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考证我的十八罗汉盘而偶尔进入了裴元博先生的博客，得到的感觉是一下子打开了又一扇中国古文化和历史的大门。裴元博先生与我素不相识，从他的博文中得知，他曾是沈阳和辽宁官方收藏机构的负责人，现已退休，住北京通州。
他的博客洋洋博文几百篇，主要集中于研究辽代文物。我想光是写这么些有血有肉的博文要花掉他多少精力，开个玩笑，脑细胞不知道要死掉多少，而且据说他还有脑血管阻塞的后遗症。
我说这个人了不起并不是完全肯定他的博文，而是佩服这个人的“痴”，他是痴心于辽代文物，痴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他在1993年看到一批花押玉石章，当时他卖掉了两套住房和一辆汽车，裁减了司机和秘书，好不容易才凑足了七位数字购章款，购下了全部玉石章。这批玉石章总数共九箱，每箱九盒，每盒一百六十枚，总计一万二千九百六十枚。当时他并不知其用途，但他知道一定是研究契丹字的宝贵资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老伴儿女一致反对下，他硬是把这套契丹文印章买了下来，贮藏到公司副经理家别墅的地下室中。1993年的七位数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去想想。这批石章现在多数人认为很有可能是辽代契丹文字的印刷用活字。如果真是如此，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因为这有可能早于宋代毕升发明的木刻活字。但是裴先生和他的一些同道们在辽代文物的收藏道路上走得是极其艰难，为什么？因为辽代史是后朝补写的，既不完整，也不一定正确，更主要的是辽代通用的官方文字是汉字和契丹文，而契丹文随着辽国的彻底灭亡沉入了历史的深渊几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世人几乎不知道还有契丹文这种文字，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发现之初契丹文还被当作女真文，后来在国内外专家的考证研究下才认定是契丹文。从发现契丹文到现在又要将近九十年，但是仍无法破译契丹文。国内有些专家穷其毕生在研究契丹文，但几乎不成功，这导致了从个人角度说，这些专家连个职称都很难评上，从整体上看，导致了辽史的研究几乎在原地踏步。虽然我们在裴先生的博客中看到他自认为破解了许多辽代文物的含义，但在我看来许多论断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牵强的很。举个例子，裴先生破译一批铜镜，其内容转载如下：
先看铜镜及上面的文字：
这些铜镜和1971年吉林省大安县（现为大安市）红岗乡永合村出土的，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著名的八角契丹文镜文字相同。铜镜镜缘阴刻文字，八角镜刻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这是金代打的验记）。圆形镜刻汉字“济州录司完颜通”。
契丹文专家陈述先生将镜上的26字译为一首诗：“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超脱网尘，天相吉人。”
而另一位契丹文专家陈传江先生则将其译为：“大康年，常德的外甥安毕马郎，娶北院仁懿府常德夫人、乙室右部的姐姐时（女方）的嫁妆。”
大家想想就这26个字，两位都是国内契丹文资深专家，译出来的文字除部分含义相近外，几乎完全不相同。由此而对这些铜镜的用途作出判断如何服人？
那么契丹文是否真的很难呢？据裴先生介绍创造契丹文时是将汉人唐代的隶书增减笔画而成，在当时有位叫宗雄的人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契丹文，更何况在辽代契丹文是用于记载朝廷重要事项的必用文字，曾经通用于官方和民间。现代发现的一些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许多都是汉文和契丹文对应同时出现在一块墓志铭上的。尤其是这几年，辽代文物大量出土，从裴先生的博文中可以看到，资料不谓不丰富，但是契丹文的破解依然是举步维艰，用裴先生的话说，迄今为止甚至还无法破译一句用契丹文大字所写的句子。
我没有研究过契丹文，按理来说毫无发言权。但是俗话说得好：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斗胆说一句，之所以至今仍未破解契丹文是因为方向上根本就是错的。因为我看到现在研究契丹文的人，大多是用比对法，即将同时写有汉文和契丹文的墓志铭等进行比对，万一契丹文的语法结构与汉语完全不一样，那你怎么同位比对？如果我们回到创造契丹文的时代，想象一下当时是怎么创造的，首先认定史书记载，即契丹文是汉字笔画增减而成。那么我们可以试试，比如现在要用一个汉字通过笔画增减变换成一个契丹字，就假定要造一个契丹文的“大”字。那么按一般情形来说，就应该找汉字中的“大”进行增减就可，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还要创造什么契丹文，就像日语一样直接拿过去就是了。但实际上根据目前契丹文研究专家认定契丹文中的“大”字极像汉字中的“又”字，仅仅是左上角多了短短的一撇，请看：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拿汉字中的“又”字增减来造出契丹的“大”字，如果当时造字的人就是随心所欲，想到用什么字就用什么字，那么他造出来的字是毫无规律的，也就是说常人除了死记硬背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学会起码要三四千个字才能书写和阅读契丹文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我想是不是这样，即在契丹文字发明前契丹民族一定是有语言的，而他们的语言和汉人是不一样的，最起码发音是不一样的。