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里那些落满灰尘的记忆，此刻变得闪闪发光。
文、图 | 伍娇，音乐采集 | 岜農
编辑整理 | 他者others
九月，从丽江古城东北而出，穿越玉龙雪山腹地，白云像飘带一样萦绕山头。群峰列现，路途回转千折，直至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深谷之间遥见巨石上的几百户人家。石头城，在此之前我从未停止对它的想象——古老的村寨与独特的东巴文化。可一切浪漫的投射，都在我进入它的第一天就消失了。城内两三层土木结构的四合院落是最近几十年新修的，我觉得既像白族，又有藏族特色。居民们穿着和我生活的地方差不多的衣服，对生活似乎也都抱着和汉族乡村差不多的想法，而且我没有看到什么东巴信仰的痕迹。尽管这都是我的第一感觉，但一切都让我怀疑，真正的纳西文化是否还在这里存续。“1949年后，石头城的东巴传承就中断了，”和善豪告诉我，他是石头城老年协会的会长，1943出生，祖父是世传的大东巴，父亲曾担任民国丽江县国民会议议员，公认是村里最了解纳西文化的人。可等我们在门廊下坐定，泡开一壶绿茶，听他娓娓道来后，我发现他也是从小学习汉族文化的。不仅如此，整个滇西北的纳西族都深受汉文化影响，当然，其中原因也包括他们是整个区域里相当愿意学习外来事物的民族。“以前进去书院，发现练习毛笔汉字的大多都是纳西族，”一位傈僳族朋友曾告诉我。Naxi Traditions in Terrace Fields
山野梯田里的纳西细节
第二天约了一早去看和善豪会长的菜地。去菜地要经过一个巨大弯曲的山谷，极目望去，一层层梯田如波浪翻涌，令人心胸荡漾，可脚下的道路却难走，走的人少，几乎被荒草淹没。“这些路，我年轻时闭着眼都走得呢。”和会长说。他走得极快，把我远远甩在后面，在婆娑绿影中时隐时现，简直让人怀疑是位隐世的轻功高手，尤其到了近乎垂直的长下坡，也能出于本能地迅速判断出每个落脚点，背着大大的背篓下脚也毫不拖泥带水。背篓里倒出来是发酵好的牛粪，温暖干燥，能给土壤补充健康的肥力。不大的一溜菜地是他的“秘密基地”，种着萝卜、莴笋、芫荽、香葱、韭菜、南瓜、芋头……品种繁多，每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其中还野长着车前草、蒲公英、马鞭草、臭灵丹等，是纳西人日常治病的“老土药”。他从一旁高树上摘下一种外皮紧皱、显得丑丑的果子，这是一种叫黄果的本地原生种，果肉细嫩，酸甜解渴。环顾四周，还有繁茂的橙、柑橘、李、桃、无花果等树，遇上柿子彤红，和会长装了满满一小袋给我。谁能想到远看绿色的一片，竟然藏着这么富饶的产出。我的心也随之慢慢开阔起来。种植的多样性，不仅可以满足家里的基本所需，也是为了保留地方老品种。“自己种，自己留种，”和会长害羞的说：“一天出去买种子，多不好意思呀。”这分明是真正在耕种的纳西人才会说出来的话。我蹲在田边看他打理田地，细致如养护情人的长发。突然他回头饶有兴致对我说：“等会儿我们去看宝山大河！那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条河，”说完又自言自语道：“反正我的农活是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干不完，偶尔休息一天也不打紧。”我们在梯田里上上下下，这时我注意到的周遭和纳西细节也开始变得不同，和会长的脚有点外翻，鞋子里侧比外侧磨损更厉害——这是长期走山地的缘故，“上下脚是抬高的，去了平地，我们反而很难走，”他说。他的背篓也很特别，和常见左右独立的肩带不同，左右两条带子横贯交扣，在胸前一侧打了一个活结。“一遇到危险和意外时，马上就可以把活结放开，否则人和背篓一起滚下坡去。”纳西族妇女呢，还要在后背披上一块羊皮披肩，既能御寒、保护衣衫，背上背篓时又可减轻重物对肩背的摩擦和压力。有时走路累了，和会长就把背篓放进山壁中凹陷的地方，高度刚好够他站着休息。而且，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有过负重经验的人就知道，重物一旦放到平地，再自己背起来就很困难，可在山间劳作能碰上另一个帮忙的人是多么偶然。