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路边野餐》
诗人们认可：诗能给予人清醒，它是一种超越程序渐进的东西。与个人命运与时代有一些微妙的擦边，碰撞生成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要把眼睛移开一点，从主流，从声音最响亮的诗歌那里移开一点，去看看那些比较微弱和幽暗的声音”。
廖伟棠：黄灿然当时在香港提出一个半开玩笑的概念，叫“后青年”，他们不肯说自己是中年。等他们再大一点，我们去接上了“后青年”的旗帜。后来发现“后青年”也不行了，我们又发明了一个“前中年”。后来“前中年”都有点绷不住了，我又发明了一个叫词叫“微中年”。我们现在就是“微中年”，还好，就是还没有到中年。
黄灿然：我们必须得认清现实，今年我已经 60 岁了。
廖伟棠：你已经是很快要变成老人家了。
黄灿然：反正我就是已经 60 岁了。你看 60 岁是个什么概念？好可怕，难想象。今天我们要聊“青年”，这个题目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聊中年，因为青年们也会有中年、老年。廖伟棠当时就是一个年轻人。
廖伟棠：认识你的时候，我 21岁。
黄灿然：比我想象的老了。我原来感觉到你就是更像个十八九岁的样子。他在香港也没朋友，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黄灿然，我来你家了，我已经在楼下了。
那一年真的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一直都当他是老师，因为这一年我的很多观念，对诗歌的观念、对人生的观念都受到了灿然的启发。那时候我还是个少年，他是个青年，也不是故意扣题，我觉得灿然的诗直到现在也还有很多青年的气质。他的锐气和倔强，与世界表面上好像很和谐，实际上却充满了较劲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二十年前跟你同龄的人都在说“中年写作”嘛，但是其实他们当时也就三十出头而已对不对？其实现在看回来这个中年写作也就是一个说法而已。
黄灿然：你说的这个就是回避中年。
廖伟棠：不是回避，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跳过中年进入老年是最好的。其实我很向往老年，因为我对中年的个刻板印象太强了，觉得中年就是油腻，所以总是觉得能跳过就跳过。
黄灿然：相反我觉得中年还是更好。当你真正的到 60 岁，你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刚才想到，廖伟棠说的影响，把我当成前辈，我倒是有个想法。我特别想讲廖伟棠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包括今天这个场合，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跟廖伟棠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才有意思。
说实话，如果是对你，我也只算是小前辈而已，我们差了 12 岁。就是说有这些年轻人，如果一个青年跟上一辈，无论是小前辈还是老前辈，去模仿他，或者说向他学习，结果学成和他差不多的样子，这是完全没价值的。我跟廖伟棠是两个无论在生活、行动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的人。这点是我觉得所谓的前辈跟后辈的关系，而不是说一个拷贝另外一个，形成一个团体或者说一个流派。
廖伟棠：对，那种最可怕。
黄灿然：我是最反对这种的。我现在还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说“喜欢某某”，好像很崇拜。但问题是你写出的东西跟人家一样，又学不到家。模仿人家，但问题是你有什么价值？还有比如说我强调过“喜欢某某”，就变成好像我喜欢这个某某，这个人可能比较晦涩、比较先锋，好像我自己就有价值一样。就像我们追求时装，时装又不是你的，你只是消费而已。我很喜欢、崇拜这个人，就写的跟他差不多，行为方式也跟他差不多，这样就没有价值。
如果你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你喜欢这个某某，事实上前面还有个三十来岁也喜欢这个某某。而且如果有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甚至十来个，但问题是你没有去看看前面这些喜欢某某的人有没有任何成就。
