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华
1977年高考之后，在死寂的等待中得知落榜，在家父坚定的支持下选择了专职、专心复习中学知识，继续参加1978年的下一次高考。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复习。
首先，当年没有任何指导考试的复习资料。从参加第一次高考的感觉可知，原来高中学到得到书本知识绝对不足以支持接下来高考的竞争。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资料的不足是全社会性的，其他考生的情况也应该没有大的差别，只要掌握的知识扎实，知识覆盖完备，应该可以考出较合理的成绩。经自家翻箱倒柜、家父母之同事家的搜索寻找，竟然找到了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尽管版本各异、出版年月不同，各科相加也不是整套的教材，但是也还是包含了数学、物理、化学教材的小部分。
其次，农村家里的环境无法保证安心学习。学习最好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似乎立即就自然得出了应该到回到学校复习的结论。
（老家王铁钩村与茌平二中相距大约6公里）
或者是由于刚刚过去的1977年高考成绩过了初选线，算是不错的成绩；或者是由于当年（1973~1975）就读高中时与二中老师们一日三餐同吃一个食堂，当时表现不错；或者是家父母都是教师出身，与茌平二中的老师们熟悉；总之，1977年春节后的寒假期间，母亲到学校找了学校领导或者老师，立即得到回复确认，寒假开学，回二中随高二毕业班读书。（当时高中学制二年）
从1975年7月份毕业离校，到1978年2月份再次回到高中复习读书，时隔约两年半。复习期间随毕业班高2年级上课，大部分时间住在高2年级学生宿舍。如同早年读高中的时期一样，继续随老师们一起吃“小伙房”。小伙房的炊事员师傅依然是郭顺年，郭师傅的岳父早年曾经于家父共事，因此他称家父为叔叔，我也据此称顺年哥，或者郭师傅。【正如在拙文“茌平二中旧景、旧事”中描述的那样，在这半年的复习期间他对我极为关照。郭顺年师傅为了让我有较好的学习条件，他把小伙房院内的宿舍借给我用，不单单是在周末他回家时，而且在工作日，他开完晚饭后，经常自称家中有事骑车回丁块（乡）的家，第二天绝早赶回学校为教师准备早饭，只为把小宿舍腾出让我专心复习】。我不时的住郭师傅宿舍住有三个好处：1.有电灯，不需要因为点燃煤油灯而熏得鼻孔发黑；2.可以不顾及学校的作息时间，想学到几点就学到几点，甚至可以学通宵。3.整个小厨房的小院子，就我一个人，不会影响其他学生。当然，即使是这“最好豪华奢侈的学习条件”，也有些景象是今日人们不可以想象的。试着想象一下，农村中学，炊事员住的房间，房间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架，有个空间放自行车，仅此而已。春节刚过的2个多月，天气较冷，多穿衣服，也就是了。4月份开始，开始有蚊蝇，为了维持一个平静的学习环境，经常是晚饭后把门窗紧闭，喷洒上清水稀释的敌敌畏，杀死屋内的蚊子，室内开灯读书，为了防止室外的蚊蝇寻灯光进屋觅食，还要在门窗缝隙挂上棉球，棉球上也沾上敌敌畏。当时我就在这样的空间内读书、睡眠一整夜。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当年房屋质量差，门窗透风，在这样的环境过夜，竟然没有像蚊子一样被灭掉，竟然后来还到了首都北京读书谋生，也是异数。即便如此，这也是当年二中学子能享用的最豪华奢侈的学习条件，即便是我，也是每周只能有二、三晚可以享用，其他学生的心中定是是满满的羡慕嫉妒（没有）恨。也幸好郭师傅不是每天回家，每星期只有2~3个晚上可以享受单间的学习、住宿环境，没有长期、连续、过量吸取敌敌畏气体，所以至今依然十分健康。
（1978年初在二中复习高考时的教室，拍照此图晒有棉被，应该不再用做教室）
回到中学，当年读高中时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有些已经调离，有些不承担我复习时所在的高中毕业班的教学任务，对我而言，这个阶段就换了一些全新的老师，说是全新只是原来没有聆听过他们讲课，但曾经在一个食堂吃过饭，其人多很熟悉。【正如在拙文“茌平二中旧景、旧事”中描述的那样，我依然在男生宿舍有一个铺位，白天跟班上课，晚上在教室自习。这期间由于我心无旁骛，以自主学习为主，对1975年毕业之际还不认识的老师，似乎也没再深入地认识，对于复课时所在班级的同学，也没有深刻印象。记得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数学老师是秦英杰，物理老师是李富岱，化学老师是张明之。】语文老师应该依然是邹庆诰老师，政治老师由辛保华老师换成了王玉臣老师。