我意识到，纳西人适应山地的智慧，全藏在这些未曾走样的细节里。一路上他对我说各种农事，蒿草割了，泡在稻谷田里，腐烂后，土就自然变得松软、肥沃；打核桃前，要把地下的杂草割干净，掉地上的可以随便捡来吃。掉在地上的水果也可以，在田里面口渴了，吃一两个也没问题，但不能带回家，否则算偷。他还告诉我，自己喜欢找一种喂猪特别好的草，它在田里长得很少，荒山野坡危险的地方多，所以他经常沿着河沟往下，一直找到江边。“有段沟沟里头有条蟒，大的蛇才叫蟒，”说着他双手向我比划，蛇头差不多面碗那么大：“有人问我，你不怕这只蛇嘎？不要去这里找猪食。可我基本每年都要去里头几十次，一次都没见着。”“不是哩，”他狡黠一笑，慢悠悠说道：“我是看好哪个地方可以走，才进去，抽起一杆烟，蛇遇到有烟火味的人就走了。而且我们不伤害它，它基本也不会伤人。”他的自信并不来自盲目乐观，而是对于自然万物的熟稔在心。“我是小伙子的时候，还和老熊斗过的，”和会长继续讲。“我们大小都叫老熊。”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和十几个人去山里打山羊。晚上烧起一堆火，抽起一杆烟，突然就出现了一只老熊，还带着两只小熊。众人凭借一把枪、几把刀，把老熊打跑了。“我晓得七十年以来几乎没有过，除了两次。20年前，一位清早上学的姑娘，被从山上冲下来的豹子咬死了。还有一次是前年，有两兄弟去高山上找松茸，在半山腰的水渠遇到一只很大的黑老熊。两人赶紧就跑，老熊在后面追。其中一人刚要爬上树的时候，老熊就扑上去了，把他扑落到水渠下面，幸好有棵很大的树挡住。不过老熊用力过猛翻过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可听着和会长波澜不惊的叙述又不得不信。死亡的严肃，被这突如其来的荒诞消解。我不禁笑了起来，眼前浮现起纳西先祖在群山间辛勤打猎、追逐猎物的场景，他们一定想不到后辈会有这样的奇遇。1300多年前，一支游牧的古羌人从青海甘肃迁徙到现今的永宁，又顺着无量河南下，在三江口一带渡过金沙江，一路打猎来到石头城附近高耸直立的太子关。在那里，他们可以把周围的山势尽收眼底，看到哪些动物在什么地方跑来跑去，进而出击捕获。后来他们才慢慢来到石头城，选择洞居，修建简易围墙，驯化本地野生植物，种养路上带来的种子及牲口。公元1240年前后，人们从山洞中搬出来，在石头上辟岩建屋，修建梯田和水渠，逐渐繁衍成石头城现在的模样。（这是我从在石头城做传统品种和生态文化保护的社会公益组织农民种子网络协助村民口述、编写的《三村故事：金沙江畔纳西农人守护山地文化系统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智慧》一书中了解到的）在大石头上开凿出的石屋
城中至今保留两处石屋，屋内几乎所有物品都是石头做的：地基是从大石头上开凿出来的，墙壁大半借用原有天然石壁，石床、石槽、石桌、石凳、石灶、石缸等均与地表相连，由大石头随势凿出，表面已经变得光滑，难以想象在工具简陋的年代苦凿了多少年岁。在物质贫乏的古代，石头城人在石火塘上烧着小火，靠这石头保存的温暖，度过寒冷冬季。或许我早该明白，一直想探寻的纳西文化，早就呈现在我面前，所有线索都藏在这片河谷之中。礼俗形式或许会随着外界影响而融合变迁，但人只要活在自然中，与这方水土紧密的联系和从中发展而来的文化就会久久存续。Dusted Naxi Memories Shines Once More
落灰的纳西记忆重新闪光
我们身处的梯田，从金沙江面到石头城之间，层层依山而列。和会长说，在他出生以来的七十年间，只盘出20多亩良田（盘田，意为修筑梯田），这里共有1026亩梯田，纳西先祖盘了多长时间，不敢想象。得益于宝山大河四季不断的水源，石头城拥有比周围村庄更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纳西先祖在这里修筑了四条大的水渠，每条源头都有满出来的水流。最大的一条叫E Ze Ka Mei ，E是纳西话牛的意思，据说兴修水渠的时候杀了一头牛，吃了一顿饭，或许也做了一场祭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源，尤其是石头城处于年降雨量小于蒸发量的干热河谷。