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说”在解释陈寿著《三国志》为何只写“躬耕南阳”，而不写“躬耕隆中”或“躬耕南阳邓县”时，有一个很奇怪的论点，“那就是史籍行文体例的要求和这部史籍特别精审、惜墨如金使然；再则就是陈寿这位蜀汉旧臣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
关于陈寿《三国志》中的“躬耕南阳”以及后来出现的“隆中”地名的认知，南、襄两地学者的解读是大不相同的。“南阳说”的学者认为，隆中一词出现于东晋以后，因为诸葛亮、陈寿根本不知道“隆中”为何物，所以，《三国志》以前的所有文献史书上都没有隆中的记载。而“襄阳说”的学者却认为，“隆中得名应在诸葛亮躬耕之前，决不会是附会之名。根据地名具有极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隆中又处于离襄阳城不远的郊野，绝非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因此，隆山和隆中都应在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前就早有其名了”。也就是说，陈寿无疑是知道隆中的。
对这个问题，那位“号称”对“襄阳说”进行了“兜底性、突破性研究的”潘先生还专门举出了几大理由来证明：“陈寿在编修《三国志》时不仅知道隆中，而且不知道隆中那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隆中，那才是怪事”的理由和根据，大致有以下七条：
看了这一大堆资料，潘先生也感到奇怪，“如此说来，陈寿无疑是知道隆中的，但为什么又没有写进《三国志》呢？”为什么偏偏要写“躬耕南阳”而不写“躬耕隆中”呢？
对此，潘先生代“襄阳说”的专家学者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史籍行文体例的要求和这部史籍特别精审、惜墨如金使然；再则就是陈寿这位蜀汉旧臣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
看到“襄阳说”的这个解释，真使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大跌眼镜，别的不说，“曹操的军队占领襄阳后，襄阳城西的隆中即遭曹军严重破坏”，请问这条史料是从哪儿来的？凭空臆想到了这个地步真是登峰造极了。这么多人都知道诸葛亮“躬耕隆中”，可诸葛亮本人偏偏要说“躬耕南阳”，这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这是陈寿“惜墨如金”吗？这似乎不是理由，难道“南阳”二字比“隆中”二字能省多少笔墨？这也算陈寿在《三国志》中不写“隆中”的一个理由？真是笑话！
其次，陈寿“偏偏要写“躬耕南阳”而不写“躬耕隆中”是因为“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这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臆想”。我在以前批驳潘先生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即“诸葛亮以郡望称籍贯”的谬论时，为了让他明白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系统地给他讲了“郡望”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今天，为了使他这个“襄阳说”的“领军人物”在学术上有所长进，只好再给他讲一讲“避讳”究竟是怎么回事，免得他老在大庭广众之下闹这种“天马行空”的笑话。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长的名讳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换，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
避讳从周朝开始就有了，但当时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回避。名讳两字中，只有一个字相同，也不用回避。到了汉朝，这种要求变得非常严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也必须回避了。
避讳的方法主要也有三种，据陈垣《史讳举例》曰：“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
由此可见，“避讳”的对象是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圣人、自己家族的长辈，“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诸葛亮与陈寿的尊卑显然与此毫无关系，诸葛亮既不是西晋的当朝皇帝，也不是陈寿的先祖、长辈，陈寿凭什么要去避诸葛亮的“讳”？从避讳的范围上，就算诸葛亮是当朝皇帝，臣民所要避的“讳”也只有“亮”一个字，连“孔明”字号都不需要避，更不用说他提到过的地名、用具、事件了，如果凡诸葛亮提到过的词语后人都要“避讳”，那整个社会还不一下子返回结绳记事的年代？从避讳的方法上，“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隆中与南阳的关系也与此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诸葛亮写了“南阳”，为“避讳”不能再写隆中更是匪夷所思的“臆想”，是一个低级“史学笑话”。我们可以随便翻翻史书，古代在地名的“避讳”上主要是“避公讳或国讳”，如“均州”改为“禹州”，“真阳县”改为“正阳县”都是避皇帝的“名讳”，哪有因诸葛亮说了“躬耕南阳”陈寿就不能再提“隆中”这样的怪事？
当然，对这些常识性的知识，潘先生因水平太差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给出的理由是：“我遍查了《三国志》中历史人物的籍贯称谓，一是只写郡名，二是兼写郡县名。如黄忠的籍贯就属前者，诸葛亮的原籍贯则属后者。诸葛亮寓居的第二故乡，他自言是‘南阳’（郡名）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
潘先生这位“领军人物”的想象力真是不同凡响，诸葛亮说过“南阳”，“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依此论点，诸葛亮在《草庐对》、《出师表》还提到了许多地名如下：
如“先主屯新野”、“孙权据有江东”、“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益州险塞”、“若跨有荆、益”、“以向宛、洛”、“出于秦川”、“偏安于蜀都”、“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等等，诸葛亮亲口说了这么多地名，如都要“避讳”，陈寿的《三国志》还能写下去吗？诸葛亮说过“荆州北据汉、沔”，那荆州以下的襄阳、南阳、江陵、南郡、新野，陈寿统统“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吗？诸葛亮“自言是‘南阳’（郡名）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那《三国志·武帝纪》：“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先主传》的“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这样的人物传记岂不都是画蛇添足了吗？是不“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了？
请注意，两传中有“讳操”、“讳备”的字眼，而《诸葛亮传》则只有“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没有讳字。可见，在陈寿眼里，诸葛亮根本没有“讳”可避。
当然，潘先生在他的《第三个重大突破》帖子里也说了些实话，他说：“那个地方《蜀记》叫‘隆中’，《汉晋春秋》叫‘隆中’ ，《水经注》叫‘隆中’，其他众多史籍都叫‘隆中’那个地方不是隆中又是什么？陈寿没把隆中写进《三国志》，不等于他手里就没有有关隆中的资料，也不等于他就不知道隆中。”老潘说得对呀，这么多人都管哪个地方叫“隆中”，但为什么偏偏诸葛亮一个人管哪个地方叫“南阳”？诸葛亮管哪个地方叫“南阳”“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了，那些后来者不去“避讳”诸葛亮，非要违反“史籍行文体例要求”，不“以郡望称籍贯”，非要把郡名“南阳”具体到一个小小的山村，管哪个地方叫“隆中”，不是“有毛病”吗？
类似这样指着鼻子说眼睛的所谓“论据”，于史学研究，是可悲？还是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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