这阶段的茌平二中，学习环境大致与早年读高中时相同，唯一的差别似乎发电机不再使用，电网的供电似乎更加不稳定，因此晚上在教室自习，主要是靠煤油灯照明。白天上课时教室中两人用一张书桌，白天上课人都面向黑板，晚上两张书桌并在一起，四个人合用两张书桌相对而坐，合用同一盏煤油灯照明。似乎晚上自习时学生坐的位置与白天上课的座位不严格对应，围在一盏煤油灯下的4个同学颇有些自由组合的味道。这半年的学习，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做题、自己背语文政治，对课堂老师讲过什么内容、有什么班级活动、同桌是谁人、同学都有谁人，至今几乎完全没有印象。甚至当时上述任课老师中哪位老师担任班主任也了无印象。但也记得同期进入二中复习的学生不只我一个人，因为听闻老师曾经在某个教师集中的场合说过这样的话，“这新来的几个学生，学习真是刻苦，每晚上一灯油烧完”。想想这种情景，一个教室里近二十几盏煤油灯，从傍晚燃烧到深夜，再加上数十个人吐纳空气，教室内多是烟雾缭绕，每晚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3~4个小时，两个鼻孔内全是黑色的，洗脸时擤出的鼻涕以及嗓子中的痰也是黑色。也许是因祸得福，教室的晚上，这种云遮雾绕的教室中似乎没有蚊子生存的机会，因此晚自习时间没有蚊叮虫咬的记忆。过了春节，天气逐渐转暖，自然没有必要再点着煤炉取暖，也就没有了原来读高中时的值日生火之类的；劳动。除了每周打扫卫生、擦门窗玻璃，每天擦煤油灯的灯罩之外，也不记得有其他劳动。
（晚自习用的煤油灯）
1973~1975年读高中，记忆是彩色的，有很多有诗情画意的彩色画面保存在深度的记忆中，因此才能写出“茌平二中旧景、旧事”之类的文字。1978年的半年复习生活，则是黑白色的，学校的生活几乎没有记忆，特别遗憾的是半年的同窗生活，同学有哪些人也完全不记得了。能记得名字的高中同学都是1975年毕业的那一批。2012年纪念二中建校60年校庆，学校出版了《茌平县第二中学志》，也竟然凑巧缺失了1977、1978、1979届高中毕业生的数据。时至今日，回老家时曾遇到多人说“我是你当年二中复习时的同学”，我只能诺诺，甚是尴尬。
半年的复习，每天听课的同时似乎应该也做作业，应该也有单元考试、期中考试等环节，估计考试成绩表现也不错，否则不会也被学校选中参加地区（现在称聊城市）的数学竞赛，现在记得的是数学老师秦英杰带队参赛，竞赛地点是地区政府第一招待所（现在叫光岳宾馆），茌平二中参赛学生肯定不止我一个人，但现在对谁是其他参赛队员，取得什么成绩也完全不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公费“出差”，第一次公费住旅馆，也是当年在二中复习读书的斩获。
尽管高考前半年的复习是忙碌的，记忆是单色的，但似乎除了学习之外，也做些其他事情。比如当年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第三卷刚刚出版，竟然忙里偷闲完整的读完了当时出版的前三卷共8本（第一卷上下册，第二卷上中下册，第三卷上中下册）。至于是不是还读过其他“闲书”，也无印象。在比如学校操场西侧的菜地，似乎也是常去背诵语文政治的地方。行文至此，脑子中依然想起菜地中曾经繁茂的茄子、白菜。
高考报名在母校茌平二中完成，考场也在茌平二中。1978年6月底，学生放假，学校布置考场。我则回到王铁钩村老家，在家里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遍1977年全国各省区的高考化学试卷，然后就进入临考模式。当时似乎手头没有其他学科的各省考题，亦或者是在学校复习的时候就做完了其他学科的考题，总之没有集中练习其他学科的考题的记忆。能得到各省市1977年高考试卷做练习，应该是回到高中母校复习备考的收获之一。
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命题，对于非外语专业的考生，高考的正式科目是5门课，各门课程都是满分100分，总分满分500分。外语（英语）是5门课之外的参考性考试科目，成绩不计入总分，仅仅作为参考，不作为录取依据。7月20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7月2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化学；7月22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外语（我因为没有学英语，因此没有考英语）。
考试前已经被学校“清场”，因此住在家里，早上起床、吃饭，然后骑自行车约6公里到学校参加考试，中午继续吃“小伙房”；下午考完试骑车回家。因为是轻车熟路，没有家长接、也没家长送。稍微有点特殊的情况是考试前一天不知啥原因发烧，自行骑车到学校找校医刘子平打了一针退烧针。刘校医与我也很熟悉，因缘是1973年~1975年正式读高中，刚开始读高中的阶段，数学课的老师是许义德老师，许老师经常招呼几个学生到他的宿舍，帮助他批改数学作业，我就是这几个学生之一。我们亲爱的刘校医，是许义德老师的夫人。许老师后来调动到博平公社（后改称乡、镇，行政区划未变）从事行政工作，周亚平老师继续教我们班的数学，期间周老师休产假，周老师的丈夫王启学老师代课，这些老师除了传授知识之外，在高考前后都给过我直接的帮助。7月22号上午考完最后一门课程，家母也许是到博平镇办事情，也许对我发烧考试有些担心，竟然到了博平接我，为奖励我考试结束，在汽车站旁的瓜摊上为我买了半只西瓜吃，天气很热、西瓜很凉；复习考试有些苦，熟透的西瓜十分甜。这是一生中记忆最深的半只西瓜。
