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派是明清以来发展最为兴盛的全真道派，傅代言《道教源流》称“盖全真道之盛大，强半由此人（丘处机）之力也。此丘长春派，又称为龙门派。”卿希泰先生《中国道教史》称“在全真方面比较活跃的是龙门派，它经清初王常月的阐扬，组织不断扩大，渐次遍及全国，全真道中较为著名的道士，大都出于此派。”清初龙门派因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之力阐而获得长足发展，史称全真（龙门）“中兴”。云南龙门派之兴盛也大致肇始于清初，只不过，因史料匮乏，学界对清初（或明末清初）云南全真龙门派的历史性追溯大多语焉不详，除了将其纳入明清云南道教笼统讨论而一笔带过，或对鸡足山“鸡足道者”上京受戒着墨较多，此外便再无更多关于该道派的论述。其困难之成因大致为：其一，该派传承情况不载诸正史或野史；其二，无道观、道派相关碑刻文献支撑，而“难为无米之炊”。鉴于此，本文拟以“文献与田野互证”的研究理路，就以最新发现的《紫虚观碑记》及其他田野文献为中心，对清初龙门派谱系及该道派在云南境内的传播情况进行初略考述，以求教于方家。
2021年下半年，我们课题组一行三人前往云南省富民县款庄镇紫虚观村紫虚观旧址进行田野考察。那是一个破旧不堪、杂乱无章的院落，但从数间近似于残垣断壁的、摇摇欲坠的旧式老楼及院落布局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座规模可观的三进院式道观，山门呈拱形，院子一侧各有房屋两间，正殿两间，中间院子两个，加之已拆除的殿宇，当还有上院，但已新建民房。房屋为清代建筑，因年久失修、风雨剥蚀而几近顷圮。据向导介绍，该观所建年代不详，民国初改作中学，观外路口有一块由富民县政府所立“革命遗址纪念碑——紫虚观中学地下党活动遗址”石碑。解放后，紫虚观改作民房供村民居住，现仍有四位苗族老人居住于此。正欲离开之际，我们意外发现院中有一堆满杂物的长方形石桌，清理了上面的杂物和积水仔细辨认，发现此乃一方乾隆时期的碑刻，此碑未见著录，是首次发现。该碑左下角署“大清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春月上浣谷旦，閤川绅士乡党施主众姓人等、住持道人汪清亮率徒汪一恒、张一炼、徒孙陈阳升、田阳林、王阳普、重孙方来庆、杨来祥仝立”字样。这一方早已改作石桌的碑刻为我们勾勒出紫虚观初创之情形，该碑也成为此行最具价值的发现。从碑刻内容看，紫虚观始建于康熙初，是清初全真龙门派在该地传播的有力证据。碑右上角破损，已不知碑记冠以何名，姑且据其内容称之为《紫虚观常住田碑记》（以下简称《紫虚观碑记》，如图1）。紫虚观碑碑身长270厘米，宽84厘米，厚12厘米。连接碑担的榫凵宽40厘米，高14厘米，连接碑首的榫口宽40厘米，高20厘米。碑首呈半圆形，直径90厘米，高44厘米，已从碑身断开且被垫于石碑下方。碑身右上侧边缘剥蚀，部分文字已难以辨认，碑文大致自“紫虚观”始。碑身上部亦脱文字若干，但尚具有可读性。该碑所录内容均为紫虚观初创之时所购置、施入之香火田范围及捐赠人、捐赠原委等史料。现将碑序节录如下：（上缺）紫虚观名太极山者，乃今住持道人汪清亮本家，在俗为叔祖，出家为道。祖之汪常瑢者，幼而入玄，长而访道。于康熙癸卯年，游历寻阳，至止款川，见此群峰拱峙，毓天地之灵气，一水溁旋，分阴阳之理，可运造化，供养天星（下缺）□□圣真邪？治香火之资，并各善门乐施之业，载在□□，历有日矣。奈因代远年沦，其石损坏，或自行朽烂，或经人铲削，仅见其大概，而未得其周详者。亮覩物兴思，若不急为乾正改善更新，时恐数传而没，愈无影形。