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电 — 拉什迪奥诺（Rasdiono）记得以前海水还在山下的位置，距离自己的前门有好一段距离。那时候，他在海湾边上一栋局促狭小但却洋溢着欢乐气息的油漆棚屋中开了一家小店，名叫 Blessed Bodega。在这里，他和家人靠卖鲶鱼头、卤蛋和炸鸡为生。
拉什迪奥诺说事情很离奇。时光一年一年过去，海水也一点一点逼近。渐渐的，曾经的小山被海水淹没。如今海水距离小店只有几步之遥。如果不是裂痕满满的墙壁，海水恐怕已经涌入店内。
受气候变化影响，爪哇海（Java Sea）的海平面不断上升，附近地区的天气也越发极端。本月早些时候，另一场反常的风暴瞬间将雅加达的街道变成一条条“河流”。受降水影响，这座拥有接近 3000 万人口的巨大都市陷入停滞状态。
下沉数据由万隆理工学院大地测量研究团队的伊尔万·古米拉尔提供｜卫星图片来自 Landsat 5 号和 8 号卫星
作为雅加达特区省长顾问的局部气候研究专家伊尔万·普伦甘（Irvan Pulungan）为气温可能继续攀升深感忧虑。到下个世纪时，雅加达地区的海平面最多会提升 3 英尺（约合 0.9 米）。
光是海平面上升就可能给这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带来无穷的灾难。
2007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没了拉什迪奥诺的小店，也淹没了雅加达的大部分地区。导致这场洪水出现的罪魁祸首可不仅仅是全球变暖。实际上，雅加达的不断下沉也是洪灾发生的原因之一。
拉什迪奥诺和女儿在雅加达的家庭小店内。曾几何时，大海距离他的门口还有一定距离。如今，海水已经开始渐渐淹没小店。
雅加达的下沉速度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快，甚至超过了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升高速度。如此之快的下沉速度让人觉得离奇荒诞：有时候河流会逆流回溯；平常的降水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将居民区和建筑物淹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渗入地面。引起城市下沉的主要原因是非法挖井——雅加达建于含水层之上，而非法挖掘出来的水井将含水层中的水源一滴一滴榨干——这个过程就好比给你身下的巨大垫子放气。如今，雅加达有 40% 的区域位于海平面以下。
拉什迪奥诺的小店 Blessed Bodega 位于 Muara Baru 区。近些年来，类似 Muara Baru 这样的沿海地区不断下沉，最严重的地方已经下沉了 14%。不久前，当我在雅加达北部开着车闲逛时，看到很多青少年在被海水淹没的废弃工厂内钓鱼。肮脏昏暗的水道淹没了一座铁路桥，直到最近水道的水位才渐渐降低，让铁路桥恢复了原本的面貌。
工人在雅加达北部的卡朗河（Karang）中挖掘淤泥，疏浚河道。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气候变化也给雅加达带来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一系列其他问题进一步恶化，人祸像是海啸般袭来：经过失控的发展扩张以及几乎没有规划的城市建设，当地的污水管道几近于无，只有一部分人能用到可靠的自来水管网。这一切都给雅加达的生存带来了紧迫的威胁。
不断下沉的建筑、无计划的城市扩张、污染严重的空气以及全世界拥堵最严重的交通，这些都是雅加达多年来解决不了的顽疾。印度尼西亚人普遍不信任政府。伊斯兰极端分子和世俗的印度尼西亚人之间冲突不断，穆斯林和华人之间摩擦频发。上述问题影响着印度尼西亚的发展速度，阻碍了决心改革的领导者前进步伐，也让一切试图阻止雅加达下沉的举措变得复杂无比。
雅加达冲突政策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院长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介绍说：“在雅加达，没人愿意为大局着想，也没人相信美好的明天终会到来。这座城市腐败太严重，政客们惺惺作态，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人民并不相信政府。”
水文学者说，阻止雅加达继续下沉的时间只有十年了。如果人们未能阻止城市下沉，拥有上百万人口的雅加达北部最终将会被海水淹没，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也会遭受重创。如果不立即进行大规模变革和基础设施改良，雅加达最终将消失在河流、水道和海平面不断升高的爪哇海之中。
