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60年北京曲艺团学员班
文/毛桂玲
毛桂玲老师授课《探晴雯》片段
1960年，北京曲艺团团址在宣武区前门大街大栅栏（前门小剧场）。1960年的曲艺学员班是曲艺团以团代班的形式，由文化部批准、文化局奉命和各大文艺团体（京、评、曲、杂、电影、话剧等）的招生办公室联合招生的一次举动。曲艺团当时招进38-42名学员，有在校学生、社会青年和职工的子女，我也在其中。这一年，从青年艺术剧院派来一名导演兼协理员于真负责管理，而我就是报考人民艺术剧院复试落榜后接到曲艺团的通知书，最终成为一名学习曲艺的在校学生——那年我十四岁。
我们曲艺团学员班和其他院校一样，在管理上是严格规范的，学习时间定为五年毕业，不合格的要退回学校或安排别的工作。学员要遵守班里的各项规定，有严重违纪者会被开除。学员们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掌握曲种的特点，还要学习历史课、台词表演课、音乐知识课、武功课、曲艺发声课、基础唱法课、政治课等。
京韵大鼓名家良小楼老师教我们如何发声才能字正腔圆，唱出来的声音想要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得清楚，气就要沉下去，不能浮在上面。比如唱“花明柳媚爱春光……”口形不能张得太大也不能太小；再比如唱“毛主席像红太阳，明明亮亮……”唱得要圆润，鼻腔共鸣不能多也不能少，位置不能靠前也不要太靠后，要“气沉丹田”。老师一边讲课还一边示范给我们看，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学员眼里老师的话一句顶十句，所以那时候学习的知识基础课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扎实稳当，是老师一板一眼、一字一句地教我们“磕”出来的。良老师示范演唱的时候，嗓音高亢有力、干净透亮。怹唱的《华容道》《双玉听琴》等大气耐听，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单弦基础课起初由尹福来老师教授，后来由谭凤元老师教授。每天9点钟，尹福来老师早早就在教室里等着我们了。他一边弹着三弦，一边唱着岔曲：“春至河开……”。我们每个人的椅子上都有一个用竹子编的和八角鼓大小一样的小筐，用来代替八角鼓，而真的八角鼓大家轮流着打。像《春》《夏》《秋》《冬》《风》《花》《雪》《月》《风雨归舟》等都是那个时候学的。在学习期间，我们边学习边实践，参加了不少团里的政治任务，往往是早上拿到词，下午就和乐队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唱。12个人，拿着八角鼓，打得整齐、响亮，跟一个人打得一样。到现在，不管男生女生都会唱：“春至河开，花明柳媚……”感谢良老师、尹老师，他们教得好，我们底子也就打得扎实。当年每位老师在课堂上都一样地认真、耐心，过往点滴历历在目，让我们铭记在心。
当学员时我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到中山公园的筒子河去喊嗓子，回到小剧场还要练武功。这方面的指导老师是京剧界的季云鹏、张承凤和于世成。当时要练习下腰、跑圆场、云手等梨园行功夫。我们集体跑圆场时，小剧场的台子小，有时我们之间互相碰一下，年纪小忍不住笑，做不好。这时候季老师往往会拿着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拍打一下调皮者的腿，告诫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除了单个节目，我们还要学习折子戏。因为那时曲艺团分为两个队：一个曲艺队，一个曲剧队。高凤山和后来的赵振铎是曲艺队队长，而曲剧队队长则是魏喜奎。
前门小剧场后边小夹道西北角有个仓库，因为距离食堂相对近一些，为了照顾女生，被剧场的汪总务改为女生宿舍。1960年和1961年招收的学员正式合班成“60届”学员之后，人数增多，于是学员住宿整体搬到了离小剧场500到1000米远的观音寺一座旧式的老楼里面。这里没有暖气，上楼的楼梯是木制的，又窄又陡。推门进屋有一个大锅炉，烟筒直冲上屋顶，传达室王大爷负责给我们看门、烧水。每到冬天，同学们从剧场、外面回来，都围在锅炉边取暖。虽然两只手冻得跟小红萝卜似的，但脸上还是笑眯眯的。辛苦一天，趁着热乎劲儿各自回房间拉开被子就都睡着了。
那时我们周六晚间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一天，而星期天晚八点前必须返校。每月十六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啊！我记得到了周六放假，福宝仁老师会把剧场卖不完的鱼皮花生、糖葫芦、花生粘分给我们，这可是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有时我们自己也买一些回家分给弟弟妹妹吃。女生学员从早到晚几乎都穿着灯笼练功裤，从小剧场走到观音寺再回到小剧场，这样的往返每天都要跑七八趟。每当过路的行人问起，亲口告诉他们“自己是曲艺团的学员”时，我们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的情绪。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可笑，但那就是在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们除了学习还要观摩老师们的演出，当时小剧场的票价是十分钟三分钱。观众可以随意看节目，看一个、两个可以，全部看完当然更好，出剧场拿着票结算。周一到周日七天基本上都有演出，老师们轮流休息，到了周六还有魏喜奎和李宝岩老师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自从上级批准了西单剧场，曲剧队就搬到那儿去了，小剧场开始了曲艺的专场演出。