考试本身则完全是平淡无奇，已经掌握的知识点，考试时都考的不错，没有发蒙、没有失常；原来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估计再加长些考试时间，或者再复习几个星期也还是不会。最后得到的成绩也证明了这种状况：物理、数学、化学的成绩分别考出了91、93、95分的高分；而语文、政治则考得58.5、68分的低分。将500分的满分折合到100分，考试得到的总分405.5则相当于每门课的平均分81.1。这样的总成绩，且单科不及格的成绩能进入清华大学读书，而且还进入了著名的高分系无线电系，绝对是异数，是运气。这运气也包括报志愿、修改志愿、清华大学当年赴山东招生的老师中有无线电系的教师参加，等等。
《哥德巴赫猜想》是徐迟的报告文学，文章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最初发表于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第1期。这篇报告文学，曾经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随之而来的媒体宣传，使得原本孤陋寡闻的我，也知道了还有数学家杨乐、张广厚。更重要的是知道了我们山东大学有著名的大数学家潘承洞，研究的问题与陈景润相同。这是1978年高考首先报考了山东大学的原因之一。
正如上一篇描述本人文字“1977年落榜高考”中所记述的那样，1977年考了出了刚刚过了初选线的成绩，但报考志愿学校竟然同时报了清华、北大。由于高考成绩差而落选是必然的，但这种报名方法则应该属于无知、无畏的典型。今天我们知道，若非近年采用了平行志愿的录取方法，无论高考考出了多少分，这种报志愿的方法都是不合理的。
1978年高考，一开始山东省采取的是考试前报志愿的方式。依据能获取的信息资源，报纸、广播都知道陈景润是大数学（科学）家，而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也是大数学家，彼时似乎知道数学、物理化学是重要的学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似乎成了高中生的共识。在1977年高考落榜的阴影下，第一志愿报考了山东大学。其他志愿是如何选择，现在已经了无印象。
1978年高考后，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抽调优秀教师到省里集中、统一阅卷，此时是密封卷，阅卷老师看不到学生姓名。当年，由于是第一次全国统考，据说（这里的“据说”二字未经考证，也许是正常的考分统计过程在本来就在各个地区分别完成）各个地区都对试卷批改是否有误、考生“是否吃亏”非常关注。阅卷结束后各地区另行选派教师，对自己地区的考生试卷批改情况、考分统计准确情况，重新做了一次复核。这种复核过程，试卷就是“非密封卷”，参加复核的老师不但能核查试卷批改情况、考分统计是否有误，而且知道这张试卷的考生姓名、报考号等信息。总之结果就是部分老师，比正式通知考生考分提前知道了“著名考生”的考试成绩。想当年考生数目众多，没有电脑，数据统计全凭手写、眼观、心读、脑记，即使是想记下大量的考生成绩也不容易记得下来。相信我的物理91、数学93、化学95的成绩，应该是容易被人记得的好成绩。
我1973~75年读高中时的数学老师，王启学老师，恰好被借调到聊城地区教育局帮忙，恰好我是他过去的学生，也恰好我考出了“怪异”的成绩，因此他记下这个成绩是自然的。他不但在通知考生成绩前1~2天知道了我的具体成绩，而且他也知道了山东省教育厅已经决定了要“安排全省考生，重新报考志愿”。1978年重新报考志愿的做法，为山东省高考从考前报名转换到考后出分报名，埋下了伏笔。但由于自己1978年已经考上了大学，对山东省具体从哪年开始改为出分报志愿已不关注。我参加高考的1978年则通过高考出分后重新填报志愿，实现了实质性的“考后出分报志愿”。
1978年时王启学老师及其夫人周亚平老师依然住在茌平二中，王老师参加高考成绩复核工作“刑满释放”后一回到位于博平的家，便立即设法通知我到二中他家里找他。当时没有电话，也许大队部有手摇电话也未可知，总之我不记得王老师如何找得到居住在乡下老家的我，总之是找得十分困难，只有十分上心、万分关心学生，才能出、才能做到这种事情。我则不知就里，心怀忐忑的去见老师。
老师毕竟是老师，既有文革前读书的经验，又有在地区招生办公室帮忙掌握的信息，对各个大学的招生计划数、我的考分在全省的大致名次都有所掌握。王老师也问了我报考的学校之后，开门见山的说：成绩已经出来了，估计几天内就可以正式通知到各个中学，你考的不错，数理化的成绩是如此这般。你若想读理科就报考北京大学，想上工科就上清华大学。好好想想，到茌平县招生办公室改志愿去吧，茌平县招生办公室的主任是吕文涛，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吕老师，如此等等。然后就打发我回家“先行报喜”去了。