况近来世风日下，人情渐漓，彼类善（下缺）□□本□言矣，而谓善小不为，时存躁踏常住者，不至妄生其□□□□，将来□佛天，香火恐难永保无虞，用是来请父老，敢告十方客官，业勋厥成，永结善果，遵将前碑所纪载者，或出自各姓喜舍之田亩，或出于常瑢备价杜买之产业，照数舍出，合将亮承永赖住持之设，勒为一碑，以传全览，如此则先人开创之苦衷不致泯灭，而各姓施主以及卖主一念之诚尔，且历久弥彰，行见暮鼓晨钟，共祝（缺），道弥群黎。（缺）于斯，而既有是祖，自应有是孙而有作，何患其无述哉？是为序。所有施主功德产业、本观置买田地备载于后。（下略）据碑记所述，汪常瑢初创道观之时曾立碑纪其始末，但“因代远年沦，其石损坏，或自行朽烂，或经人铲削”而内容“仅见其大概”，于是重新立碑，并增入了不少内容，文末列立碑者三十余人名号。大抵可知，至乾隆年间，紫虚观已具相当规模。康熙《寻甸州志》卷四《建设志·阁》载：“紫虚阁，在玉皇阁后，汪道人初建玉皇阁，掘地得安氏遗金，因复建祠，而土木有加，栋宇皆起，至今三月上巳，士民游之，□□香小胜。”又“玉皇阁，……在城西三十五里洗马地，即安逆旧巢，康熙四年汪道人建。”始知紫虚观始创于康熙四年（1465）。《紫虚观碑记》载，汪常瑢于康熙癸卯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游历至此，于“安逆旧巢”洗马地（今马街）太极山建玉皇阁，施工时“掘地得安氏遗金”，又于玉皇阁后建紫虚阁。据《紫虚观碑记》所述，汪常瑢分别于康熙元年（1661）、五年（1666）、九年（1670）、十年（1671）购入山岭田地若干作为紫虚阁香火田。此记似自相矛盾：碑记称汪常瑢于康熙二年（1663）方游历至此，何以于康熙元年（1661）便开始以“安氏遗金”购入山岭田地？故碑记所述汪常瑢“至止款川”的时间或早于康熙癸卯年，该年份或是玉皇阁的始建之年，汪氏或于康熙元年便已至此并开始筹建玉皇阁，至康熙四年玉皇阁建成后，继而又建祖师殿、紫虚阁及两侧寮房，至此而紫虚观已渐趋完备。此外，除汪常珞为扩建道观而购入的田地之外，自康熙元年始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止，有士绅善信若干陆续将田地“施入紫虚观侍奉香火”，前后共计十五次，并“于乾隆十五年（1750）曾施碑记存照”。乾隆十八年（1753），汪清亮“开沟改田”继续扩建宫观，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两次购入水田旱地作为紫虚观常住田，并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将前代所立碑刻抄录汇总，另勒碑存照。从碑记内容看，紫虚观之创建历时一个多世纪，自康熙四年始创玉皇阁，以及祖师殿、紫虚阁及其余殿宇的创建，至汪清亮之时方“业勋厥成”，初具规模。其后，嘉庆年间汪清亮再传弟子陈阳升曾重修紫虚观，该观于咸同间毁于兵乱，光绪九年（1883）重修，至民国时已衰微，改作紫虚观中学，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地下党活动中心，建国后则改作村民住所。据方志、碑记、现存房屋布局及紫虚观村乡民口述，紫虚观之建设依循传统布局，坐北朝南，由山门、玉皇阁（殿）、祖师殿、紫虚阁（或为三清殿）及各院两侧廊庑寮房等组成，为三进三院式布局（图2）。其廊庑殿堂数量、布局大致复原如下：前院：前庑（中为山门）一间（现存），左庑、右庑（现存）各一间，中央玉皇殿一间（现存）。正殿高约9米，分上下两层。四出水覆檐结构，左侧与中院左侧寮房相连；中院：左、右庑各一间（现存），分上下两层，中央为祖师殿（现存）。正殿高约12米，分上下两层，四出水挑檐结构。正殿两侧各留出拱门一道，有台阶与两侧的通道连接。上院：左庑（已拆除，建民房一间）、右庑（现存）各一间，亦分上下两层，中央紫虚阁一间（已拆除，建民房一间）。紫虚观上殿及左侧寮房今已不存，其余殿庑已改作居所，堆满杂物。