廖伟棠：这就是中国诗歌。有一点我是很警惕，或者说白了很不喜欢的，就是中国诗歌的江湖味很重，有江湖就会有论资排辈，还有一点就是师门传承。这种是很可笑的，你在别的领域，就算你在学术界，你去讲什么师门都已经够令人尴尬的了。但你要文学创作，还是一个最自由的文体——诗歌是最反叛的文体。如果某个诗人的风格形成一个派系、一个诗门，其实往往就证明了这个诗人本身的诗歌写作有问题、很脆弱。因为真正好的都是“学我者死”，你要学我你就完蛋了，那种诗歌才是真正立得住脚的诗歌。
黄灿然：所以有人问应该怎么读诗，我都会说，年轻人，你就去读，选一两个、两三个前辈来好好地尊敬，好好研读。你可以去读外国诗人，读我们古典诗人，但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反叛精神。刚才廖伟棠提到这点，他受过我一些启发，但这些可能只是在一个人生阶段的刚好碰巧的启发。就像我们认识是偶然的一样，但我们又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要互相冲突、可能还要吵架。
我就觉得这种关系是我比较喜欢和欣慰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我们都会被别的东西左右。但我们要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是有可能的。偏偏这点又非常困难，代价也会很大，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或是某种思想其实是最容易影响一代人的东西，但文学、诗歌却是最不容易被洗脑的。
诗人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你读诗人就是在读另外一个孤独的个体。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潮流，它就不会给你带来损害，也不会把你引上歧路，也不会给你引上什么正途。因为文学就是你想寻求的某种自由、某种独立的东西。它不会像玄学，容易让人成为追随者。
诗歌无疑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它不容易被洗脑，读诗的人或是诗人很重要的是单独的个体，那么一点点精神上的独立也是有可能的。
廖伟棠：诸位应该都比我们年轻，大多数人青春所处的世界都比我们青春的世界要艰难很多。并不是说我们那时候——他的青春 80 年代、我的青春 90 年代——看起来平凡，获得资源也很难，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比你们更难。
你们可能会获得很多资源，但资源反而起反作用力。诗能给予你一种清醒。因为诗是最不可能被利用的一种艺术。我们可以看到用电影、用诗来为意识形态宣传，但是诗只要一沾染这种功利性目的的话，就会有一种恶臭出现，我们都能闻到：这个诗人是在用他的诗去输出，或者用他的诗来捍卫某种东西，但他的心却不是诗，他不是想跟我们分享这一首诗，而是想分享这首诗背后的有些东西。
所以诗，就像pH 试纸一样，一被污染，马上就会呈现出来。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说诗是一种护身符、一种通行证，因为它有一些很敏感的东西。而这种敏感来自于诗人的敏感，他把敏感加到诗里边，我们获得诗。诗是我们通向这个社会时令人保持清醒的试纸。
“从古典的东西里面
能收获一些深远的影响”
黄灿然：聊起青年，我不是要说会有某种反叛精神，实际上这个东西也不用强调，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当我回顾起我自己的青年时代时，我倒是有另外一种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老人家说话好像就是无心的，他们可能给过你一句话，你之后再仔细想想，说不定不久之后就会给你带来某种很有意思的启示。
拿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的命运被一个老人家，被我的大舅改变了。
我当时十四五岁就去了香港，不懂广东话，也不懂英文，去工厂当了童工。大概这样做了几年，快 20 岁的时候，我回老家泉州。大舅就来看我们，他说：“灿然，既然你这么喜欢读书，你应该去念大学。”那个时候我在工厂上班，但还是很喜欢读书。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买书。司马长风写了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我就按这里面的书单来买书。大舅要我去上学，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在工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工友会读书，我读书会被别人笑。
