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介绍了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在自己的印章创作中对“以书入印”的实践，但是我们在邓石如本人的诗、文和印款中，却并没有看到任何论及“印从书出”的文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印从书出”是邓石如篆刻实践中的自觉意识，而“印从书出”的理论是后人在总结其创作规律时形成的。
在邓石如之后，较早提出“印从书出”文字的是李祖望和魏稼孙的印论，他们在讨论印章流派的时候，发现和使用了“印从书出”这一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文化、艺术理论都有这样的过程，前人在不自觉中，或者说对艺术规律的理解后运用在实践之中，后人之后加以总结。
李祖望（公元1814~1881），字宾嵎，江都人（今江苏扬州人）。邃于经史、金石、小学，工画山水，卷由之气溢于楮墨。盖秉耳山家学也。著有小学类编，风行海内。又有《说文重文考》、《唐石经笺异》、《江苏碑目纪略》、《锲不舍斋诗文集》皆未刊行。在其《锲不舍斋诗文集》卷三中，收入有《汪孟慈先生海外墨缘册子答问十六则》一篇中有一则《问刻印》，云：
其法大要于字里见刀法，字外见笔法。因刀法见笔法，故世称为铁笔。然其派不必以南北分，而其流自别，从书法出，得其篆势，如邓顽白是也。庶不失秦汉古印遗法，董小池诸人犹能之。若字体结构必方，是为浙派，陈曼生诸人是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提及邓石如（字顽白），说道从书法出，得其篆势。这里还提到了两个人，既董洵（号小池）和陈鸿寿（字曼生）（古人在提及前辈时一般用字号，以示尊重，少用名，如今我们多用名）。董洵是其时徽派的代表，而陈鸿寿是浙派的代表。这里也概括了清代篆刻三大流派徽派、浙派、邓派的艺术特点。
这段文字中我们亦要注意铁笔的概念，这是印坛对刀法见笔法的认可，亦可见其时对书法的重视，在元代和明代的印论中我们是少见刀法见笔法的论述的，或者其时的笔法更多是篆法，既篆字而非篆书。此处对流派的区分亦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很长时间，流派篆刻都是以印人的地域来分的，而非以各流派的艺术特点加以区别。我们可以看到清中后期，篆刻艺术的发展，诸多印人都以看出“印中求印”和“印外求印”的区别。而邓石如印从书法出的方法已经不同于浙派印人的“不失秦汉古印遗法”的“印中求印”之法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特别是“得其篆势”四字，实际上已经很明确的道出邓氏印章的“印从书出”的内涵。
而真正将“印从书出论”全面阐述的当首推魏稼孙。清代篆刻家黄士陵曾言：“魏丈稼孙之言曰：‘顽白书从印出，印从书出，卓见定论，千古不可磨灭。’”
魏锡曾，字稼孙，号印奴，浙江仁和人。清咸丰贡生，曾经官至福建盐大使。一生富于印谱、印章之收藏，于印学多有新见，是晚清杰出的印章收藏家、鉴赏家、理论家。
清篆刻家赵之谦为魏锡曾作印两方：
“印从书出论”便是他与清代篆刻家赵之谦共同研究吴让之印作时阐述的。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他在《吴让之印谱跋》中写道：
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职。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
这段文字，我们之前曾经引用过，特别是其中对浙派始祖丁敬的评价，亦可以看作清代中期印坛的写照。特别是最后对邓石如的评价，显然要超过徽派的其他印人，故对邓氏有“别帜”、“奇品”之美誉。邓石如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八字是标举邓石如印章艺术成功之经验，也正是因为“印从书出”，所以其已经不是当初的徽派，而是在徽派中异军突起，别帜高树，自成一家。
邓石如之后，杰出的篆刻家大抵都是遵从“印从书出”之路。例如吴让之篆书秀丽婀娜，用刀如笔，书风印风浑然一体，真正达到书印合一的境界。故吴昌硕甚至赞曰：“余尝语人学顽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徐三庚篆书如吴带当风，以浙派的涩刀法表现流畅的自家书风，使其印章昭彰于世。而赵之谦印章面貌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路，亦是与其篆书风格相统一的。黄牧甫以工笔作金文，治印喜光洁，亦十分注意自己书法意趣与印趣的和谐。而其后的篆刻大家吴昌硕，一生写《石鼓》，郁勃之气融入印中，使其印作完全统摄于自己的篆书风格之中，饶有浓重的笔墨之趣。至于近代齐白石先生的大起大落，充分表现了写意精神的印章，更是“印从书出”的典型。
我们看到邓石如之后的篆刻名家以书风与印风相统一，而又形成各各不同印风新面的历史表明，这种书、印风格的统一，不仅使印章更完美体现了篆刻家自身的艺术倾向，也使得印章创作的表现力得以深化。“印从书出论”的实践和理论的提出，是清中后期文人流派篆刻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印从书出”对篆刻家的要求更高，要达到上述印人的艺术高度，创作者在篆书书法上的造诣亦要是别开新面的书法家。
魏稼孙提出的“印从书出论”，既有传统的篆刻美学思想作基础，又打破了前人“印中求印”的狭隘观念，因此给印人通过个性篆书在印章中追求风格的表现，展示了十分广阔的天地。“印从书出论”与赵之谦倡导的“印外求印论”是为篆刻艺术注入了极强的生命力，为晚清和近现代篆刻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来看看文中提到的清代后期篆刻家的书法与印作，看看其中的“印从书出”：
先来看看清代篆书家、篆刻家吴熙载（字让之）的书法与印作：
清代篆书家、篆刻家赵之谦的书法与印作：
清代篆书家、篆刻家黄士陵的书法与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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