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校园东北角。纪念碑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组成。纪念碑主体部分由墨石打制，碑首半圆形，高0.55米，宽1.23米。碑身高2.3米，宽0.76米，外加石拱券，整体通高3.5米。
纪念碑立于1946年5月4日，时值联大结束三校北返之际。受联大师生委托，纪念碑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因撰文、篆额、书丹出自三位名家之手，故而此碑又被称为现代“三绝碑”。
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
纪念碑碑体雄壮，集篆刻、书法、文学于一体，三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碑额篆体刚劲古拙、稳健凝重，碑身楷体隽秀而富于变化，正文通篇1134字，详尽地叙述了西南联大组建历程、南迁经过及历史意义。纪念碑碑文气势如虹、浑然天成，读之酣畅淋漓，是一篇值得传颂的千古雄文。
罗庸先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正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季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季；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季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季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季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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