他说我应该去读书，读大学。他告诉我，广州有个暨南大学，而且他们的主要招生对象就是海外港澳这些侨胞。我觉得我舅舅本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他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但他得到的信息却非常准确。就好像他有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要为了传给一个人，也就是传给我，不然他的信息有什么用呢？就比如我们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到底有什么用？根本没用。但对某些来人说可能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这条信息他给任何人说都没用，但刚好就可以用在我身上，这太神奇了。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念大学，但英语一个字都不懂，我的英文很差，二十六个字母都写不完，因为我从初一念到高二，之后就去香港了，高二没念完。大舅跟我说，去念大学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学英语。就这样我白天工作，晚上学习。那时候我住在九龙官塘，那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校叫重生英文夜校。我就从 ABC 开始学，学了两年，我就去考。
廖伟棠：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你有写进诗里吗？
黄灿然：它叫重生英文夜校，我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去学习。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八点半就去学英语了。一旦有目标，我就没问题并且喜欢上英语了，而且我考试每次都是 100 分。
也有很多工友在那里。我们是三个月一期，三个月就把香港的小学一年级读完了。当我到第二期的时候，第一期里的大部分人就不见了，我也被划到另外的班里，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但我一直就在这里。我在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也就是国际电影节那一年，我刚学了几个月，学会 1000 多个英文单词，很喜欢看电影，于是就去看了国际电影节。
廖伟棠：对，那个时候香港国际电影节还没有字幕。
黄灿然：全是英文字幕。我最多一天能看五部电影就已经不得了了。我从大会堂跑到太空馆，跑来跑去，请了半个月的假去看，用那1000 多个英语单词的词汇量把电影全看完了。
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在看课外书，也包括张道真的《英语语法》。我是八二年开始学的，学了两年，八四年春天我就去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学习。因为我还没有资格考大学，实际上我只读到高一，那我就需要取得资格，只要我能上这个学校，我就可以直接报考暨南大学。
廖伟棠：你是到了广州之后开始写诗还是在香港就已经在写？
黄灿然：上了大学之后开始写的。
廖伟棠：打工的时候没有写，否则你就是第一代打工诗人。
黄灿然：我那个时候读的新诗是非常多了，但是我只喜欢新诗，外国诗还不懂。外国诗唯一能懂能读的就是余光中翻译的几首叶芝的诗，他有个《英美现代诗选》。我读的都是新文学里面的，还有一些台湾的诗人，如郑愁予、方思、杨唤、痖弦之类的。
廖伟棠：对，这些当时在你的同代人里面可能就读不到了。
黄灿然：其实我那个时候接触的那些新文学作品，大陆都还没有，好像在八十年代中期才比较大量地出版。
廖伟棠：而且造成一个错觉，就是说国内写诗的很多诗人，是非常否定五四新诗的，当然也就很瞧不上台湾诗歌了。但我们在香港就没有太多这种门户的问题。
黄灿然：这是一个好大的问题。
廖伟棠：五四新诗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有很多没被污染的东西。
黄灿然：比如说何其芳当时那些诗里的节奏，还有意象。
廖伟棠：对，还有李广田和卞之琳。
黄灿然：卞之琳的诗是比较口语化的，很考验人的能力，因为它的跳跃比较大。但像闻一多就很公整，又押韵又有力量。后来读到穆旦，爆炸力就更强了。当时台湾那一代又很喜欢痖弦。
廖伟棠：感觉他是这一百多年里面最重要的新诗诗人之一。
黄灿然：还有方思。
廖伟棠：对，方思翻译了里尔克。诗很奇怪，没有进化论一说的。我们经常说要进化，好像我们的小说是在进化，我们别的科学也在进化。你不一定说一九二零年、三零年的新诗运动，才十年的诗人不一定就写不出好诗来，因为诗是一种超越程序渐进的东西。