但从整体布局看，该观建成之时香火鼎盛，道众云集，康熙《寻甸州志》直称此地为“道士庄”，“至今三月上巳，士民游之”，已成为当地著名道教圣地，亦是“款庄八景”之一。紫虚观已成为历史遗迹，除了以道观命名的村庄和数间摇摇欲坠的楼房保存了关于紫虚观的记忆之外，惟有停放于院中的硕大碑刻能反映其昔日的辉煌。从《紫虚观碑记》内容看，紫虚观创始于汪常瑢和汪常明，二人同姓，为乾隆间住持汪清亮“本家”，且“在俗为叔祖”，字辈相同，盖为同宗同门，约同一时期入道。碑记称汪常瑢为“祖师”、“开山道人”，但因石碑右上侧破损，不知其籍贯，只称其“幼而入玄，长而访道”，于康熙癸卯（即康熙二年，1663年）“游历寻阳”，至止款川，见此群峰拱峙，毓天地之灵气，一水溁旋，分阴阳之理，可运造化，供养天星（下缺）□□圣真邪？治香火之资，并各善门乐施之业”，于此刱建玉皇阁，数年后又建祖师殿、紫虚阁，而道观初具规模，汪常瑢担任住持。此外，《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中“清紫虚观开山祖龙门正派汪法师讳常瑢、明”之记录亦可证其二人开创紫虚观之事。从碑记内容看，仅康熙年间便有十八次、乾隆年间计四次购入或善信“舍入”紫虚观作香火田，以及康熙《寻甸府志》称紫虚观所在村庄为“道士庄”的记载看，至康熙、乾隆之时，紫虚观规模庞大，道士众多，可知其道派已较为兴盛。以道派字谱观之，《紫虚观碑记》文末罗列了道士名字若干，继“师公罗德辉”、“开山道人、祖师”汪常瑢、汪常明之后，下接张太琳，其下六人，皆以“清”为字辈，再往下则有“一”字辈道士三人，其后则分别依循“阳”、“来”、“复”排列。至此，紫虚观道众及道派愈趋清晰。依据碑记，自清康熙初至乾隆四十六年，紫虚观所传道派字谱及道士排序如图3：师公罗德辉，开山道人汪常瑢、汪常明，其下传张太琳，再传燕清慧、李清微、汪清亮、陈清和、汪清定、汪清元诸人，汪清亮传汪一恒、张一炼，汪清定传陈一新，汪一恒传陈阳升、田阳林、王阳善，陈阳升传方来庆、杨来祥，而杨来祥传李复临、黄复训、谢复秀、□复宗。其余道人传承情况未载。从传承谱系看，自汪常瑢、汪常明开始，该系已按“常”、“太”、“清”、“一”、“阳”、“来”、“复”的字谱传承，唯缺“守”字辈未录。根据《诸真宗派总簿》所录，全真龙门派字谱前二十字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则可以确定紫虚观道众为全真龙门派无疑，且已从龙门派第七代“常”字传至第十四代“复”字，表明紫虚观道脉传承并未中断。然而，根据碑记中所录道众派谱图，尚有三个问题未明：其一，碑记中“师公罗德辉”究竟属何道派？其二，汪常瑢、汪常明与罗德辉是否有师承关系？其三，二汪以下所阙第八代“守”字辈道士究竟为何人?首先，从派谱看，罗德辉字辈与龙门派不符。龙门派谱中“德”字为第二代，据龙门传派历史看，至明末清初龙门派不可能仅传至“德”字。由是观之，罗德辉并非龙门派。立于清嘉庆年间的《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中有“清紫虚观开山祖随山正派罗法师德辉”字样，记其为随山派，然而郭武经考证认为，随山派“约于清末传入云南，在腾冲、临沧等地传播”，则不可能于清初便传至第五代。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开始云南境内传播的全真道派尚有华山派，其字谱中亦有“德”字，该派前二十字为“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天启甲子年（1624）主持修缮龙泉观玉皇殿的道士张德明即是华山派第十三世道士，立于康熙二十五年的《斗姆阁雷祖殿常住碑记》提及的第十二、十三世华山派道士李和安、李德真二人活动年代与罗德辉约同时，由此大抵可推知罗德辉当属华山派，《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或抄录有误。