也许是见老师时心情紧张，也许是脑子兴奋没听清楚，也许是听清楚了但是没听懂。反正当时我以为到县里的招生办公室找吕文涛主任把我的报考志愿改了就是了。为此第二天屁颠屁颠的骑自行车20多公里跑到县城，找到王启学老师说的吕文涛主任，当时的官员似很平易近人，吕主任竟然接待了我这种屁事儿不懂的小孩子，耐心的告诉我。（1）不是你自己改志愿，是山东省统一部署重新填报志愿；（2）现在成绩还没有通知到县里，稍后几天会有通知；（3）回家等着去吧。然后骑车回家，现在回想当时年轻体壮，半天时间骑自行车往返县城近50公里，似乎没有累的记忆。
此后就是无聊且轻松的等待。按规定时间到中学重新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包括了清华大学，专业的第一志愿报考了汽车、专业的第二志愿包括了电机。似乎第二志愿依旧填报了山东大学，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并是重要的信息。当时报志愿时填写了“服从调剂”，这里的服从调剂包括学校服从调剂，也包括专业服从调剂。如在博文《1977年落榜高考》所述，毕竟高考是考户口、考一份工作，考出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至于是清华大学或者是其他什么大学，并不十分重要。岂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服从调剂”，又为录取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留下了伏笔。
第二次填报志愿后又是等待。等待来的结果是中学老师（依然是不记得他们用什么方法通知我，因为没有电话）的通知，有重要事情让我尽快赶到县城的招生办公室。下午接到通知，立即向县城赶，20多公里的自行车，似乎没有累或者不累的感觉。到了县城已经是傍晚。时至今日也记不得当时是不是吃过晚饭，假定若吃过饭也是在街头餐馆买点包子馒头之类。等待我的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要见我了解情况”，然后将我带我到县里的唯一的旅馆，县政府招待所。
（百度得到的王铁钩——博平镇——县政府招待所的相对位置）
应该是晚饭后的时光，在招待所的客人房间，见到了一男一女两位清华大学参加山东省招生的老师。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考生，在不知道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情况下，听说清华大学的老师找到县城召见，可以想象当时的心情定是惶惶不安。后来知道此两位老师是机械系的庄丽君和无线电系的查良镇老师。庄老师后来去日本留学，再后来做了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查良镇老师则是无线电系从事电子物理领域研究的大师，此等皆是后话。
见到两位清华大学的老师，才知道他们来到茌平这个鲁西边陲小县是来核对我档案中的“矛盾”，他们的目的是不为我未来的前程留下遗留问题。在那个时代，倘若一个“干部身份的人”档案中若有文字互相矛盾，没人知道会对个人的一生造成何种影响，招生老师试图把这矛盾落实、消除，由此可见清华大学招生老师对待考生的事情是多么严谨、认真，这符合清华大学的校风。多年以后，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我也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招生工作，曾经到很多中学做讲座，做招生咨询，特别是参加山东招生组工作近20年，一直力求谨慎认真，力求不误导学生，不能不说有当年庄丽君老师、查良镇老师的潜在影响。
前文《1977落榜高考》中曾经提到，我1975年高中毕业，得益于彼时家兄正在当兵，因此我没有参加上山下乡，是生长在农村乡下的“城里人”，身份属于“留城待分”，当时叫待业，现在叫失业。在填写高考报名表时，自然就在考生种类一栏填写了“留城待分”，不属于应届毕业生。另外一方面，由于家父母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县里、乡镇组织实施高考报名工作的人大多是从各个学校抽调的教师，这些工作人员多与家父母熟悉，知道我是“吃国家粮的城市人”，知道我是“生活在老家乡下”，因此在我档案文件的封面上盖上了“回乡知青”的朱红色的分类章。我在招待所被庄丽君、查良镇老师招待所接受召见时，清楚地看到摆在桌子上档案袋上盖了这个章。两位老师专程到边陲小县，找当地招生办公室办完了正事儿，招办出了文件，对档案材料做了更正，鉴于当时交通不便，他们无法当天立即回省城济南，需要在县城小住一夜。也是由于一夜无事儿，他们突发奇想，告诉县招办工作人员，想当面见见这个考生，县里招办的人这才紧急指示我骑车20余公里飞速赶赴县城。