同时诗也不是必然的，不是说这个地方或这个地域，有什么深厚的文化，就会孕育出特别强的诗。也许在一个边缘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香港一个工厂之类的，出现一个诗人。因为诗是一种与你的个人命运跟这个时代有一些微妙的擦边，一碰撞，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不按主流发展的。所以我们经常要把眼睛移开一点，从主流，从声音最响亮的诗歌那里移开一点，去看看那些比较微弱和幽暗的声音。
刚才灿然讲到老人的启发，我就一直在想，其实他有给我一些启发，当然不是他作为老人给我启发：黄灿然彻底扭转了我对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的偏见。
一个是歌德，我记得你当时推荐我看《歌德谈话录》，那时我沉迷里尔克。大家觉得狂飙突进的那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觉得歌德是一个很中庸的人，他又在主流文学史里面占有很重的地位，我就没有去注意他。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甫。教科书里边，包括现在被恶搞的杜甫，都给大家一种不好的印象，觉得教科书选的人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但灿然一来，就给我讲杜甫的好处，另外他让我去通过汉学家的角度——比如宇文所安——通过外国人的眼光去看唐诗。后来我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去学古诗，开头就是灿然推荐我读冯至的《杜甫传》，还有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和《盛唐诗》。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传统，发现传统里有非常新锐的东西。现在我还觉得杜甫是一个前卫诗人，是个实验诗人。
黄灿然：我刚才说青年和上一辈，青年和老年，还有一个是青年和传统。五四青年是反传统，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厉害学术都是从那里来的。
我受到冯至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在旧书店里面捡到两三本，其中有一本我送给廖伟棠。不过这也许也不算是影响，而像是诗友之间互相推荐一本书，可能他感到我知道的比较多，又有说服力。就像我们喜欢某个作家，我们相信他，他向我们推荐喜欢某个作家，比如说奥登、洛夫斯基，他们每个人后面都有家族树，一个人引向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种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一种互相推荐的效果。
传统的东西，我知道廖伟棠一直都在读陈与义，宋朝的诗。知道他的人不多。对我来说，我读古典诗给自己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我们读传统的古典的，好像自己就会变得更传统更古典。
其实对我来说完全不是。我是阅读古典的，比如《诗经》《楚辞》，以及早期唐以前的《古诗十九首》。我在比较大面积写香港的那些诗时，其实我当时在读的都是古典诗。而且我不仅读的是中国的古典诗，我是从荷马一直读下来。我读诗歌的时候主要关心语系，比如俄罗斯浪漫主义的普希金，是我第一个系统地把作品读完的作家。其他读得多的德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我同时也读了好多国外民间里比较古老的诗集。
我对于古老的比较传统的东西，就像对老人的话那样比较重视。我从这种古典的东西里面能收获一些深远的影响。
廖伟棠：我们读得越多，我们的触手伸得越远。我很早就读曼德尔施塔姆，但最初读的时候，那是一种纯粹的语言魅力的影响。当我读了更多曼德尔施塔姆也读的诗，像曼德尔施塔姆面对西方传统，我面对我们东方传统，慢慢读得越多，就越明白曼德尔施塔姆那句名言是什么意思。
他说诗是对世界文明的眷恋。眷恋是什么？是非常亲密的，因为眷恋，你跟世界文明、跟传统是平等的。就比如刚才提到的歌德，甚至更早的萨福、品达，他们跟我们变成了平等的人。我们是在一个时代里的，像我跟黄灿然就会我们之间会泯灭掉那十二年的差距，那是当然的。但我们可能真的会跟曼德斯塔姆泯灭掉一百年的差距，跟哥德泯灭掉两三百年的差距，跟杜甫泯灭到一千多年的差距，按这样组成了世界的诗。按博尔赫斯的说法这是一首大诗，我们都在写这首诗。
