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摇篮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先祖就已经活动在长江流域。1975年至1980年，在距金沙江不远的云南禄丰县，多次发掘出腊玛古猿化石，其中包括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一个腊玛古猿头骨。它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此之前，长江沿线发现了许多早期人类的化石。其中，在金沙江南岸的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化石；长江北岸的安徽和县，出土了与著名的北京猿人生活时代相当的“和县猿人”头骨化石；湖北长阳的窑洞中，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的“长阳人”化石，等等。
   
    所有这些考古发现，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栖息、繁衍、生活的重要地区。把长江喻为孕育了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以后，活跃在长江流域的先祖们，继续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着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
   
    分布在亚东、鄂西至鄂中南一带的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距今6000年左右的陶器，饰有绞索纹、平行带纹中夹横人字形、谷穗纹、齿状纹等，与中原彩陶常见的弦纹、绳纹、篮纹、堆纹判然有别。尤其是以各种形状的戳子戳印而成的戳印纹，更是大溪文化独有的纹饰。
   
    其后的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出土的彩陶器多数是两三色兼施，彩纹颜色往往浓淡相间，笔道不齐，整个色衣和彩纹都具有晕染的风格，为其他地区所罕见。
   
    本世纪70年代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更典型地反映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色。在这里，有丰富的稻作遗存，比大溪文化遗址的稻壳标本更令人信服地证明，新石器时代中原以粟为主，长江流域则以种植稻米为主；栽桩架板的干阑式建筑，揭示了南方多雨多水的自然条件下，房屋建筑由巢居——半巢居——地面的发展序列，这是不同于北方由穴居——半穴居——地面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骨器为主的各种工具式样新颖，加工精巧，尤其是成批的骨耜，更为引人注目。这类骨耜用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横凿方孔用来安装木柄，制作极为精妙，是中原地区所未见的。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使用雕刻、提捏塑等方法制作的许多陶、骨、木、象牙等原始艺术珍品，特别是一些象牙雕刻，如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十分精致，极富地方特色。
   
    中国历史跨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当时的黄河流域，但长江流域并未因此而沉寂。沿江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在受到中原文明广泛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的地方特色。其中，尤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江西新干县商墓遗址最为典型。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市北40千米，广汉市西8千米的三星村一带。自1980年至1989年，在这里相继发现了数千件陶、石、金、铜、玉器和几万件标本，揭示了3000~4000年前地处长江上游的蜀文化的发展概貌。这里的古城墙，采用的是平夯法，与中原习见的版筑法明显不同；除陶盉外，未发现任何其他的三足陶器，也区别于中原以鼎、鬲等三足器为基本组合的格式；祭祀坑内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塑像群，更是前所未见的重大发现。
   
    1989年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遗址进行的发掘，同样显示了殷商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浓郁地方特色。遗址中出土的柳叶形矛、四棱锥形矛、长铤单翼镞、手斧、溜肩圆斧和犁铧等，为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文物中所未见；而中原地区常见的爵、觚、斛等酒器，这里却不见踪迹。青铜器物上盛行此地独有的带状燕尾纹，装饰附件上独多虎等雕塑性动物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青铜雕像群，大洋洲商墓也发现了双面青铜神像，造型奇特，形态逼真，颇富想象力。而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无青铜雕像出现。这一长江流域独有的青铜艺术品，突出地表现了青铜器制作上造型奇特、制作精巧这一不同于中原的特色，也蕴含了此后南方文化注重想象、富于神秘感的胚芽。
   
    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沿线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成为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绚丽的区域文化之花。特别是中游的楚文化，际会风云，立异标新，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显示了后来居上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众多的楚文化遗存。拭去历史尘垢的楚文化遗物，无论是青铜器、木器，还是漆器、丝织品，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文化清秀、诡奇、追求创新、神秘而富于浪漫色彩的基本特征。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尊和盘各一件，尊在盘中，如花蕊凸立于花瓣之间，相映成趣。尊唇和盘口布满精细的镂空蟠螭纹和蟠虺纹，纹饰互不接续，全靠铜梗支承，玲珑剔透，令人叹为观止，有极强的虚实结合、轻灵活泼的艺术效果。楚地出土的漆器，纹饰形态繁多，夸张变形，且刻意求新，体现了楚文化浪漫奔放的艺术风格，激发起人们无穷的想象力。
   
   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这些基本特色，至两汉已基本定型，它与中原地区的北方文化耦合而成的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