参加过1978年高考的人应该记得，当年的数学考卷有5、6两题自行选择，分值都是20分的大题。我现在不记得高考考试时选择的是哪一道题，肯定没有能力（时间）把两道题全做完。在茌平县政府招待所的客房，庄丽君、查良镇老师竟然找出试题，准备了白纸，让我现场在两个老师的目视监督下，做了这道“漏网之鱼（数学题）”的题目。最终我也不知道现场答题结果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做数学题之后，两位老师又貌似随便的聊了一些清华大学的话题，比如无线电系在四川绵阳，你们报到不去绵阳，直接去北京之类的话，这话语使我印象很深，印象深的主要原因是“口气中听出我似乎已经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感觉上是无线电系的查良镇老师把服从调剂的数理化考分高的考生弄到了一个叫“无线电系”的专业。此时，无线电在我脑中的概念就是收音机，就读无线电系，也应该是造收音机、修收音机之类。
接受清华大学招生组的两位老师的召见、考察之后，连夜骑自行车返回老家，先是20多公里的骑车奔赴县城，接着是接受两位清华大学教师的“面试蹂躏”，最后是20余公里没有路灯的乡间公路夜路骑车回家。没有害怕、没有体力或者脑力的累，没有高兴或者是不高兴，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兴奋的回家。数日以后，得到了山东省招生办公室邮寄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按下来规定时间报到、第一次乘火车赴北京读书之类，这就开始了生命中的新的阶段。
（网络盗图：庄丽君老师）
（网络盗图：查良镇老师）
由央视播出《高考1977》引起怀旧，零零落落的写下两篇文字，这是其中的第二篇，回忆1878年高考的文字啰里啰嗦竟然超过了8000多字，感觉上语文水平依然处于当年高考语文不及格等级上。8000多字的文章，写作用了好几天。这几天也把早年写的回忆高中、初中的文字，顺序在公众号发出，作为这两篇文字的补充，至此关于高考这个话题的写作亦即告一段路。此期间曾初试微信朋友圈发文字，接着很快试水微信公众号。通过这四篇文字，大致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一只“麻雀”如何度过其青葱岁月。遗憾的是当年没有照相机、更没有摄像机，没有办法用“有图有真相”的方式记下那个时代诸位师长的音容笑貌。文中的建筑照片，多取自数年后在相关房屋即将拆除时他人拍照纪念的图片。写过去的事情，有遗憾是必然的，期间故事缺失的片段，也许以后还会再写，但再动笔写作一定不是近期的事情。
能考上清华大学，绝对是异数、是运气。时至今日，考生们存在单科不及格，平均每门课程81.1的成绩，铁定考不上清华大学。考上清华大学的我，实际水平与能力比起那些运气比我差的同学而没考上清华大学的同学，确实不一定有过人之处。我能进清华大学读书，是以其他大量的同学无缘进入清华学习为代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年来学习、做事都是认认真真，“不求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愧”。就我个人而言，在茌平二中历史的文字记载中也有数个不可挽回的遗憾。首先，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1975届的名单中，放眼过去名单林林总总都是互相认识的同学名字，但是1975届（1）班名单中竟然独缺我的名字。其次，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使得1978届名单缺失，因此也没有我的名字。搞得好像我是假的茌平二中毕业生似的。好在我的名字但出现在1978年茌平二中参加高考被录取名单的首位，可算做我是二中毕业生的旁证。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回，这些遗憾已经是白纸黑字无可挽回的了。事实上，即使茌平二中1978届毕业生名单不缺失，我的名字也不应该出现在那名单中，我高考报名的分类是“留城待分”，足以表明我不是应届生的身份。
1973~1975在茌平二中读书两年半，近年高中同学多有联系。但1978年上半年复习时的同窗，则完全无联系，一来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二来资料上也查不到他们的名字。希望这是可以挽回的遗憾。若有茌平二中1978届的高中毕业生或者其后人，读到此文请接受我对同窗的问候。
2017年12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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