这时候我才明白曼德尔施塔姆说的“眷恋”。他的眷恋不只是对于他的过去，还包括他的同代人，甚至还有他对未来的想象，也在诗歌里。我们把未来的领域都拉进来了，这诗歌很奇妙，有神秘主义的因素，因为我们的共鸣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我想趁这个机会，穿插一首诗，与我和黄灿然有关的一首诗。这是灿然的诗。刚才我们都说用“朋友”“老师”来称呼都不对，其实用“兄长”“兄弟”会比较接近。
这首诗很有意思，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这是 2011 年，当时我去了北京又回来。那天去看他，其实应该是小狗快要走了，有十四岁，那条狗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它很熟。我回来后去看他，当天写的这首诗。
门外山已行遍，
海也锁在十年前的游泳池了。
“我们都是夕阳工业。”
廖伟棠：我觉得最微妙就是那两句，因为布莱希特是他给我的，那时候黄灿然译很多文本，最迷的应该是卡瓦菲斯。他翻译的那本最有名的布莱希特很多人都读过，当时我是一个愤青，愤青会喜欢布莱希特，因为布莱希特讽刺很有力度。
黄灿然：最近搬家，看到我的书架。你当时是不是跟林业他们有个报刊？
廖伟棠：《新诗》。
黄灿然：对，布莱希特的诗有一首就登在上面。
廖伟棠：应该是 1998 年。
黄灿然：第一期还是第二期。
廖伟棠：《回忆玛丽·安》，我很喜欢那首。最后我们一起来交换杜甫，因为杜甫是一个很庞杂的诗人，所以我们在杜甫这支树枝上攀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在杜甫这根树枝上嫁接自己的花朵。还有一点，这是当时真实发生的情况，我们在家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按铃，我们就出去开门，这个象征性就好像我们要传一些什么东西给那个按铃的人，因为那个按铃的人就是 10 年前的我。但现在去看又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个按铃的人可能是要来教一些东西给我们。刚才我说诗歌里的平等性与自由很微妙，大家可能真的要投身进去才能感受得到是多么的神秘神奇。
黄灿然：我是觉得不一定说诗歌，读书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读书，尤其是读刚才我们说的经典，达到某种程度，那么读书就变成了一个灵魂跟另外一个灵魂的交流。当你在看某个诗人或作家的时候，他在书上写任何过去时代的人，都是在用灵魂激活另外一个灵魂来跟你在交流的。当我们去看经典的话，基本上都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淘汰留存下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一个读者的周围，无论这些人有多厉害，是有聪明才智还是拥有财富或地位，你与你那个时代最有象征性的人交往，但你却达不到那个层面，他们可能如过眼云烟，转眼就消失不见。
可能你所处的一整个时代，世上都没有一个人是你值得与之灵魂交谈的。当你读了很多经典之后，你才会发现和可能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灵魂在交流。
刚才廖伟棠说的平等，实际上它是一个现象级的平等。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值得跟你平等地交流。你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诗人，还是说一个小说家，一个哲学家也好，他是穿越几百年的能被留下来的东西。这也是我刚才说的，是一种独立的个体产生出来的精神著作。这种交流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比的。
廖伟棠：可能更像恋爱。就如《论语》里说的那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这种东西本质上还是互相的。当然也是一种神秘主义。未来有人来读我们的诗的时候，等于把我们的灵魂招魂出来。就比如说广东的“碟仙“，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其实我们写诗就像那个样子，把那个他的鬼魂叫起来，有时候我们宁愿把自己变成桥梁，让杜甫来面对现在的中国，想象他会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在做这个事情，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在写一首诗。
“地方诗的代价，可能要几十年后由写诗的人重新认领，才能被看到”
