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历代藏书家
——《书楼觅踪》自序
文｜韦力
私家藏书始于何时，我未曾读到过确切说法，我所访得者，以时间论，二酉洞的年代似乎最为久远，是在遥远的秦代。有人会说，这不算私家藏书楼，但我不同意这种判断。如果说二酉洞不能算私家藏书楼的话，那它应该算什么呢？首先，它不是官府藏书，因为这些书是那个时代的大儒伏生偷藏的。第二，这个洞即便不是伏生挖成的，至少也是他发现的，这样说来，该洞的所有权，或者发现权也同样不归官府，否则的话，伏生费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这些书，也早就变成了劫灰。你看，书是伏生所有，洞是伏生所发现，那里面的藏书如果说不属私家，我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归类了。这正如孔子所言“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所以我把二酉洞算作伏生的藏书楼，也就等于说，我把二酉洞视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因此，我在此慎重声明，我访得该洞，就等于访得了中国私家藏书楼的源头。
伏生之后，中国到底出了多少位藏书家，这一点还真的不好说，当然，我知道怎样找出搪塞的借口。比如说，首先要弄清楚，藏书家这个专用名词的外延和内涵，也就是说，在数量上，藏到多少才算是藏书家，有怎样的质量才算是藏书家，等等。民国时期，周今觉仅藏了一个邮票四方联——当然这是孤品——就被当时的人称作中国的邮票大王。若以此类推，某人仅藏了一部书，比如一部唐版书，当然曾国藩当年就说过“世人何曾见唐版”，其实我就是说个“假如”，如果不让这么假如的话，那就换个次一级的。比如某人藏了一部宋版书，并且这部宋版书是近千年来的孤本，名气极大，那么，仅拥有这么一部书的人算不算藏书家？其实这个答案无论是算与不算，都会遭到反诘：你凭什么下这个结论？谁授权你来给藏书家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但如果没有定义，那么关于藏书家数量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还是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多少位藏书家？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范凤书先生专研中国私家藏书史，他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中统计出全国著名的藏书家有4715位，范先生在“藏书家”之前加了一个限定词，那就是“著名”。既然把藏书家进行了两分法，著名的统计出来了，那非著名的有多少呢？文中没有说。既然是这种情形，那么这些有成就的“非著名藏书家”，肯定没被范先生统计在内，更何况范凤书先生并没有说出著名与非著名之间有着怎样的界定。如此说来，中国藏书家的数量也只能是一个模糊概念了。
就算按照范先生的4715位著名藏书家来说，我若把这个数字作为自己的寻访目标，那藏书楼的寻访就会与那个著名的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似了。您算算，即使我每天找一个，并且每一个都能有结果，那我也要假日无休地跑上十几年。好在，这只是个理论数据，因为中国的历史已经在大厨的炒勺里不知道翻过多少遍了，无论多少著名与非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到了我开始寻访的时代，所余已经不足十分之一。
我的书楼寻访，确实下了很大气力，为此也收到了不少赞誉之声，但这种夸奖的声音，还是没能完全满足我的虚荣，因为它们未曾挠到我的痒处。没有人说我的这些寻访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田野调查，而这种方式颇类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倡的两重证据法，至少我觉得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历史上第一次系统调查中国古代藏书楼现况。我用了这么一堆的限定词，原因就是古代访藏书楼者也一定有前辈在，可惜这方面的记录少有留存，即便有人在我之前进行了这项工作，他也绝没像我这样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做撒网式调查，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靠一己之力，基本上调查清楚了古代藏书楼现存状况。
从这项调查的一开始，我就低估了它的难度，原因是我在此之前把功夫重点用在了查找资料方面，把史料上的记载当成了一种现实存在。更何况，我所查得的藏书楼史料，也不过就是概念模糊的蛛丝马迹，而对于楼的实际情况，大多所记都语焉不详，除了一些极其有名的藏书楼——比如天一阁，很少有文献详细记载藏书楼的具体位置。虽然到了近现代，关于藏书楼的专著时有面世，但也同样如此，还是很少会提到某楼具体位置所在，就更不用说该楼的存废。这正检验了那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寻访藏书楼的实际困难，远超自己所料。
而困难的种数之多，几乎难以略记，但我这人也有个怪癖。“爱是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本着这种精神，我在十几年前就下了五年的气力，总计找到了一百余座藏书楼，而后在杂志上连载，再后来经过徐雁先生的帮助，结集为《书楼寻踪》，该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实地考察藏书楼的专著。不过我要在此慎重声明，寻访藏书楼的先行，是徐雁先生，我是踏着他的足迹把这件事进行到底者。
