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著名道教学者谭峭及其《化书》

何振良

谭峭(?—973年)，字景升，晋江人，唐国子司业(国子监副长官)谭洙的儿子，是我国五代时著名道士和道学理论家。谭峭幼时聪颖，长大后博学能文，《全唐诗·谭峭小传》称其“博涉经史，属文清丽”。其父希望他遵循科举之路，走入仕途，但他自幼醉心黄老之术，无意功名利禄，后离家出游终南、华、岱诸名山，拜嵩山道士为师，学道十余年，深得辟谷养气的法术。谭峭经常四处遨游，夏天穿着厚厚的棉衣，冬天只穿薄薄的葛衫，有时倒卧在霜雪之中。畅游时，他还经常行吟：“线作长江扇作天，靸鞋抛在海东边。蓬莱信道无多路，只在谭生柱杖前。”

五代时候，闽王王昶拜谭峭为师，并赐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这是道教产生以来，官方正式承认道教的最早记载，也说明道教“正一”教派已经确立。可见当时谭峭的道学造诣之深，已声名远播。

闽国灭亡后，谭峭隐居在江西庐山栖隐洞，当时向他学习道法的学生有百余人。南唐后主李煜闻其名，将他召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要赐予官阶和财物，他固辞不受。李煜深为感动，更加看重他，将他比为当时的蜀国道士杜光庭，还赐号为“紫霄真人”，所以时人又称谭峭为“谭紫霄”。

后来，谭峭回归泉州本籍，修炼于北郊清源山紫泽洞。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混乱，泉州从属更迭，其间有王氏政权、留从效、陈洪进相继统治，政局比起北方较为稳定。王氏政权推崇佛教和道教。晋江王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除了是佛教的推崇者外，又是道教的倡导者。他们亲近道士，兴建道教宫观。因而当时天下的释、道为避华北和中原战火，纷纷云集在泉州。是时，出现仙道羽客遍及泉南名山洞岩，修真炼性，有的还著述撰书。作为五代著名道士，谭峭在泉州修炼时，对道家理论精心研究，有着独到的体悟，他对现实世界极为关注，并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终南山的著作《化书》，大量涉及现实生活，揭露和批判腐朽的统治阶级和黑暗的社会制度，成为一部颇具影响的道教名著，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地位，并流传至今。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化书》共分六卷，即《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每卷又分若干篇，共110篇。其道学理论多出于黄老，而揉合儒家的思想，有的篇章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①。如《化书》卷2《术化·心变》篇云：“至淫者化为妇人，至暴者化为猛虎，心之所变，不得不变。是故乐者其形如，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刚，忧者其形戚。斯亦变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顾六尺之躯，可以为龙蛇，可以为金石，可以为草木。大哉斯言!”所谓“至淫者化为妇人”句，为封建社会对妇人的偏见，然《心变》一篇却道出心变人则变的朴素辩证法，即使有六尺之躯，只要心变坏了，其人的价值不如草木。又如《化书》卷5《食化·食迷》云：“民有嗜食而饱死者，有焚食而鲠死者，有感食而义死者，有辱食而愤死者，有争食而斗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务禄，禄所以务食；贾所以务财，财所以务食。而官以矫佞谗言而律死者；贾以波涛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务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迁怨于辈流，归咎于江海，食之迷也。”《食化·食迷》以人为维持其生命的生存，故以食为根本道理，来喻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争斗。封建官吏接受俸禄是为了食，商贾冒死万里鲸波亦是为了食。这里缺少了个人的社会属性，即人的阶级性，但《食迷》篇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所以谭峭的《化书》其本多出于黄老，而又适合于儒家之思想。②

《化书》中有许多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露了矛盾的本质，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如《化书》卷5《食化·丝纶》：“王取其丝，吏取其纶；王取其纶，吏取其纟孛。取之不已，至于欺罔；其罔不已，至于鞭挞；鞭挞不已，至于盗窃；盗窃不已，至于杀害；杀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不爱，而敛者教之，杀害非民愿，而鞭挞者训之。”这是对统治阶级强取豪夺、残酷压迫农民的具体描述。他认为对统治者怨恨，才是真正的怨恨，如《化书》卷3《德化·养民》云：“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盗而怨使之防盗”。表达了其对残酷的封建暴政深为痛恨和对农民生活的深切同情。又如《化书》卷3《德化·弓矢》云：“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有国者好聚敛，蓄粟帛、具甲兵以御贼盗，贼盗擅甲兵、踞粟帛以夺其国。或曰‘安危德也’。又曰‘兴亡数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广粟帛乎?苟数可以凭，何必广甲兵乎?”总结了历朝最高统治者以武力镇压人民，则人民被迫以武力推翻统治者的统治的事实。他认为是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导致了农民起来造反，阐发了“官逼民反”的思想。他同时指出历朝统治者制礼乐来维护其统治，然而人民大众也会接过手来，以礼乐来反对统治者。因此，有的统治者干脆不要儒家的德治，因噎废食，以“聚敛蓄粟，具甲兵以御贼盗”，然而盗贼也会“擅甲兵、踞粟帛以夺其国”。所以《弓矢》篇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即有国者只有用儒家的德治才是治国之根本，然后辅以弓矢、礼乐、聚敛蓄粟帛、广甲兵之类。这些激烈的言论切中了时弊。