这里有四大家族：和（woko shi）、何（pu de）、木（wo de ga）、李（mu de），以前，村子是四家家族的族长各自管理，四条水渠同样也有日积月累、约定俗成的水规。“放水、灌水这些都有讲究。轮流放，一片片放，有组织，两三天得一次水，即使我家田干了也要等到顺序。轮到我这一片，就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你来晚了，哪怕你的田是在水的源头，也要等最尾那个灌满了才能放。如果明天需要放水，今天就要去看这个水渠谁家在放，是不是可以轮到我，需不需要早点去。”如此公平、严格的水管制度，据和会长回忆：这里四条水渠，二百五十多户，因为水渠争吵、出意外事故的事，一件也没有。石头城水系统最大的特色在于“明沟暗渠”，除了农田灌溉，人畜饮用、消防安全、排水排污，都有一套立体的山地社区水利系统。所谓“明沟”，是指露天可见的水沟，“暗渠”则是利用自然孔道或人为凿开铺设、盖以石板、覆上泥土的地下水渠。上下田块之间修筑的“暗渠”，不仅方便主家的水里灌溉，也不影响别家的地盘，上面不仅可以行走，也能种地，节省了修筑明沟的占地，是纳西人在艰险环境中珍惜每一寸土地的极致智慧。走在其间，“水沿着大小明沟、暗渠奔流，在山体平面上纵横交错，时而在脚底岩穴沉落不见，时而从头上如瀑喷出。”“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明沟暗渠’，可以做到'想浇哪块就浇哪块’。”农民种子网络在《流动的山地智慧：金沙江纳西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之道》中写到。不仅如此，和会长讲，1949年有一拨四五百人的土匪翻过太子关，抢杀石头城。城外和附近的村民都逃进城内，城门用大石头封死，依靠悬崖的天然屏障日夜守卫。土匪几天都攻不下，只得围城，堵死水源。围了整整几天也没用，直到后来被赶跑，他们都不知道有条暗渠从城外一直引入城中，为居民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翻拍自石头城老照片，穿着传统服装的妇女在城门口聊天现在，水渠依然在石头城人日常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不过对它的依赖大为减弱。因为“现在没人种水稻了，它的用水量比较大，劳作比较繁重，这个村子里在家的年轻人比较少”，和会长遗憾又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每家每户都种玉米，玉米耐旱，以前我们是稻谷和玉米各一半，轮着种，这样能改良土壤。”他记得以前祖辈都是在梯田里种一种很好吃的红米，插秧时许多人一起帮忙，大家一起唱“栽秧调”。田有大有小，小的一排站三个人，大的一排站七八个，十几个人的也有。“人多站成一排就唱，唱起来很好听，一个人起头，其余的人高声唱和。”说着和会长也从脑海里捞出那首调子，忍不出唱了起来：“e sei sei sei, e sei sei sei。一下下插秧，就像鸡啄米一样，da da da；一下下插秧，就和狗喝水一样，bia bia bia……” （意译）曲调热烈欢快，与栽秧的动作配合，别有一种童趣，令我不禁遥想当年的盛景。“那种红米成熟后长很高，远远看去像高粱，收割时人们会把稻穗一层层铺在田里晒。第一层放在残根上，第二层放在杆子上，这样层层叠加，稻穗既不落在土里，又容易晒干。去打的那天，就把这一叠卷起来捆成一捆，那一叠卷起来捆成一捆，用手打。”我对用手打表示诧异，但和会长向我保证真是如此，还详尽描绘了当时的场景，“中间放一个桌子，上面放一个大石头，往石头上打了就落在桌子上。快到中午时，要祈祷今年的丰收，就把那些谷子堆成一座小山，然后东巴开始念经。大概意思是，把这个村子里最好最大的田里面的收成，都来我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这里有两块地是最大的，东巴会说出它们名字。”说着他用纳西话念出这两块地的名字，长长的像两串咒语，又调皮地补充：“当然不会真的来，但是这么祈祷嘛。”