当时演出的阵容非常强大：孙宝才、王文禄的双簧，高凤山、王学义的数来宝，刘司昌的山东快书，王长友、谭伯如的相声《论捧逗》，曹宝禄的连珠快书《碰碑》，马书林的京韵大鼓《大西厢》，孙雅君的西河大鼓《绕口令》，曹宝禄、刘书慧的梅花大鼓《庄子上寿》，赵振铎、赵世忠的相声《汾河湾》，史文惠、陈涌泉的相声《扒马褂》，还有姚俊英、马玉萍的河南坠子《游西湖》等等。我们从这些老前辈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德行，更加明白了“艺不压身，戏比天大”的道理。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中央首长陈云同志非常喜欢观看曲艺演出，他的汽车停在大栅栏外面，只由警卫员跟着，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当年我们不只一次看到他来观看演出，这是令我们感到荣耀的一件事，至今想起来心里仍然暖洋洋的。
两年多的大课学习后，团艺委决定正式分科，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技能：
李金斗、王文友、王谦祥、李增瑞学习相声，指导老师是王长友和谭伯如；张新元、张蕴华学习单弦，指导老师是谭凤元和曹宝禄；孙学敏、杨雨云学习北京琴书，指导老师是关学曾；刘玉兰、希文英学习西河大鼓，指导老师是孙雅君；吴世霞学习河南坠子，指导老师是董桂枝；任鹤华、莫岐和我学习京韵大鼓，指导老师是良小楼、叶德林等。此外，团里还派我去天津向闫秋霞学习“白派”京韵，同去的还有向二毓宝老师学习天津时调的刘玉兰，同时还特意安排了一名女孩子去学习三弦。
经过三年的专科学习磨练，1965年我们毕业了，汇报演出很成功。五年的学习，师生共同努力，汗水没有白流。团领导决定组织老年队、壮年队、青年队三支队伍同时演出，其中老年队留在剧场演出，壮年队和青年队则分两路巡回演出。我们青年队一共16人，只带了两名乐师，因为我们学习期间每个人除主科以外还掌握了一门乐器演奏。这样我们就能像乌兰牧骑一样，一专多能，轻装简从。
还记得第一场演出时同学们既紧张又兴奋，节目有单弦联唱、坠子、琴书、相声、京韵大鼓、天津快板、莲花落等等，非常受欢迎。结束时观众们对我们的表现报以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把我们的心里装得满满的，我的眼眶里甚至湿润润的。
巡演至沧州，赶上了邢台大地震。那天凌晨，由于强烈的震动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了，看见房顶上的灯晃来晃去。正当我们很无措地不知该跑向哪里的时候，良小楼老师领着我们女生跑出了宿舍。我对地震一点经验都没有，只好抱住一棵树死死不放。即使在这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后，地震平静下来当天晚上我们照样进行了演出——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也决不懈怠。
巡演至重庆的某一天，正当我们准备演出事项时突然接到团里发来的一封急电，内容是“速回京全体人员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就这样开始了，至此，我们“60届”曲艺毕业班的演出画上了一个句号 。
我们“60届”曲艺团学员从十三四岁的年纪跨入曲艺的大门开始，从没离开过。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已经是发白如雪、饱经风霜的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有的同学甚至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就是这样，有的同学仍在为曲艺事业奋斗着，有的同学还在票房培养学生，还有的同学在力所能及地参加组织活动。我之所以记述下这段往事，是寄托一种怀旧的情感和思念——我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只是当初那段历史的片断——诉说着我们这些从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曲艺人们为曲艺事业奉献过的青春！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杜佳）
转自曲艺杂志《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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