而今信息的来源大为丰富，相关著作时有面世，网络搜索更为发达，各地的书友相识者也越来越多，还有一项便利，那就是飞速发展的高铁。我把这些便利条件综合利用起来，加上以往的经验，费时三四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探寻古代人文遗迹，总计寻得近两千处，古代私家藏书楼占了其中的百分之十，而后将这些书楼的寻访过程，加上史料，写成了一篇篇的寻访记，组成了这部书。
当然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个意义，那么寻访古代私家藏书楼的意义在哪里呢？郑伟章先生的宏著《文献家通考》是我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在该书的前言中郑先生有这样的一段话：
中国数千年文明之发展，在在离不开书籍！历史是一条长河，任何个人不过是长河中的一个水分子，且瞬息即逝。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轮在长河上由古驶至今，还要驶向永远。它，就是书籍！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书籍的民族，故历史上文献家辈出，代不乏人。聚书、抄书、校书、刻书、辑书、编目、题识等活动，便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重要历史活动内容。
我觉得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藏书家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而我的寻访，也正是要表现出我对这些藏书家的崇敬之情，让我自己以及这个社会上的爱书人永远铭记，正是因为有历代藏书家的存在，才使我们得以了解我们民族历史的灿烂与辉煌。
书楼的寻访，也让我有着多方面的收获。这个收获首先是使我在地理概念上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来中国古代文化的集中与分散。我所找到的书楼，几乎四分之三都处在江浙一带，这一带再扩大一点儿范围来说，那就是中国的江南地区，自宋代之后，这一带成为中国人文荟萃之地，虽然元明清三代皇家政权都建立于北方，但这并不影响江南文化的继续繁荣。当年东北的王尔烈作为主考官前往南方地区开展工作，江南的学子对于来一位北方高寒地区的主考官颇有不满，于是在他的门楣上写了句“千山千水千才子”，言外之意，真正的文化在这里。而作为主考官的王尔烈，当然毫不示弱，他对了下联“一天一地一圣人”，这里的“圣人”当然指的是皇帝，其潜台词，就是你江南有再多的才子，也还是归北方的一位皇帝来管。然而机智终归只是机智，事实依然是藏书之事，南方远胜北方，而书楼的寻访也是如此。
我的另一个所得，是寻访过程中交到很多朋友，虽然这些朋友大多数是我在此之前就相熟者，但是，“出门靠朋友”这句古训，给我的寻访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比如苏州的马骥先生，他为了带我探访遗迹所动用的关系，以及为此所付出的，都可谓费尽心力；而黄舰先生，在嗓子说不出话的情况下，依然陪我去乡下寻找；江澄波老先生为了能够告诉我一个确切的地址，竟然在凌晨先行探访一遍；薛冰先生为了我的寻访，到处打电话落实地址；朱旗先生为了让我省些跑腿的气力，几次为我安排司机；而范笑我先生，我前往打扰多次，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替我安排各种细节；励双杰和童银舫先生，则专程开车送我到另一个地区去探访；胡关妙先生也是为了让我少跑路，竟然从几百千米外开车来接我前往另一地；卢平先生会很细心地安排好各方面的细节；陈琦先生为了让我得到满意的答案，竟然找到了多位藏书家的后人；另外还有府军、顾正坤、付国君等太多的朋友，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事非经过不知难，我自己在寻访途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大多数都是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克服，每念及此，我都会心存感谢，在此，我向那些对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本书因为是边访边写，所以在体例方面，有时考虑得并不完整，而后经商凝瑶女士之建议，本书的编排方式有所调整。比如我原本将各个藏书楼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在她的建议下，我改为按照地区排列，这种排列方式，更能够一目了然地看清楚藏书楼所集中的地区，为读者提供了文字之外的重要资讯。而在每个地区之内，商女士建议，按照每个楼主的生年进行排序，她的这些建议我都一一采纳。但也郑重声明，因为文章是陆续写成的，所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这方面的文责，我当然要自负。这些书楼寻访之文，曾有部分发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得到了多位读者的厚爱，给我指出了不少笔误，我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装帧及藏书票设计｜段旭
这套价格高达298元的三大卷作品，没想到得到如此多爱书人的青睐。
韦力先生签名并钤盖自用闲章一枚。
十几年前，韦力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寻访历代藏书楼。
多年来寻访积累的笔记和材料让他“井喷式写作”。
从中可看出韦力对藏书的感情。
对历代藏书家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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