其二，从碑记所载时间看，罗德辉当活动于明末清初，而且从《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称其为“开山祖”的叙述模式看，其或在汪常瑢、汪常明“游历至歀川”之时已在此结庵修行，另汪清亮于乾隆四十六年立紫虚观碑时亦直称罗德辉为“师公”。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为何二汪未续华山派字谱传派而改奉龙门？他们与罗德辉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因碑记中找不到相关证据，仅能作如下推测：其一，明清之际罗德辉已在此结庵修行，奉华山派，康熙初汪常瑢、常明至此，在罗德辉结庵之地大兴土木，虽紫虚观之建成非罗德辉之功，但碑记依然称其为“师公”，称二汪为“开山道人”，其间或并无师承关系；其二，从真庆观、虚凝庵、环翠宫碑刻文献看，明清之际昆明龙门派发展迅速，该派道士纷纷前往各地新建或修缮宫观以光大其教派。二汪游历至此建紫虚观也是这一潮流之延续，因而从道脉看，其二人与罗氏并无关联。其三，汪常瑢、常明二人为龙门第七代道士无疑，但《紫虚观碑记》中阙第八代“守”字辈道士，断代问题难明。但《真庆观遵奉清理常住碑记》提及时任真庆观住持的“汪守乾”，称“据彭真妙等公举道士樊常宁承充道纪，汪守乾一人为真庆观都雷府住持兼管三元宫事，右牌仰住持汪守乾遵照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廿九……”云云，此外真庆观“历代羽化登真普同共祀之鹤台”所列名录中亦有“康熙复新真庆观守乾法师汪真人号止一”，排列于汪常瑢之前，则汪守乾或上承汪常瑢，下传张太琳，张太琳又传汪清亮等六人，其间的传承谱系可能是：汪常瑢—汪守乾—张太琳—汪清亮，《紫虚观碑记》不载此人，或因其活动足迹未及紫虚观使然。此后，自第九至十四代均不乏传人，尤其是第十代“清”字辈道士居多，可见康熙、乾隆间该道派的发展尚处于鼎盛时期。据《紫虚观碑记》所载，乾隆间汪清亮为紫虚观住持，其师兄有燕清慧、李清微及师弟陈清和、汪清定、汪清元三人，分别为各地道观住持，且据立于真庆观的《遵奉上宪永禁碑记》所载，燕清慧于乾隆四十六年尚在云南府道纪司都纪任上，而且约同一时期，李清微曾修缮龙泉观、燕清慧修缮环翠宫、汪清亮修缮紫虚观，汪清亮弟子汪一恒开创寻甸文昌宫、再传弟子陈阳升又曾修缮紫虚观。可以看出，紫虚观碑所录道士的活动并不仅限于紫虚观，而是分布于昆明周边规模较大的宫观，加之真庆观“历代羽化登真普同共祀之鹤台”所录，可以确定紫虚观一系龙门派道士实乃源自昆明真庆观。他们不仅担任境内规模较大的道观住持，且募资重修或兴建道观多处，成为清初活跃于昆明道教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以真庆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透过紫虚观的道众规模可以管窥真庆观龙门派的崛起历程，更从侧面反映了该道派在云南境内的发展状况。实际上，从该道派在清初的兴盛可知龙门派在明代中后期已开始积蓄力量，这也表明云南龙门派已逐渐摆脱明代遇冷的尴尬处境。云南地方志中关于龙门派的记述以嘉庆、道光、咸丰之后居多。《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云：“滇之有道教，约在元室统一以后，明清之际，故尝盛极一时，各地道观，如林宫贝阙，彼此相望，金碧辉映。”