即便马上着手采取措施阻止城市下沉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雅加达人不能解决自己造成的各种问题，他们最终还是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威胁。
雅加达北部一座被淹没的工厂。这片区域内隐藏着几条有全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水道和河流。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21 世纪的雅加达是由杂乱无章的高速公路和缺乏规划的摩天大楼所构成。这座沿着爪哇海西北海岸线缓缓展开的城市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也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很久之前，雅加达还只是巽他王国（Hindu kingdom of Sunda）一个破旧肮脏的贸易港口。1527 年，当地的苏丹们将其占领，建起了城邦。
苏丹们称其为查雅加尔达（Jayakarta），也就是爪哇语中凯旋城的意思。
一个世纪后，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度尼西亚。他们在雅加达修建基地，以便更好的控制位于东印度的殖民地。荷兰人想把雅加达修建成热带地区的阿姆斯特丹，为此铺设街道，开挖水渠，想要解决从南面森林和山脉（每年有接近300天都在下雨）流入城市河水带来的问题。那时，有 13 条河流从雅加达市区内穿行而过。
1945 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雅加达开始无计划的扩张。如今，你基本上很难在城市里闲逛。雅加达的公园比爪哇犀牛（数量非常稀少，属于极危动物——译者注）还罕见。如果你想去最近的植物园散散心，那就做好思想准备：即便是交通情况好的时段，你也要在堵成长龙的车流中等上大半天才能到达。
尤迪（Yudi）和缇缇（Titi）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两人都是专业学者。前不久的一个周日，他们在雅加达西部和城市中心区之间往返了一趟，仅仅是为了在一条暂时关闭的高速公路上散散步。缇缇说：“封闭的高速公路上没有车，你最起码还能好好享受几分钟没有尾气的空气。”
雅加达北部地区面临的问题最为急迫。这里的海岸线附近有数量庞大且布局混乱的港口，周围还分布着大量高楼、年头久远的鱼市、凄惨的贫民区、发电厂、大型商场和荷兰殖民期间形成的拥挤不堪的居民区。除此之外，该区域还有几个破旧的广场、仓库和博物馆。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水道和河流编织成一张大网，将雅加达北部地区笼罩其内。
这里是雅加达下沉速度最快的地方。
经过多年不计后果的发展和不负责任的管理之后，雅加达北部地区面临的危机已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环环相扣，随时可能触发连锁反应。
雅加达的自来水管线极为落后，只有不到半数市民家中通自来水。一份已经出版的研究报告显示，该市的自来水由私人公司把持。政府让步之后，私人公司定下的水价高的让你觉得和敲诈勒索没有区别。鉴于此，开发商和其他人挖掘了不计其数的非法水井。
虽然当地气候多雨且地表河流众多，但城市地下的含水层却很难恢复原样。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还是人祸：雅加达有 97% 的土地被混凝土和沥青覆盖，地表径流根本无法下渗进入含水层之中。曾经可以吸收雨水的旷野被铺成路面，能在雨季减缓河流和水道内涝问题的海岸红树林也被砍光，取而代之的是棚户区和公寓住宅楼。
眼前的需求和长远的规划之间总是充满矛盾和摩擦。其实，类似于墨西哥城这样不断下沉的大城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雅加达，无规划的胡乱建设和无节制的从含水层抽水导致城市下方的岩石和沉积物逐渐被压平。
吉利翁河是雅加达的主要河流之一。工作人员正在这条河里清理垃圾。