廖伟棠：接着我再分享一首跟黄灿然有关的诗，也是很唏嘘的，因为当时我知道黄灿然要离开香港去深圳居住。
黄灿然：我六月份就要搬走了。
廖伟棠：对，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电话打完我心里还没什么感觉，他搬走之后，我路过他原来的旧居，写了一首诗，叫《过黄灿然旧居》。
和你我一样小心酿造生活之蜜的男子。
黄灿然：我真的就是写了深圳的山水诗。廖伟棠读的这首诗，事实上他要读什么诗，我们是没有互通的。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鰂鱼涌”。一看到香港的诗，你首先会发现发音的不一样，“涌”这个是真的没有字，要造出来的，不读“yong”读“cong”。我原来去写山水诗的那个地方，叫洞背村，所属的那个镇叫葵涌镇，跟香港的一样。在镇以下的一个小社区叫做溪涌，念成“溪 yong”“溪cong”的人都有。当我们来到比较具体的香港或者广东时，我们面对的是跟本土发音相关的，更生僻的（地名）。包括春秧街，在北角，代表的是福建人，它原本是一条全员福建人买卖东西的街，哪怕你是广东人，到那边都要学一点福建话，不然你的生意可能就会受影响。北角几乎就是福建人的天下。
像太古坊就在鰂鱼涌，我住在太古坊附近。顺便说一下，我离开香港前写的那本书叫《发现集》，这本书有九个部分。而我在写《奇迹集》的时候，是在湾仔那边写的，当时我的公司还在湾仔，后来搬到了北角，科大大厦那边，距离我居住的地方，大概需要步行八分钟左右。
我的五十首诗就是在集中描写这个地方，集中在鰂魚涌，大概走七八分钟就走完了。我写了四百首诗，但其实最后选出来的只有两百多首。
廖伟棠：他的那四百首诗，我想已经可以把洞背村填满了，但实际这是一个传统。杜甫有一句诗叫“春来花鸟莫深愁“。杜甫是一个很幽默、很有活力的人，他的语言活力就来源于这种幽默感。而幽默感向来都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东西，但是古代有三个人都很有幽默感，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杜甫。这三个人都非常有意思，幽默感给予诗歌活力。黄灿然的诗也很有幽默感，我比较遗憾，诗的幽默感还不够，可能是因为我的诗句里愤怒和痛苦更多一些。
刚才灿然说到地方诗，你就会发现其实在香港也很有意思。当你想书写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书写时间。我就突然想起了我有一本诗集，是非常香港的一本诗集，可能你们也不一定能见得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没有再版了。我当时写了一本诗集，叫做《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
那本诗集就是本来是想以地理的移动来书写整个香港，但慢慢就变成了“幽灵比香港更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鬼魂比但丁更重要”一样。幽灵把我拉到了香港的各个时空里。我在选择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的时候，选了一首很有意味的诗，叫做“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
我曾经在北京生活了四五年，这首诗是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写的。但那一年我有回香港的时候，买到一张香港粤剧老倌唱的《客途秋恨》。《客途秋恨》是南音，跟福建南音不一样，是广东特有的，就广州、澳门、香港主要这三个地方。
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中国大陆，尤其北京，北方对于到底我意味着什么？我要怎样连接我当时生活的北京和香港。我在回香港之后，开始写这本诗集。这首诗用粤语读很好听。
那美老年长腔长是不断，似是夜也不断，
那桐叶似也相继败落我那风尘脚边。
从晚清到新中国，他一直是旧的、沉醉的，在好风光里伤心；
而我硬是想从穷途拉出荒腔，伴奏日少，一笔坏山水，
成了债帐，伤心成铁心。
我的那个中国在上面磨只剩得一些枯笔墨，你又怎堪敷色？
费十余年在尘世，拋缠头、掷花为那时尚工厂隆隆，看秋叶行囊，一具美娇躯还在消防塔里拴着辗转。
我那一个中国已经注定卖作戏剧中那一个中国。
若闻道是凉风有讯，我便抖开一身旧路来接纳。
他近乎微笑，摇扇独白：
“无奈见得枫林月色昏”在我昂首阔步的好世界，
化白狐灿舌，靓鬼成仙。
（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廖伟棠）
廖伟棠：这是你最开始写的诗吗？
黄灿然：我八五年开始写，这是我八六年的作品，一直没有正式公开过。
