少有海防专设。虽有广州、泉州、宁波等巨埠名港，舟楫林立、商旅往来，也曾有一些主管贸易、交涉事务的机构，但系统的海洋防御实践与理论建设却长期空白。
明朝为强化王朝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郑和七下西洋的盛况落幕后，海禁更趋严厉。铁幕之下，传统贸易断绝，走私的暴利诱惑陡增。“官市不开，私市不止。”“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日本混战中落败的武士、浪人与中国沿海不法商民、海盗混杂勾连，横行东南沿海，组织武装走私，甚至深入内陆劫掠州县，百姓深受其害，尤以明嘉靖时期最为严重。在大航海时代向全世界拓殖的葡萄牙、西班牙武装商队，经由马六甲、太平洋进入东亚海域，更加剧了该处海洋竞争的复杂状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朝空前重视海防。“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郑若曾等人所绘的《万里海防图》，直接服务“抗倭”战争。数十年后，武装走私商船规模日盛、更趋复杂，明廷整饬海防的压力更大，一组幅面很大且绘制精细翔实的海防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应运而生。
秘图真相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徐必达、主事董可威以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及有关“图论”为据，摹绘成一组条屏式样的海防图，命名为《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里衮、福隆安、裘曰修等人奉敕纂修《萝图荟萃》，以《明徐必达海防全图》之名收录该图。1925 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后，该图归入故宫博物院，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复其本名著录。
全图自广东沿海向东向北呈“一”字展开，绘出海南岛、雷州半岛至辽东鸭绿江口及朝鲜北部陆海交汇地带，详细列明其中的岛屿山脉、江海航路、军队驻防以及各级各类军政机构等图文信息。每幅分图宽60.5厘米，高170厘米，上方分别标注方位朝向，以便将弧形海岸线取直绘出。画面中，陆地部分居下、海洋居上，呈现“以陆观海”“以陆防海”之貌。这是传统海防图的典型特征，直观、实用。
该图绘制笔法精细生动，注记精确翔实。画面上方的海域部分，洋面以排布齐整的水波纹表示，岛屿山川以青绿山水画法绘出。自福建至辽东的传统近海航路，以无纹理浅绿着色示意，紧要之处的大小港口，还额外标注船只出入情况。对于海防要地，除详细绘制岛屿、防卫配置外，还另有详略不等的论述图说，补缀其间。
传统舆图尤其是专题类舆图的一大特色，便是图文互补互证，绘画、注记内容的详略主次甚至方位朝向，皆着眼于实际使用需求。作为整体海防系统的基础，陆地部分是军队驻屯、粮草筹措以及处置军民政务的根本所在。这部分采用“计里画方”的控制方式，绘出沿海若干府级政区辖境，详列其中自然、人文要素。
自省级布政使司以降，府、州、县及卫、所、巡检司等军政机构，特别是沿海屯兵所在，描绘周详。不同的机构、层级，以不同的图形标识加以区别，府、州、县及各卫驻地，以或方或圆的城墙状框线包裹，同城同驻的军政机构在同一个框内。所、营、堡、巡检司等均以长条框内注名方式呈现，全图整齐划一，谨严有序。
濒海地带另有旗帜飘扬的图形式样排布，其中广东雷州半岛至珠江口西岸、潮州府至福建福州府、浙江宁波舟山以及山东半岛区域4个主要地区尤为密集，当为海防预警建制——烽堠。此图绘制时，只保留地名信息而略去了烽堠称谓二字。
另外，山海关一线及辽西地区也高密度绘制烽堠旗帜，详细绘出依托长城各关隘和系列卫、所形成的“山海关—宁远卫—锦州卫”及“金州卫—复州卫—盖州卫—海州卫—辽阳城—沈阳卫”内外两道陆路防线，展示了万历中期以前，明王朝在东北地区备倭防海以及应对蒙古、女真诸部族的陆上防御体系。
组图除详细绘制中国东南海域及毗邻的陆上区域外，还绘有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与地区。在画面右侧，有文字注记为“占城、暹罗、真腊、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浡泥、西洋、天方等国俱在西南海中”。
相较这些南洋、西洋国家和地区，除朝鲜有比较详细绘制标示外，该图还着重表现了日本诸岛情况。所载《日本国论》长近两千言，介绍当时日本各地大名属地方位、相互关系等，并详述日本各主要港口往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路航线以及季风、航程等情况。