商业的发展和外国投资者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大量从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低洼地区涌入雅加达的乡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家乡建起了煤矿和烟草庄园，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了建造棕榈油加工厂和纺织厂，人们大面积焚烧热带雨林，给乡村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大火造成的浓烟严重污染了空气，烟雾甚至一路飘到了马来西亚。在浓烟的作用下，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
新建的工厂向水道中排放大量废水和化学物质，污染了雅加达的饮用水源。
很多来自乡下的穷人在雅加达私自兴建的贫民区或者沿水道而修的村落内定居下来。他们在水面上架起摇摇欲坠的房屋，看起来像踩着高跷站在水中一般。对他们而言，房屋下方的水道就是下水道，所有垃圾和污物都可以随手丢进去。
城市的快速下沉导致河水无法像以往一样在重力的作用正常流淌。鉴于此，雅加达市政府不得不修建大量抽水站。如今，贫民区的房屋、被当成下水道的水道和大量垃圾严重影响抽水站的正常工作。
为了阻止地面下沉，雅加达人必须停止从水井里抽水。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为市民修建可靠、干净的自来水管线。同时政府还要清理水道（可能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改进这座超级都市的污水管道系统或者建造能发挥同样作用的其他公用设施。
为了清理水道，政府还需要加强对排放含有化学物质污水工厂的监管。这意味着打击腐败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对私自修建贫民区内居民的再安置工作也要同步展开，政府要找到合适的土地并建起成千上万的新房屋。重新安置将拆除现在的违章建筑，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对于这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当初其实根本就不想离开故乡。
托帕斯（右）和他妈妈艾斯玛瓦提站在位于 Akuarium 村的家门口。这个村庄是私自修建起来的贫民区。因为违章建筑的存在，雅加达的内涝越发严重。
一天下午，我和托帕斯（Topaz）在一个叫 Akuarium 的海滨村庄废墟附近见了面。31 岁的托帕斯是一位活动策划，说话温和的他称自己是 Akuarium 村的第三代居民。这里曾经是一个人口密集的违建村落，到处可见四层小楼，熙熙攘攘的街上开满了各种商店。
然而推土机隆隆而至。我眼前的 Akuarium 村已经是一片废墟，满地都是砖块和混凝土堆成的小丘。
托帕斯告诉我：“政府说要清理河流，所以赶我们走。但我觉得，他们只是为了谋求政绩、开发土地罢了。”很多 Akuarium 村的居民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在托帕斯的带领下，我来到距离他家原来房子不远的地方。他在这里搭起破旧漏风的帐篷，和十几个无家可归的人住在一起。在他身后不远处，几栋奢华的海滨塔楼公寓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托帕斯说：“这些公寓的宣传广告说他们会在 Akuarium 村的位置建一个公园。”
下令将人驱逐出 Akuarium 村的是雅加达特区前任省长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大家都叫他“阿学”（Ahok）。钟万学是华裔人士，从政前当过地质工程师。在担任雅加达特区省长期间，他曾经尝试解决几个雅加达存在的大问题。虽然百般努力，但他还是未能从私有公司手里夺过水源的控制权。为了清除河流和水道里的沉积物和垃圾，他建立起一个叫橙衫军（Orange Army）的组织，专门负责处理环境卫生问题。
工人正在修复坍塌的海堤。海提受损之后，周围的很多村庄都被海水淹没。
他还拆除了几个堵塞水道的村落。钟万学的努力渐渐发挥了作用：以前大雨过后城区总会陷入持续数日的内涝，现在只会持续几个小时。
但是很多像托帕斯一样的人被强制离家。他们反对政府的举措，认为驱逐行动的本质是想帮开发商牟利，而不是改善城市的排水系统。如此一来，Akuarium 村变成了反抗省长抗议活动的温床。
强硬派的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充分利用了反抗者的不满情绪和城市贫困人口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他们与钟万学的政敌以及宗教保守派结成联盟，想要进一步推动反华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钟万学在任期间拆除了一个渔村，引发了各方冲突和争议。他的政敌借机煽风点火，将问题上升到一个新高度：非穆斯林是否能领导以穆斯林为主的城市？