大概是我们聊得越来越深入，他的兴头也越来越足，竟想起更多关于东巴故事，那些落满灰尘的记忆，此刻变得闪闪发光。他的祖父是和氏的族长，世传的大东巴。他记得小时候每年农历冬月初一——石头城杀猪祭祖的节日，家家户户都要杀猪，请祖父去念经。“把猪杀掉后不准抬，要在它身上放一支野杜鹃花，嘴里含一个蔓菁，当地土话叫圆根，纳西话a ke，是喂猪催膘最好的食物。然后请东巴念经，念完经书才抬走。”“东巴念经有几种念法，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口调和经书，经书个个东巴都能背，看着念的很少。”石头城最大的仪式是“祭天”，一次是正月初五，一次是五月初一。因为按姓氏做祭祀，以前有四个祭天场，每个都有家族的族长和十二位长者，祭台上供奉物品，左右两侧各插一棵栗树，分别代表天父、天母、天与地；中间是一棵柏树，代表天舅；还有前排的两棵小栗树，代表纳西始祖崇仁利恩夫妇。然后，东巴进行清除污秽仪式，将所有不健康、不吉利的事物打发出去，祈求风调雨顺。由于破四旧等历史原因，1949年后石头城的东巴传承中断，“1950年代时曾经搞过一次祭天，那时候一个老东巴还活着，后来祭天场内再没有过那样隆重的仪式了，”和会长说。他所在的老年协会近年来恢复了祭天，只是再没有会念经的东巴。另一个恢复的仪式是“求雨”。“我们住在干热河谷里，十年九旱，雨水较少。如果农历五月祭天后，旱情比较严重，连续不下雨，村里的老人会自发办求雨仪式。祈雨，要在属龙、属蛇的日子，到有泉水的地方去，带着小麦面做的蛇、青蛙各一只，还有高粱炒的花花，到水的源头烧香，吹牛角、打鼓、打镲，跪拜。在低处燃起松枝，高处烧起清香木，驱除污秽。仪式后，大家就在野地里围坐分食祭品。有时候也凑巧，饭没吃完，就打起雷下起雨来了。”我还从和会长口中得知另一个纳西族非常重要的仪式——祭署。“纳西话中'自然神’的意思。”他说。不过，可能这个仪式在石头城消失得太久了，和会长也不能说清楚整个仪式的过程，我从资料中找到它的由来：东巴经的传世神话中讲述，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分家时，人分到了农田和牲畜，署分到了山川溪流、树木花草和所有野生动物。最初两兄弟和睦相处，天朗地清；可后来人类日益贪婪，砍伐森林、滥捕野兽、污染河流水源，伤害了署，后者就用瘟疫、泥石流、地震、干旱、山洪等灾难报复人类。人类这才幡然悔悟，和署订立和谐相处的契约，从此重归于好。祭署，就是人类对破坏自然的偿还，也是对自然慷慨给予的回报。它的本质是一种互换，人们从自然中获取一草一木，都应该保持一种平衡。Arts & the Changing Time
乐舞诗情与变迁
第一次见到永勤奶奶，她正熟练的筛着玉米，“沙沙沙”，口里哼着纳西小调。阳光斜射在半敞的木头谷柜上，温柔多情。那是一个古朴的纳西四合院落，她丈夫根源爷爷在厨房的灶台前烧火蒸玉米酒，透明的液体顺着滴管流淌出来，弥散着清甜的香气。他们身后是一扇木窗，正对金沙江。“年轻的时候唱歌也会一点，现在只能唱一小节一小节了。”永勤奶奶感慨：“到田里干活，想说话，就自己唱几句玩，没有同伴，不能一天闷起嘴巴不是。”想起和会长也告诉过我，以前男孩在田里摘菜，女孩在坡上找猪食，远远看见也会心神激荡，以歌诉情。他年轻时也唱过，我请他唱几句，他忍不住笑说现在不好意思唱了。可经不住我一顿夸赞，最后还是用纳西话唱出来了：“下面的那位小姑娘，我看你是有田不看田，在看你心爱的小伙子。”（意译）“以前唱歌也和现在不一样，基本上是温柔地唱、平平地唱，现在是像吵架一样唱，哈哈，累人。” 永勤奶奶继续向我叙述，她的声音细细的，像小姑娘一样可爱：“那时候我们跳舞也是自然的。一个坝子满满的人，没有灯，暗暗的，就烧起篝火，围起来。几百人手牵手，跟着芦笙、竹笛一起跳，一直跳到深夜，整整齐齐的好看。”“高兴就跳舞，难过也跳舞，最浪漫的要属老人口中的三月节。”曾经金沙江边有个大沙滩，沙子又白又细。每年阳春三月间，青年男女都去那里耍。因为江边气热，他们就用花草枝条搭起凉篷，男男女女住在里面。从家里带去好吃的食品，头顶带弯钩、十二个摆一起像蛋糕的糯米粑粑，蓬松的油炸粑粑，鸡蛋，香肠等，互相赠送。晚上就生起篝火，整夜整夜跳舞唱歌，从江边一直往上跳，在野地里跳、在树林里跳、在梯田里跳、在岩洞里跳，一直跳到石头城外，一直跳到石头城里，长达三五天，谈情说爱，尽日愉欢。从纳西山歌里，常能感受到山野中生命的无拘羁和活泼泼的状态👇