此外，整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附有《广东要害论》《广福人通番当禁论》《福洋要害论》《浙洋守御论》《浙直福兵船会哨论》《辽东军饷论》等论说16篇，涉及沿海地理、建制沿革、军事布局、作战方略等内容，图文互补，殊为可贵。
总体而言，《乾坤一统海防全图》详濒海而略内陆，详军政而略民事，这也再次凸显了海防图用以指导防御作战，尤其是防御海上入侵的主旨特征。
摹本何据
徐必达、董可威二人摹绘所得《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其图首徐必达识：
偶从金坛王君尧封所，得睹万里海防图……则嘉靖辛酉，昆山郑君若曾所摹，而故开府我浙新安胡公宗宪所刻也……因谋诸同舍郎北海董君可威，谓当亟广其传。董君曰可，遂付诸梓。
郑若曾（1503—1570年），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专注于天文、地理、舆图、军事等。嘉靖中后期，因编绘《万里海防图》为胡宗宪所赏识，延揽为幕僚。当时胡宗宪是主管东南抗倭全局的浙直总督，郑若曾以其所擅长的舆地之学及常年实际探访海防、江防所形成的学识谋略效力军前，“参谋赞画”。
入幕期间，郑若曾接触到大量的官方资料和一线军情要报，进一步加深了对沿海地区自然人文情况的认识。尤其在海防体系、军力配置以及积弊改良等方面，郑若曾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思考。在此基础上，嘉靖四十年（1561年），包含有72幅《沿海山沙图》在内的13卷海防巨著——《筹海图编》，在杭州成书并于次年刊行。
该书凡例中，郑若曾有言：“仿元儒朱思本及近日念菴罗公洪先《广舆图》计里画方之法。凡沿海州县、卫所、营堡、关隘，与夫凸出凹入之形，纤微不爽。庶远近险易，展卷在目而心画出焉。”同时详细开列编绘舆图、撰述图论所参考征引的图集文献，计有《皇明地理十六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广舆图》《沿海七边图》《三吴水利图》等全国总图、历史地图、边海图、专题图等20种，《明会典》《一统志》等政书、志书以及胡宗宪《督抚奏疏》、俞大猷《平倭疏》、戚继光《三台经略》、费信《星槎胜览》以及抗倭前线文武官员的奏疏著述，可谓集一时之大成。这也清晰解释了如此规模空前且内容准确翔实的一组“海防图”，其参考资料与绘制技术的来源。
另一套12幅一组的《万里海防图》也于同期完成，其首图有“嘉靖辛酉年浙江巡抚胡宗宪序 昆山郑若曾编摹”说明。
据此可见郑若曾所作的“海防图”有分幅不同但内容相近的两个版本。徐、董所摹绘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既称取法12幅本胡刻郑摹本，但对比之下，却又形似而实非，问题究出何处？
著名古地图专家曹婉如在其《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一文中考证郑若曾先后编纂印行过3套同质异构、繁简不同的海防图，且存在先后顺序为：12幅本详版《万里海防图》（今已不存）、72幅本《沿海山沙图》、12幅本简版《万里海防图》，其中72幅本据12幅本详版改编，并同步完成了12幅本的简化版工作。该文进而推断：这3种刻本图均有彩绘原绘本，徐、董二人摹本《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所依据的是12幅本详版，即初本《万里海防图》。
对此，钟铁军在其《明清传统沿海舆图初探》一文论及郑若曾《万里海防图》时，较曹婉如文章结论更为谨慎，称“曹婉如先生推测'万里海防图’系列原图皆彩绘本，不过由于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原图已佚，七十二幅和十二幅简本仅有刻本存世，而'十二幅详本’更是不知所踪，因此需要发现新的史料来作印证”。
比对徐、董摹本与传世的郑若曾两种刻本，显见摹本所绘海岛、州县数量更多，更为精准，陆上标出的地名远多于刻本所注。摹本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也更为广大，域外部分描绘得更为丰富。既然12幅本简版《万里海防图》刻本中有“原大图详悉，兹采其概以图之”的明确说明，那便有理由相信，在简版之外，确有另一组更为翔实丰富的海防图存在。如此一来，徐、董摹本虽称摹绘自“嘉靖辛酉年胡宗宪刻本”，但在绘图过程中，更可能参考了这一推论中的12幅本详版。但至于存不存在彩绘原图，现有材料似乎无法证实，姑且存疑。
另外，徐必达在识文中自陈：
其诸说，宁无今昔异变，宜更定者？但予管窥未及，不欲以疑信之见而辄掩前谟。一仍其旧，以俟后之君子。
“大海道——'南海I 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展览展示的《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局部）