钟万学发现自己总是定期遭到来自穆斯林的攻击。他在改选中败下阵来，而利用民众对他不满情绪的伊斯兰主义者趁机以亵渎宗教罪对他提起诉讼。如今，被判两年有期徒刑的钟万学正在监狱服刑。
新的雅加达特区省长阿尼斯·巴斯维丹（Anies Baswedan）在竞选期间曾经举办过助选活动，得到了愤怒的 Akuarium 村民的支持。今年十一月，他宣布自己上任后首先会在甘榜河（Kampung）附近重建一些庇护所。
吉利翁河沿岸的 Bukit Duri 村。
另一个遭到驱逐的定居点是 Bukit Duri 村。在废墟上，我遇见了 34 岁的摩托出租司机阿古斯·费迪莱（Agus Fadilah），他正凝视着吉利翁河（Ciliwung，雅加达市主要河流之一）岸边曾被称为家的地方。如今，那里只有一堆碎石。推土机仍在工作，将一堆堆建筑残骸推到一边。有几个女人在废墟中搜寻遗落的财物。
顺着吉利翁河逆流而上，其他几个村庄已经被推平。拆迁之后的河道宽了许多，岸两边有许多混凝土块。人们还在岸边修起了高大的混凝土墙，上面涂满了涂鸦。看上去受到各种限制的吉利翁河好像被“囚禁”了一般，但河水的确流得更加顺畅。
阿古斯告诉我：“我在这里长大，以前也在这里工作。”如今，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同被安置到几小时车程之外的新居民楼中。为了不让孩子转学，他们每天都要花很久时间送孩子去上学。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拆除村子，”阿古斯和我说，“肯定是和治理河流有关。我知道村子是违章建筑，但那里是我的家。”
为了表达对拆迁的抗议，Bukit Duri 村居民向政府提起了集体诉讼。最近，地方法院判决村民胜诉。
鲁杰克城市研究中心（Rujak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的常务董事伊丽莎·苏坦努达佳（Elisa Sutanudjaja）支持 Bukit Duri 村居民的维权活动。她说：“这些贫穷的人不是都想留在原来的村子里。但他们想要住在一起，想要生活在工作地附近。他们想要合法的地位。”
她补充道：“他们想要的，是政府在拆迁前询问过自己的想法。”
他们还想证明，搬迁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叫 Tongkol 的叶片状村落中，居民们在过去数年里修建起自己的化粪池。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吉利翁河，确保河水不被污染。建筑无国界组织（Architecture Sans Frontieres）印度尼西亚分部的年轻建筑师卡米尔·穆罕默德（Kamil Muhammad）设计出了一种成本低廉的房屋，使用的混凝土、竹子和可重复利用砖块便能完成建设。在一栋房子内，建筑师通过巧妙布局设计出七个小型公寓。
这个项目堪称廉价自建房屋的典范，可以在雅加达的河道周边节省出大量土地。这些空出来的土地能在防洪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穆罕默德和我一起站在他设计的房屋顶上眺望吉利翁河。当地居民在河岸边种植了香蕉树和杨桃树，既美观又能发展经济。他说：“我们想让政府知道，沿河而建的村庄能给河流带来很多好处。”
过去数十年里，水文学者简加普·布林克曼（JanJaap Brinkman）一直在为荷兰水资源研究院（Deltares）研究雅加达。他对那些处境和 Akuarium、Tongkol 村村民相同的人们充满了同情。在他看来，驱逐拆迁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考虑到如今有成千上万的雅加达人居住在河流和水道两旁的违建村庄内，驱逐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举措。不过布林克曼也强调称，让人们搬迁依旧是很有必要的举措，只不过愚蠢粗鲁的驱逐行为既浪费宝贵时间，也消耗人民对政府本就不多的好感。
“现在我们需要采取大动作，”布林克曼说，“如果我们被违章建筑里的渔民和发展问题束缚住手脚，最终迎接我们的必然是灾难和死亡。那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整个雅加达。”
施工人员正在加固雅加达北部的一段海堤。人们在海边修筑起高大的“海岸墙”，希望它能保护雅加达不受海水的侵扰。但是到了 2030 年，这些海堤可能也会被大海淹没。
人们偶尔会聊到印度尼西亚政府迁都的事情，说政府打算缩减雅加达的规模。各级官员发布了很多禁令，严格禁止开发商违法打井。同时，政府也要求市民尽力储存雨水以供日常使用。法规虽严，但执法部门一直疏于履行使命。