《化书》还从经济因素深刻地分析了农民反抗暴政的原因，如《化书》卷5《食化·七夺》云：“民事之急，无甚于食”；“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但农民这种最低要求却被统治阶级掠夺去了，“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所以农民不论丰歉始终过着非人的生活。《化书》更进一步从分配不均来探讨社会动乱的根源，《化书》卷5《食化·奢僭》云：“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战伐由兹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虽然“均食”的办法，只是种幻想，但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反映了农民某种均贫富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谭峭在《化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其理想中的社会为“蚁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从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料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之疑，与众戮之”(《化书》卷4《仁化·蝼蚁》)，“均平”思想显而易见。这一理想社会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③对于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化书》提出的办法是“节俭”，如《化书》卷6《俭化·太平》中“议欲救之，莫过乎俭。俭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谭峭希望用道德说教来规劝统治者实行节俭，寄托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但这观点在当时社会只能遭到统治阶级的蔑视，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问题认识上的不足。

《化书》阐述了谭峭的哲学思想，发展了道家“虚无”理论，称世界起源于虚，最后复归于虚，一切事物都在永恒变化。谭峭认为“虚”生万物，“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而后复归于“虚”。谭峭的这种哲学思想观点，可以说是对道教中的变化范畴最全面的发展。《化书》宣扬无形影、无寒暑、无死生、齐昏明、齐奢俭、外荣辱、黜是非、忘祸福、以泯灭一切差别，追求“虚实相通”的“大同境界”，认为“食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本，五常为食之末”。谭峭幻想一个“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太和”社会，这种幻想在残酷专制的封建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但反映了谭峭的崇高理想。

谭峭生活于唐末、五代、宋初数个朝代，经历战祸和动乱，目睹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对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化书》中用大量篇幅指斥、抨击封建统治对老百姓的残酷压迫和掠夺的暴行；同时也提出了治国安民、渐进化育的方法。“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馁也，由夺其哺”(《雀鼠》)。他认为“王者能均其衣、让其食，则黔黎相悦”(《鸱鸢》)，指出“穷民之力以为城郭，夺民之食以为储蓄……是不信于天下之人；斯道也，赏不足劝，罚不足惧，国不足守”(《有国》)。谭峭阐述的这些观点，虽然免不了道家虚无变幻思想，但并不脱离社会现实。④其进步的历史观被后世所注视和肯定。

明代谢肇淛《文海披沙》云：“谭景升《化书》一百一十篇，文词简畅，义理粲然。其中虽有长生太上等语，而无龙虎刀圭之术，恍惚之语。《道德》、《南华》之后，此其翘然者也。”《道藏目录详注》曰：“《化书》一部，要人穷神知化，反道归虚，不与物交，惟存神主，如是可以出化机之外，游无何有之乡也。”⑤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泉郡乡宦李贽更把谭峭提高到一个可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相提并论的地位，他认为：“若关君子之《文始真经》与谭子《化书》，皆宜随身者，何曾与释迦差异也。”

谭峭著成《化书》后，曾请南唐大臣宋齐丘为《化书》作序，但宋齐丘窃为己作，所以旧本《化书》作者题南唐宋齐丘撰，还被另称为《齐丘子》。事实真相如宋碧虚子(俗名陈景元)题《化书》后序云：“鸿蒙君(张无梦)曰：‘吾师友谭景升，始于终南山著《化书》，因游三茅，经历建康，见宋齐丘有仙风道骨……乃出《化书》，授齐丘曰：‘是书之化，其化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于是杖靸而去。齐丘夺为己有而序之耳。”此事蒙骗世人竟达几百年，到明代编撰道教经典著作《道藏》时，才将书名改为《谭子化书》而流行于世。

宋朝开宝六年(973年)，谭峭无疾而终，羽化于泉州清源山紫泽洞，享年百余岁。

注释：

①②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第16、17页，鹭江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第1版。

③《化书》，丁祯彦、李似珍点校本，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8月第1版。

④傅金星《泉贤著作述评》第49页，鹭江出版社出版，1994年1月第1版。

⑤转引自《泉州道教》第113页，郑国栋、林胜利、陈垂成编，鹭江出版社出版，1993年5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