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师表》讲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两汉南郡、南阳郡以汉水为界（东晋襄阳民史家习凿齿：”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历代典籍文献可印证此为信史），卧龙岗在南阳郡郡城宛城（习凿齿称之为”南阳城”）西门外七里处，卧龙岗”南阳诸葛庐”（唐刘禹锡语）存世近1800年，是名实相符的诸葛躬耕地。
南阳卧龙岗历史上被称为隆中。明叶桂章《武侯记》：“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候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木森森，映祠之前，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襄阳古隆中的前身是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纪念性园林景观”隆中十景”，1893年（清光绪）更名”古隆中”并建造同名石牌坊。
南阳郡辖区涵盖今襄阳市汉水以北区域，而今襄阳古隆中位于汉水南岸，汉代属南郡地盘，明显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无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东汉篇》两郡划界首版严格遵循了这一史实。但谭先生晚年站队襄阳隆中，口头推翻了这一划界，并应襄阳之邀题词，大意是说东汉南阳邓县跨过大汉江管了古隆中所在地，所以”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着实不明觉厉。
为什么会有旷日持久的争议，而且其中一方还几近弄假成真？
举个例子：上世纪某时段韩国人搞了个”岘山申遗”，把湖北襄阳的地名、地标，如岘山、鹿门寺、太平侨、夫人城、堕泪碑等一股脑儿打包进去（甚至李白《襄阳歌》也做为韩国国粹《李朝十二歌》之一传唱至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韩国江原道有个襄阳郡，据传为南宋襄阳生券军后代繁衍之地，这些侨置自生券军故土中国襄阳的地名、地标，至今已在韩国存在数百年，变成当地历史的一部分。这好比自家祖传配方被人换个名字申请专利后声名鹊起，原创者只能一声叹息。
躬耕地争议与此异曲同工。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过了差不多一百七十年，诸葛亮铁粉、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承认前史记述南郡、南阳郡以汉水为界的同时，突然又说诸葛亮的家安在”南阳之邓县”（汉水北岸），在”襄阳城西二十里”（汉水南岸），名字叫做“”隆中”——明显自相矛盾了，习凿齿笔下的”隆中”如何落地？活脱脱一处海市蜃楼。但就是这样一个”隆中”，成了后世襄阳说者神主牌，经年累月加工演绎之后，”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正式落户现址（古隆中），并由最初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演绎”躬耕于南阳”，于是躬耕地争议在明清之际横空出世。
万幸号称湖北襄阳名胜之首的古隆中出世太晩，没来及被韩国襄阳郡克隆过去，否则躬耕地争议又多出一个”韩国说”来。
个人推测至少到南宋末生券军时期，襄阳并没有叫隆中的实景存世，当时的生券军没有关于隆中的记忆，也就无从侨置。而宋末元初的学者、诗人元好问写《丰山怀古》，有”炎精惜季兴，卧龙起隆中”之叹，诗中的”隆中”则显然指南阳卧龙岗。
中国襄阳和韩国襄阳郡，虽有原版和侨置之分，却承载着部分共同历史记忆和各自引以为傲的文化价值，南阳卧龙岗和襄阳古隆中亦如是。
题主石头兄拿所谓”定论”贴牌”法律文件”为古隆中背书，试图扯旗作皮堵悠悠众口，这个做法很”襄阳”。建议写一些有理有据有观点的东西，大家一起砥砺碰撞，岂不快哉？
中宣部《学习强国》2019年10月2日〈每日人文地图〉栏目刊文介绍河南省南阳市，称南阳为“蜀汉丞相诸葛亮躬耕之地”——请问题主：这个算不算最权威国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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