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与西方艺术家全然不同，对于大多数文人墨客来说，写字、作诗、绘画都是休闲娱乐一事，他们在仕途上或坦荡或坎坷，都会吟诗一首或挥毫泼墨以抒心中之情，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强制要求，此为林语堂所谓“游戏精神”。
西方艺术家也有游戏精神，但他们大多以“艺术”为生，是职业的艺术家。他们需要不断地创作艺术作品才能维持生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艺术创作是受生活所迫。
林语堂谈论这一观点时，以文人画引出：“这是文人学士的一种消遣方法，处于游戏形质，与作书吟诗无异，故没有一些沉滞不活泼的神态。”从创作的动机来看，林语堂把绘画与书法归为一类，使用工具和表达方式都大体相同，需要笔墨纸相互配合，所创作出的作品全凭作者心性。文人学士长时间触摸毛笔，早已习惯了用笔的方法与技巧，深谙笔性，不管是绘画还是书法，都是作者在有充沛精力下，以愉悦心情、调剂身心而做的娱乐性行为。
相比于西方艺术家而言，中国古代文人多是达官贵人或者官宦子弟，他们往往不需要以艺术创作维持生计，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人都是如此。再有，很多书家喜欢酣酒畅饮，似醉非醉时，大笔一挥，乘兴而作，大量的题壁作品、上乘佳作都由此诞生，这些艺术作品甚至作者本人都无法再次复制和还原，是艺术创作的感性表达，少有理性在其中。
林语堂看到了书法与自然和欣赏者之间的共鸣，是一种心灵化的沟通、意气上的相投，这就需要艺术作品具有主次分明、潇洒自如、风格飘逸的特点。“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的书法来自书者的心灵，林语堂以中国文化为代表提及“龙”的例子。龙是中国人的图腾，古代皇帝以龙为权力的象征，化自己为龙之子。“龙代表着来生来世，代表着我们先前提到的‘逸’的原则，代表着伟大的道教智慧，因为它常常藏身于云雾之间，偶尔才露其全貌。这也是伟大的中国人的做法。
中国人具有完美的智慧和力量，却常常藏而不露”。在这里，林语堂提出了“逸”的观点。李嗣真《书后品》说：“吾作《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难也。及其作《书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故知艺之为末，信也。虽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绝终古，无复继作也。”其中“偶合神交、自然冥契”，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旨趣是相通的。
因此，林语堂也继承这一思想，认为“逸”是中国书法的最高追求，当然，只有具有游戏精神，才能达到“逸”。这是用理性和语言难以描绘的，因为它神秘而内在。艺术以个人情性为基础，以消遣为主要目的，只为寻求心中的那分自由宁静，怀着向往的心态进行创作。林语堂所主张的“游戏的艺术观”不是不负责任和毫无道德的游戏玩乐，而是以快乐的方式反映人生和生活的本相，从而使读者在愉悦中得艺术的熏陶以及获得美的体验。（节选自：“林语堂的书法观”）
林语堂作品选刊
供稿：2020《书法报》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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