其所谓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道派即龙门派，清初该派活动中心即是昆明真庆观、虚凝庵、太和宫等，且从明末始便已自觉地依循龙门派字谱传承。道派之传承以派谱为依据，龙门派亦然，且均以“正宗”自居。学界对龙门派的讨论对清初王常月的传戒活动着墨较多，但王常月“于顺治、康熙间，五开演钵堂，付授太上三大戒，弟子三千余人”之前，龙门派在全国各地已有传承，不过终明一代全真道遇冷，全真道并未摆脱“元风颓弊”的局面。云南龙门派的遭遇亦与此相类，诚如清初武定知州杨春震所言：“缘滇与西来接壤，故梵宇缁流，在在有之，琳宫羽士，十无一二。嗟乎！是何道教能见重于中原，而独鄙薄于边隅也？”明代全真道的颓微局面使道派传承不再依托于宫观，不仅未形成规模，而且出现传承中断的现象，如明初真庆观继陈通止之后，至清初才由林真庵（龙门第六代）续传龙门派字谱。这种道众派谱的变化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明代初、中期真庆观一直由刘渊然、邵以正一系长春派道士主持，至明末清初才重新由龙门派主掌，且越趋兴盛。那么，云南龙门派始兴于何时？清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言：“考长春及诸真门人，无有以派名者，诸派之兴，其起于明代欤？”《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曾将真庆观龙门派的初创追溯至元末明初的沈通止，但该名并未见载诸史籍，姑且存疑待考。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所立《天王庙神道谈演三洞碑记》载“至嘉靖九年……五月十三，三元、叶榆二经社立，……法座师以'道德通玄静，冥（当为真）常守太清，一降（当为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性茂，希彻衍自宁，位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排序。”从该碑刻内容看，明嘉靖年间龙门派已在大理境内传播，并已形成固定字谱以区别道派，这与学界关于龙门始兴于明代中期的结论基本吻合。本文亦从此说，而且从明代中后期的道士派谱看，龙门派确于明代中期开始便在云南境内零星传承。据万历甲辰年（1604）所立的《太和宫官田记》载，驻守各殿“役奉供香灯”的道士名单中已有蔡真中、瞿真一、李常如、秦守一、赵一道、刘一璇、张阳明、阮来高等龙门派道士，而且明末龙门派道士在太和宫已渐成主流。然而，从字谱续传及道众规模看，云南龙门派之始兴或发端于昆明虚凝庵。王岗先生通过虚凝庵八通碑记判定虚凝庵的全真龙门传承起始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十五年（1536）的“真”字辈，至明末其重心才开始向真庆观转移，并由此向周边宫观辐射。《补修虚凝庵碑》载：“□□□后之道人，得地潜修之意明矣。嗣后玄孙李一先又于崇祯年间创修三皇、三清二殿，迄于今，杨道人合清之代，乃十有一代也。”明代后期虚凝庵龙门派较为繁盛，形成“上有朝阳庵，下有清虚庵，后有幻居庵”的道观群，甚至已传至第十代“清”字和第十一代“一”字，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一百多年间，已传十一代。除虚凝庵之外，明代昆明龙泉观已出现龙门派“一”字辈道士，《龙泉观新置常住田记》有“崇祯六年孟秋吉旦黔国公沐识，住持孙一元等公勒石”字样；据《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所载，自明末环翠宫住持邱静纯开始至道光八年（1828）近二百年的时间，龙门派在真庆观的传承已历“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等诸字辈，所传弟子众多，多充任道纪司都纪等职。