从原本到摹本，即便以最晚出的嘉靖四十年本算起，也已历经44年之久。从嘉靖到万历，中间还有短暂的“隆庆开关”阶段，其时东南洋面倭寇横行的局面早已大为改观，原本相对平静的东北陆防却已“凛冬将至”。但二人摹绘一仍郑图其旧，近半个世纪时移世易，图上的论说文字，依然不作更变。翻检全图，有明确时间意义的注记文字中，书写在画面最右侧钦州千户所处一则时间最晚，其内容为：
龙门港为钦州南鄙咽喉，嘉靖庚戌，安南番舶突犯港口，议领东莞乌艚船六只、新会横江口船四只，兵夫五百名，指挥一员领往防御。至癸丑委守琼雷各港。
其中所提及的嘉靖庚戌，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癸丑，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者均在郑若曾原图刻印之前。而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其地多盗”而于福建漳州月港新设的海澄县，考之徐、董摹本，却并未体现。这也佐证了徐必达所称“一仍其旧”应为信言。
海防重器
明初，朝廷认为“负海之众，无事则资海为生，有事则籍之为暴”，开始在东南沿海建立军事防御体系。自洪武初年起，设置卫所及城寨、烽堠，并在紧要海岛添设驻军，沿海要塞设置水寨，逐步建立起包括外海岛屿、内港及岸防多层次的立体海防体系。但“海禁”政策之下，防御思想逐渐趋于保守，外海巡逻日少，海道要冲岛屿的驻屯军民渐次回撤，海防前沿为之一空。
海防战略失当、配属窳败，处处皆然。“海禁”政策高压之下被抑制的沿海商民生存需求以及日本国内乱局负面影响外溢，导致沿海倭寇、海盗活动更趋猖獗。自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洋面上，贼寇出没，劫掠出洋商民甚至登陆洗劫州县、掳掠妇女壮丁。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欧洲殖民者越过马六甲地区，进入中国南海、东海地区，葡萄牙武装船队抢占原明朝所属朝贡国满剌加后，东进北上，强行屯驻珠江口外屯门岛。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进剿，葡人夜遁，史称“屯门之战”。
后人据郑若曾刻本改绘的《万里海防图》（局部）
危机之下，朝野震动。嘉靖年间也是明朝海防体系重建、强化，海防理论、战略产出最多的时期。郑若曾、胡宗宪《筹海图编》作为这一时期海防理论实践集大成者，书中除其本人的策略论说外，还保留了大量同时代公私论著、奏疏及各类海图，这些丰富而系统的海防信息，均在《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中呈现。
闽粤交界处为海防重地，承担防范海寇穿梭于闽粤洋面以躲避追缴的潮州柘林，图述如下：
潮州之柘林澳内则有漳、潮海寇，外则有暹罗诸番，常泊舟于澳，为地方患。洪武间建大成千户所于腹里而外筑烟堡以瞭望之，续抽潮、碣二卫军以防其患。近因佛郎机之变，募舟十余艘于其处，遂为定例。
浙江宁波舟山所外海岛屿大、小衢山处，则有：
宜设水兵以遏贼入宁波、温、台之路。
自定海之吴淞江口、洋山，在适中之处，可以泊舟。直隶、浙东二总兵宜会哨船于此。
明《抗倭图卷》中明朝军民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场景
嘉靖中后期，一系列抗倭战争基本肃清了东南洋面的海盗集团。隆庆初年一度开放海禁，东南沿海尤其闽粤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福建漳州月港一跃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贸易口岸。凡此种种，都对明朝的海防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也促使其回溯历史，重新强化海防建设。
与此同时，关外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等部力量崛起，形成与东北明军的对峙局面。这一边防新状况，也成为这组图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到徐必达、董可威《乾坤一统海防全图》，这些海防图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明朝海洋防御力量建设、军事指挥体系演进、海防理论以及舆图绘制技术发展情况，是一种集大成式的跨时代成果，而且影响了其后两百余年海防图的绘制、传抄。甚至可以说，在近代实测海防（沿海）图引入之前，郑若曾所开创的绘制方法及其成果建立了明清时期中国海防图体系。《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最大限度地贴近了郑若曾图的原貌，其价值毋庸赘言，这也是入清后其长期为宫廷收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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