泉州是一个小城
四条洁净的街道
东西南北
从钟楼交叉而过
此外，很多曲折的小巷
我都没走过
因为我住在这儿的时间不长
每年来两次，看我的情人
请你来泉州玩玩
请沿着九一路走一阵子
你会望见一块招牌
黑底白字写着地区计量所
你就进去
对着三楼大喊两声
首先会是我的情人
跟着是我
出现在阳台
等你上来
（《泉州》，黄灿然）
这首诗也并不是藏着，我一直都记得它的存在，它有一个很平静的音调，但是后来我再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80 年代我写这样一首诗，只写了一个真实的地址。当时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住在这里，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回到那边去。而我这样的诗，也找不到地方发表。
廖伟棠：而且八十年代的诗，就像群魔乱舞、天马行空那样。但也很快就会被埋没。
黄灿然：对，根本找不到地方发表，你也拿不出来。它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地方，但放到现在就还可能变成一个泉州宣传旅游点的地方，因为泉州是一个旅游城市。放在那个时候，一个没人知道的小地方和没人知道的小诗，只会有被埋没的命运。而现在就更像我来重新认领它的命运。我会把它放进明年即将要发布的一本诗集中。
而且这个涉及到一点，特殊的地方性，它和我接下来要说的一首广州的诗不一样。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写东西都是写的一个大的语境，用普通话来写诗。我们的另外一个意象都是很普遍的，我们都没有个具体的地名和地点，比如说地区计量所。那个时候写诗就是说你在海南写的，在西藏、在新疆或者北京。这首诗就很简单，把你钉在那个位置。这就是一种地方诗的差别，代价就是可能要几十年后由我这个写诗的人重新把它认领了，它才能被大家看到。
下面是另外一首诗。我们写诗的时候有很多的普遍性，我们有古典的意象或者普遍的意象，在经典化的意象中诗人能够在里面别开生面。但问题是一旦我们落到一个叫做“建设二马路”的意象，这就有困难了，因为突然间就从风花雪夜突然跌到阴沟里面了。
一个当代诗人，一个在南方的诗人，还有地方性的诗人。如果他要非常忠实地写自己当地的风土、风物，而且这个东西来自于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的话，他们要面对的是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又或者是该在哪里把这些东西发布出来。
这是我 1996 年写的诗，十年后我写广州，写了一个地方性的东西，不过这个地方性它有一点点普遍性。它是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写广州，广州本身是一个大都市，香港也是一个大都市，所以事实上它比《泉州》这首诗的版图更大。但是对于说经典话的诗人来说，读者也需要有一定的感觉去阅读这些文字，尤其当你去读顾城、北岛的时候。
廖伟棠：那个时候”诗与远方“这句陈套的话已经深入人心了。
黄灿然：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写草原，因为海子的关系。他们是用比较普遍性的语言在记叙。但我一旦落到“建设二马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自信心，才能做到的。一个多月前我整理这首诗的时候，有个朋友看到，因为他就是九十年代住在建设二马路旁边，对他来说那种特殊的那种兴奋和熟悉感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每隔两个月，我总要穿过
有三株彼此互不理睬的
红棉树的建设二马路，寻访
我朋友的家
每一次
的士都要多兜几个圈，不知道
是司机有意坑我这外地人，还是真的
因为这一带太杂、太乱、太令人
失去方向感，尤其是在
没有街灯的夜晚。
我慢慢喜欢上
一直不太喜欢的广州，
说起来与这里有关：
酒楼、排档、杂货店，
菜市场、药房、地摊，
它们都近在咫尺，
方便我这个贪方便的人。
朋友从珠江对岸骑车来访，或从外省
乘火车抵达，建设二马路便成为
他们眼里或囗中坚固的标志。
有时候他们比我先到一步，
在我朋友五楼家的客厅里
泡好一壶茶迎接我，
让我宾至如归。
湖水般的女主人
和海绵般的男主人容纳我们
和我们明确而又大胆的理想
粗心，是因为太专注；
疲累，是因为太热烈；
窗帘下露出一角黎明，
是因为胸中星光遮掩了钟面。
（《建设二马路》，黄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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