该派甚至以真庆观为中心向昆明的龙泉观、虚凝庵、环翠宫、白鹤观、太乙宫、三元宫、三清阁以及寻甸紫虚观及文昌宫、宜良的真武观、斗姆阁、彩云观、白龙洞、紫云观等宫观辐射，成为清初云南境内规模最大的道派。清初是云南龙门派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严格按照龙门派谱字辈传派，且出现该派道士在各地新刱、修缮并住持宫观庙宇、出任道官的情形。从道众规模看，仅《紫虚观碑记》所列紫虚观一系道士已达22位之多，而道光八年所立《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历代羽化登真普同共祀之鹤台”所祀道士中，自清初开始便有林真庵、汪常瑢、汪常明、汪守乾、陈太熙、段清定、杨一然、李阳谷、李清微、燕清慧、汪清亮等道士数十人，从“真”字始，传至“教”字，历十二代，碑末附真庆观合同立碑道众28人。详见下表。从上表及立碑者名录可以看出，从明末至清顺治、康熙、嘉庆、道光年间，真庆观龙门派枝繁叶茂，其徒裔已遍及昆明、宜良、富民、寻甸、嵩明等临近地区，“先后人物之伟实杰出于诸观”，并各自收徒传道，扩大其教派。如源于真庆观的道士陈太熙于康熙年间开创并住持了昆明太乙宫及晋宁白云洞；宜良县有尹清澈于“清初结庐于岩泉山洞，苦心修炼”，晚年有《悟真篇》授其徒；《相度山真武宫买田碑记》提及李清诚、储耒（当为“来”）儒、刘清液等道士名号；乾隆二十九年（1764），虚凝庵住持杨合清“起建太上正殿，并太乙、雷祖、文昌、关帝、吕祖、圣母及各耳房共二十七间”，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启建三皇一殿”，并立碑纪事。乾隆五十四年（1789）住持杨来祥重修真庆观，乾隆五十七年（1792）所立虚凝庵《重修虚凝庵添常住田碑》载，住持杨复庆主持募修虚凝庵，并附仝立碑记的道人杨合清及其徒裔杨教兴、赵教明、严教旺、李教洪、曾教广、戴教寻、王教纯，徒孙蔡永福、周永贵、尹永常、田永真、陈永仕、傅永敬、耿永□、杨永□，曾孙杨元来、张元惠，玄孙□明德等十八人。此外，根据《紫虚观碑记》《名书玉笈》《遵奉上宪永禁碑记》《补修虚凝庵碑》等所记内容看，昆明境内各大宫观修缮工作大多完成于清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八年之间，主持修缮工作的道士均为真庆观一系龙门派道士。这种繁盛状况仅就真庆观一系龙门派而言，同一时期昆明境内尚有他系龙门派传承，此不备录。清初，除昆明以外，云南各地州龙门派的发展也极为繁盛，已逐渐取代其他道派而成为主流，各地方志及碑刻文献所载颇多。如雍正元年（1723）顺宁（今临沧市凤庆县）潺水道人王清源重修吕祖阁，乾隆间坤道杨清濬、施清玉创玄真观；禄劝仙台山自明末施太元、角清宵、李清露之后，至康熙、乾隆间尚有王来豫、董复粒等龙门第十三、十四代道士；景东三元宫道人李一诚“尝静坐蒲团，终夜不倦”，其即是龙门派第十一代道士；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立宣威县《洪桥三教寺常住碑记》载，其时三教寺住持为张来泓；乾隆、嘉庆间保山斗姆阁住持赵复超、马本源及其师弟魏本淇、韩本慈等曾修缮雷神殿，《昭通县志稿》称昭通境内的龙门派已“自七代传至十二代”；康熙间建水县云龙山真武宫即由第十代龙门派道士彭清空住持。等等。从以上诸志可看出，进入清初，全真龙门派已在云南各地开枝散叶、欣欣向荣，至清代中后期则更加繁盛。据《云南各县道教概况表》载，辛亥革命前云南各府州县道教活动频繁，道派众多，其中以龙门派发展最快。