虽然没经历过三月节的年代，但永勤奶奶回忆起自己小时候也很好玩：“去江边洗澡，又晒太阳又玩石头，没做事，都是玩，很多小伙伴一起去沙滩上。”不过这样的场景已不复再现。十几年前修建阿海水电站淹没了沙滩，人们记忆中的金沙江也变得陌生。金沙江，在唐代史籍中被称为“麽些江”，“麽些”是彼时中原人对纳西人的称谓，因为这条江域是麽些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我仿佛可以看见两者之间的血脉相连。史学家方国瑜在《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中说：“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向西迁至金沙江上游地带。”和会长也告诉过我，如果村里有人去世了，送魂时会一直往金沙江上游送。“去世人的手里放着一盏油灯和一把镰刀——遇到不能走的地方，就拿刀劈开，天黑看不清路，就点灯。东巴念经时，会把这一路的地名都一处一处说出来，直到魂归祖地。”一天，我乘船从石头城出发，沿金沙江去看看上游的村子。两岸高山深谷，峭壁悬崖刀劈斧削，底下的水面平静、灰黄浑浊，飘浮着垃圾，如同一头失了牙齿的猛兽。可永勤奶奶分明记得它以前的样子：夏天水是灰渌渌，冬天是蓝色，清清的，像蓝玻璃一样。年轻时她曾坐船过江，去对面高山找一种细细的草来做鞋子，回来时月亮刚出来，天地一片清辉。日夜奔涌的江水，掀起的巨浪比房屋还高。“急，流得急，嚯嚯……”她向我活脱脱地描述，声音紧促有力，模拟出波浪的凶急，那话语几乎是和彼时的金沙江声在不同时空里的彼此呼应：“哗哗地响”。她说在半山腰的家里也能听到水声，干活时同样伴随着江河奔腾的轰响，并不觉得吵，因为以前“听习惯了，去哪儿都听得到”。金沙江的白噪音消失时，他们还有好多年不习惯，江水平平的，也会经常恍惚忘记它往哪边流去。
现在也不再能通过江水的变化准确感知农事了，曾经，“江水一年四季都有变化，二月江水翠绿，三月可以钓鱼，四五月江水变黄，催大麦要熟，七月涨潮，麻子（一种本地食物）成熟收割。”和会长的记忆就是证明。水电站修好后，电力输往广州、深圳，也许还有更远的地方，但住在那里的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金沙江边小村子里发生的故事。The Epilogue
尾声
离开那天清晨，我坐上一辆带着乡亲们的土产开往丽江的货车。前排是纳西司机和一位做导游的老乡。车翻过山梁来到另一处村庄，路边站着一个人在等待，我正要让座，不想他直接打开前车门跳了上去。车子继续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进，晃得我左右摇摆，他们用纳西话大声说笑着，往前是漂浮的云雾，阳光变得耀眼。我突然感觉回到几百年前的某一天。金沙江边都是人声，小姑娘在上游洗澡，男子在下游。洗完，男男女女穿过柳枝搭成的拱门，拿出自己带来的食物，跳着、唱着，在沙滩上开心地吃起来。
农民种子网络是中国将参与式行动研究应用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和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先驱组织。作为一家社会公益组织，农民种子网络在全国12个省的40多个农村社区开展工作，并与当地农业科研机构共同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促进农民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加强农民种子系统，改善农民生计，促进多元和可持续种子和粮食系统转型，保障种子和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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