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很多清华、北大的高等级人才出国后就很难回来了，经过分析，他们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一类人，比如争议很大的颜宁（结构生物学家）。国人为此感到痛心和不解，其实这很容易理解。
很多国人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是一窍不通的，他们以为基础科学的研究，会创造看得见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真正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可能一辈子甚至数百年都不会对社会经济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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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的研究，几乎是一种苦行僧一般的执着，是一种兴趣使然，只有人类中的一亿分之一的“天才”型人物，才能够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各种现象、数据、实验中得到可能的线索，更多的是长年累月的观察和记录。
牛顿在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三大运动定律、微积分的时候，天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实际用途，在牛顿的时代，没有人因他的发现而制造出航天飞机。
列文·胡克，那个成天热衷于磨镜片的家伙，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居然制造出了原始的显微镜，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看到”细菌的人，最后成为“微生物学之父”。
居里夫人，每天埋头研究放射性，她的脑海中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子能应用”的概念，只是为了研究，找到真相，而她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拿。
爱因斯坦在做追光实验的时候，也不忽悠人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伦敦的金价是不是因此上涨，也不会有人觉得，当年的农业生产是不是够得上全世界的口粮。
而普通人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基本上不可能有坚持下去的决心，他们太执着于“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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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乎没有基础研究，科学家们，在科研院所，每天忙着各种开会、演讲、给政府部门做顾问，还要构思年终考核的论文，因此，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了。
而国外的基础科研，没有什么论文数量的羁绊，可以常年获得基本的科研资金，做着一遍遍各种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研究和实验，比如用各种高能粒子去轰击靶标，观察个别粒子的古怪运动，甚至是徜徉在各种运动公式中，不能自拔。
而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是犯傻，还可能是一种魔怔，当然，更多的是觉得这种行为“不务正业”。
其实，这也是本里正对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难题的解答。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秦汉之前，是贵族政治，出身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与欧洲基本没什么区别；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直到唐初，属于门阀政治时代，其实也是出身论决定一切。
直到武则天之后，才将“科举制度”发扬光大，到宋朝迎来一个小高峰，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为思想层面的桎梏。
也就是说，在1840年之前，成功的标志就是“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讲究的是劳心者治人，出将入相、出仕做官，司牧一方，是为成功的标志，其余都是辅助。我国古代有国家级别的高等学府，比如太学、国子监等，可是这些高等学府里面的课程，主要还是礼乐、典章、经史子集等，能够与基础科学联系起来的可能就是钦天监（搞天文历法的）或者是工部下面的某些小部门。
本来，这些基础科学的研究，应该是衣食无忧的人去做的“高大上”的炫耀，而我国古代的贵族、显达等等为了生存下来，每天要学习很多社会生存知识，比如：礼乐、辞章、诗歌、琴棋书画等，尤其是礼乐这一块，几乎都要背诵并时常练习的，稍有不慎，可能掉脑袋的，哪还有闲心去思考什么宇宙本源或者数学原理呢？
就比如明朝的王阳明，本来有潜质成为一个科学家的，主动去思考世界本源，还坐在自家的花园中研究竹子几天几夜，可后来也不得不走上仕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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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进入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宗教再次成为各国的主导，教堂中养着很多宗教人士，为了打发他们无聊的时间，开始探究世界的本源，比如大量的天文观测，化学实验、物理实验等，虽然很多实验今天看起来非常荒诞，但他们觉得有必要找到接近天堂的途径。
能够在这些方面获得成就的人，被认为更接近于神，因此受到国王、领主们的欢迎，会得到研究资金或者巨大的荣誉，成立科学院来帮助这些研究者，国王与领主们，也相互较劲，加大投资。反正这些宗教人士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宗教人士基本上是不能结婚的）。
于是，西方的学术界，对于基础科学的热衷由此产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热情，还感染了外部世界的很多人，不少人利用业余时间，对自然展开了极为细致的研究，长达数百年。
这就造成对待基础研究的考察方式上面的差异，我国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者的考核比较急功近利，而国外则认为，基础科学不能用绩效考核方法去束缚，因为这类研究，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绩效。更多的只是有一种宗教般的热情，他们只负责研究、分析。
基础科学可以说是隔绝在科学技术之外的，有时候，当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过无数次验证之后，就降维到了科技阶段，这时候，人们只是总结出了一些可以解决基础问题的可能性，比如量子计算、材料科学等，这时候，距离工程学应用，可能还有几十年。
等到科技研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可以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了，进行规模化的实现，或者可以解决一些实用难题，就会变成实用工程。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能够变成工程技术，试错也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代价。
我们普通人需要看到功用，看得见，摸得着，可是很多基础科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没有毛线作用，比如中微子，每年能够探测到的数量可能不会超过10000个，至于用途，天知道。
但是，100多年前，汤姆逊探测到电子的存在，后来就发展成了电视机、示波器之类的科学工具或者是商业应用。但是我们中国人会责怪汤姆逊，当时为什么无聊去研究什么电子呢？
普通人觉得，基础科学的研究，应该如同制造机器，总会拿出什么成品来，就算不成功，也要看到垃圾，然而，基础科学可能根本就没有垃圾的产生。我们不要指望基础科学的研究者能够有什么专利发明，因为连专利法都管不了基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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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不得不想到《三体》系列中的两个科学家经典：丁仪与杨冬，杨冬虽然看起来似乎是科学研究中的仙子一般，可是她终究不能摆脱人类的缺点，而丁仪不一样，他几乎已经超脱了人类的躯壳，一心一意为了宇宙真理而存在。
而基础科学研究者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境界。
突然想到，杨振宁教授多年前反对王贻芳教授提议的建设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提议，因为在国内建设这样的工具，不但投资巨大（大约需要1000亿美元），而且由于研究的氛围不够，短期内难以看到任何结果，又或者永远都不会有结果。
普通人对基础科技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属于99%正常的人类，他们需要享受人生，感受成功的喜悦与失望的痛苦。顶多在几个基础科学的名词中，幻想出一些“神迹”，聊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基础科学的研究者，几乎一生都在枯燥中度过，有时候，几辈子都没有人感受过成功的喜悦。您知道我们国家的院士、高级研究员之类的人，每年要发表多少论文么？
我们国家似乎没有专项基金用于那些特别基础研究，几乎所有的基金，都奔着实用技术而去，停留在应用层面。
这需要一个过程，这是深层次的思维改变，甚至需要改变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
不要质疑这些出走的天才们，因为华夏大地上，暂时还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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