这些道教较为兴盛的地区，如昆明、大理、楚雄、昭通、曲靖等地奉道较盛，以明清道教发展中心的昆明、大理、保山、昭通、曲靖等地区尤为突出，部分与四川接壤的区县，道教较为兴盛，如昭通地区，仅威信一地教徒人数已达1000人，巧家厅达359人，永善县达83人；保山市保山县境内“道教有道士、道人、道姑……等”，腾越厅则已有道士297人，与明末徐霞客的“他处皆释胜于道，此处独反之”的描述是相吻合的；其余区县如红河境内的峨山、河西，楚雄境内的楚雄、南华、姚安、大姚、禄丰，大理境内的祥云、巍山等皆是清代道教发展较为兴盛的地区。以上数据虽反映的是清末道教概况，但却是清初龙门派发展之余绪，尽管随着清朝廷宗教政策的改变而逐渐走向衰落，但从整体上看，云南道教并未因此而颓微，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从以上诸记可以看出，从明代中期始，云南境内龙门派开始逐渐摆脱道门颓微的艰难处境，逐渐由隐居清修的苦行，转向住持、修缮宫观作为宗派传承之基础。至清初王常月奉旨传戒而龙门大兴，云南虽地处边陲，但境内的龙门派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为清后期该派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云南境内流传的全真道派较多，除龙门派之外，尚有华山派、天仙派等。前期以华山、天仙诸派传承最广，至明末则龙门居上，成为境内道派主流。具体而言，龙门派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明代中期宗派归属感较弱，多依赖于自觉、自发地传承。有明一代，皇室重正一而轻全真，全真道遇冷，云南境内的全真道派传承大抵类似。该派道士或栖居山野，或转奉正一，或全真、正一兼修，道士流动性较大，使道脉传承难以局限于个别派谱而具有弥散性，道脉承续被不断弱化，宗派道脉的延续遭遇了极大挑战。但至明代中后期这种局面才被打破，龙门派开始崭露头角，并不约而同地依循相同的派谱自觉、自发传承。如昆明真庆观于明代中期以前以刘渊然、邵以正一系净明道（或长春派）为主，但明代中后期，已出现“靜’“真”等龙门派道士；明中期昆明虚凝庵尚由净明道士张道宏主持，其后便易为龙门第五世道士主持。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清初龙门派已极其自觉地开始按道派字谱传承，其道派发展已达到一定规模。其二，自成体系，依派传承。明末清初云南龙门派传播以昆明真庆观、虚凝庵、太和宫及龙泉观最为繁盛，其道士皆源自真庆观。从《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虚凝庵常住田碑记》《太和宫官田记》的记载看，明万历、崇祯年间，昆明境内十多座道观住持已由龙门派担任，至清乾隆之时，虚凝庵一系龙门派已传至第十七代“教”字辈；崇祯年间创修禄劝仙台山的龙门派道士施太元及角清宵、李清露等人均已传至第九、十代。从道士规模看，顺治到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中，云南境内龙门派道众数量陡增。清初确有来自大理鸡足山的鸡足道者前往京师白云观受戒，冠以“龙门心宗”，但其徒裔大多分布全国各地，云南籍徒裔甚少，至清代中期该派已渐凋零，故该派对云南龙门派的影响极其有限。由此可知，云南龙门派的传承自成体系。道光、咸丰之时龙门派遍及云南各地，皆可视为清初龙门派繁盛状况的延续。其三，修缮宫观作为传派中心。明代中后期，多地宫观门庭冷落、殿宇顷圮、道众离散，为龙门派的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明末诸山宫观之修葺工作大多由龙门派道士完成，由是成为其道派传播中心。