就像现代温州人读一篇报纸和用普通话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也就是方言的发音问题。我设想契丹人的语言中“大”这个字的发音很有可能接近于汉语中的“又”，所以他们将汉语中的“又”字拿来进行增减，变成契丹文中的“大”字。也就是说创造契丹文的人是根据契丹人原本讲话的原音来选择汉字的进行增减的。如果确实是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汉人只要了解了契丹文是怎样增减汉字笔画的规律，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辨认出契丹文中的汉字原先是怎样的，而且他只要照原先汉字的读音去读，当他读一个字或一整句甚至于整段文章时，契丹人能轻而易举的听懂他在读什么。比如一个汉人看到契丹文中的“又”，当他发出“又”这个字的音时，契丹人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说“大”。而汉人只要懂契丹人讲话的语言，他也可以轻而易举的读通契丹文，理解它的意思。
再举个例子，比如“花朵”两个字，汉人读作“花朵”，而契丹人读作“水果”。那么我们将汉字中的水进行增减变成“氷”，表示契丹文中的“花”，同时将“果”字进行增减，变成“杲”表示契丹文中的“朵”，这样汉人看到“氷杲”，知道这是“水果”两个字变过来的，他还按汉字“水果”读，而契丹人听到这两个字，马上就明白意思是“花朵”。而汉人只要了解契丹话中“水果”的音就是汉语中的“花朵”，那么他也就能轻而易举的看懂和读懂契丹文。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汉人要学会契丹文首次要听得懂契丹话，反过来契丹人要看得懂契丹文就必须学点汉文。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不识字的又怎么办呢，其实他虽然不会写但只要听得懂就可以，因为新造的契丹文虽然他看不懂，但是它的音没有变，所以他还是能完全听懂。而汉人只要看得懂汉字的变化，就能熟练的读出契丹文，甚至于流利的写出契丹文，当然他如果要理解意思，那他就必须懂契丹话。同时我还注意到契丹文中有些完全和汉字一样，没有发生笔画增减，但是按照我的逻辑它的读音虽然还是汉字的读音，但它的意思则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现在写四个字“氷而杲杲”，按照上面我的解释是否能解为“花儿朵朵”呢，不行，因为中间的“而”字在契丹文中可能是“开”的意思，因此“氷而杲杲”，读起来是“水而果果”，解释起来则是成“花开朵朵”。
讲到这里，似乎契丹文就可以破解了，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一个更大的拦路虎在面前，就是契丹话的语音原先是怎样的，现在没有人知道了。契丹这个民族已经被消灭，他的语言也早就被遗忘。那么是不是绝路一条呢？否，一、按照我的办法应该说读出契丹文就不是太难了，二、据了解契丹话属于阿尔泰语系，又与女真话接近，而这两种语言现在还存在。能否由精通阿尔泰语和女真语的人用我的方法去试试呢？我这个方法也不是瞎想出来的，专门研究契丹文的专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要破解契丹文就一定要精通中国历史和文化，要精通阿尔泰语，要精通女真语，甚至于还包括蒙语。
最后讲个小故事，现代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地方方言中南方地区的一些方言十分难懂，这些地方的文字跟其他地方的文字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他们说的话人家听不懂，比如温州话。温州话曾被人称作“鸟语”，又有人说像日本话。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温州生活了一个月左右，就能完全听懂温州话了。这一点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包括温州当地的人，可是当我正确的翻译出他们的话来时，他们傻掉了，说我聪明。其实不是我聪明不聪明的，而是我多读了一些书而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是根据一本古书破解掉温州语音的，这本书叫“镜花缘”，书里讲唐代几个汉人跑到海外去，结果到了一个国家一点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可是很快他们中的一个人破解了对方的语言，他用的是音韵变化的知识。讲的简单点，还是以温州话为例，温州话中的元音，比如“太阳”的“阳”，汉语拼音写为“Yang”,而在温州话中，元音“ang”变成“an”,所以温州人说太阳变成“太炎”，姓张变成姓“间”，如此类推，温州话中的“ong、eng、ing”等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以此规律去破解温州话就非常容易了，只是有一点，如果某个字它的音完全变化了，那你只能请教一下当地人，好在这样的字并不多，比如吃菜的：“菜”，温州人读作“配”。
打住，套用裴先生常用的一个词，我这篇文章题目应该改成：“关于契丹文破解的臆想”。最后说一句我是因为真的佩服较劲在辽代文物研究中的那些收藏家才写这篇文章的，只是想出一点微薄之力，也可能被笑掉大牙，这都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