如明初盛极一时的昆明龙泉观至嘉靖甲申（1524）已“礼殿顷圮，像设蓁芜，灌莽集目”，于是镇守内相杜舜庵重修，至天启甲子年（1624）又呈现“殿庑倾颓，门楹圮坏”的状况，由华山派道士张德明主持修建，崇祯六年（1633）由龙门派道士孙一元住持；再如《真庆观古名真武祠碑记》所录，昆明环翠宫、三元宫、真庆观、紫虚观、白云碉、龙泉观、都雷府、太乙宫、文昌宫、三圣宫、真武观、白鹤观等诸宫观均由龙门派道士开创或多次重修并踞此传道授徒。另据《云南道教》所载，曲靖紫云洞、朝阳庵，宜良真武祠、玉皇阁，巍山朝阳洞、培鹤楼、文昌宫，以及建水、石屏的不少道观都是龙门派的重要基地。其四，兼习符咒，贯通三教。明代正一符箓道派颇受褒崇，而致使全真道士亦多兼习符咒，这种情况至清初尤且如此。据方志所载，清初有受正一符箓而以龙门派传承者，如民国《宜良县志》卷九载“许阳晨，少业儒，康熙五十一年，赴江西龙虎山学道，列为龙门正宗第二代字派。苦修十载，道即成，精符箓，天师授以雷旗、令牌、宝剑各一，归里后，祷雨祈晴，灵应如响”。此外，清初亦有来自龙虎山的正一道士进入云南境内，如据《腾冲县志》所载，“清康熙十七年（1678），游方道士李道陵、郭道亨、龚道洪由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来腾冲传布道教，并在城内玄天宫设立道教会”，对境内龙门派亦产生过影响。因而至今为止，云南龙门派道士大多亦擅长符箓，其风或肇始于清初。此外，龙门派宫观中多有儒、释二教神灵，并已在各地道观中形成三教融合之格局。《腾冲宗教活动场所简介》（内部刊本）“序”称，“腾冲道教属全真龙门派，主张'三教合一’，宫观始建人多为佛教徒，故名称多用'寺’”，而据笔者2020年田野考察所知，境内65座道观中，大部分称为“寺”，其先多为佛教场所，于明末清初由道士接手而成为道观，多为三教融合，均由龙门派道士主持。总而言之，明代全真道遇冷而渐显颓微，云南境内的全真道派则略显兴盛。明代中后期，龙门派始崭露头角，并开始依循道派派谱自觉传承。清初龙门“中兴”使云南龙门派迎来新的历史机遇，该派道士通过兴修、主持各地宫观奠定门派传承基础，并逐渐形成以昆明为中心向各地州辐射的道派发展格局，为清后期云南龙门派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紫虚观碑记》的发现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紫虚观始创和发展历程，更清晰地展现了紫虚观所传道脉为全真龙门的历史事实。该派道脉在紫虚观的传承自“常”字始，历“太”“清”“一”“阳”“来”“复”，已传至第十四代，可证紫虚观在康熙、乾隆间的一百多年中曾屡传不绝。从昆明各地碑刻文献亦可看出，《紫虚观碑记》所见诸代道士中，又有多人曾兴建、修缮并住持昆明境内的道观多处，且均与昆明真庆观有关联，进而推知紫虚观道脉实乃源自昆明真庆观。通过存留于各地宫观的碑刻文献探知，自明代中期开始，昆明虚凝庵最早开始续传龙门道脉，至明末清初，该道派活动中心则向真庆观转移，形成了以真庆观为中心，向昆明周边及各地州辐射的发展格局。真庆观及虚凝庵诸碑记所反映的道派史证实了清初龙门派的传承情况，而创建于清初的紫虚观，无论从宫观规模还是道众数量上看，均表明以真庆观为活动中心的全真龙门派曾进行过多方努力以壮大其道派规模，《紫虚观碑记》中所见关于紫虚观龙门派于清初的传承情况不仅是该道派在云南境内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清初云南境内龙门派发展的真实写照，无论从宫观数量、道众规模，还是从充任道官的人数看，至明末清初，全真龙门派已成为云南境内发展最为活跃的道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