一天早上，布林克曼开车带我参观了雅加达新建的东排洪渠（Eastern Flood Channel）。这条排洪渠长达 16 英里（约合 25 千米），两岸是大片公共用地。洪水发生时，排洪渠能迅速泄洪。我们还参观了政府最近修复的一个百年水闸。布林克曼介绍说：“一年之前，这里堆满了固体废弃物。”他边说边让我看脚下浑浊不清的河水。对岸有不少穿着亮橘色外套的环卫工人正在往垃圾车里装垃圾。他们都是阿学组建的橙衫军。
“这个水闸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布林克曼告诉我，“换做以前，你可以在水上走过去，因为水里有太多垃圾和沉积物。”
正在他说话之际，一个穿橙色外套的环卫工人喝光了一瓶水。只见他随手将塑料瓶子扔进了背后的河水之中。
人们想要采取切实行动拯救雅加达，但始终未能成功。市政府的所有举措中，最具野心的便是修建“沿海墙”（Coastal Wall）。如今，高大宏伟的“沿海墙”像黑色绝壁一般耸立在雅加达湾。这种暂时性的屏障结构能抵御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沿海墙”的高度比正常水平要高出一部分——毕竟，它也会像雅加达北部的一样慢慢下沉。如果雅加达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沉，“沿海墙”可能会在 2030 年被大海淹没。
布林克曼带我来到一处更令人担忧的地点。这个位于海滨的地点没有“沿海墙”，阻挡海水入侵的只是一道低矮破碎的混凝土壁垒。我仔细观察了这段堤防工程，发现海平面距离墙顶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布林克曼指着堤防后面雅加达说：“如果这段混凝土墙出现缺口，爪哇海的海水将长驱直入。从这里到六公里外的市中心，整个雅加达都会被海水淹没。类似于这样不安全的堤防还有 20 多段。”
吉利翁河上的桥梁。一直以来，雅加达人都将各个村落中的河流和水道当成下水道使用。
三年前，印度尼西亚政府与荷兰政府联手启动了名为“国家首都综合性沿海开发”（National Capital Integrated Coastal Development）的项目。“海岸墙”就是这个宏大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项目规划，雅加达还将打造作为“沿海墙”补充设施的第二道防线——“阻海墙”（Giant Sea Wall）。这种宏大厚实的堤坝建在深入大海数英里的位置，修筑完成后，整个雅加达湾就被彻底封闭起来了。
“阻海墙”不仅仅能阻挡日益升高的海水。根据最初的项目规划，雅加达将投资 400 亿美元兴建规模宏大的全新超级都市区。“阻海墙”届时将成为新建区域的“脊柱”，发挥环线公路的作用。据悉，建筑师将新建的超级都市区设计成印尼国鸟老鹰的形状，非常宏伟壮观。建成之后，房地产界的大亨和参与项目的荷兰顾问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雅加达将新建的超级都市区命名为“雄鹰”（Great Garuda）。没错，这就是该市计划的大动作。
或者说，至少它在不久之前还是雅加达政府的重点推进项目。
虽然雅加达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兴建超级都市区，他们还是打算将“阻海墙”的建设落实到位。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对“阻海墙”的效果抱持着极为合理的怀疑。 环保人士指出，如果雅加达不能先完成河流和水道的清理工作，一道阻隔海水的大堤将把雅加达湾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污水坑。
稍向左看，便能在远方找到一座正在修建中的小岛。这个靠近海岸线小岛的正对面就是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
雅加达政府制定的发展计划中还存在其他令人难以信服的方案，比如改造雅加达湾内的岛屿以便重新开发利用。因为经济衰退和政策争论，改造岛屿的计划比预期延迟了数年。2013 年，雅加达政府正式开始修筑岛屿。他们计划将这些小岛打造成时髦奢华的绿洲，在上面建满拥有独立产权的公寓、游艇码头和高尔夫球场。根据分析，小岛的主要目标客户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顾客。
愤怒的渔民发起诉讼，称新修岛屿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捕捞环境。一个开发商贿赂当地官员的事情暴露后，雅加达政坛爆发了一场丑闻大地震。改造修建小岛的工程被迫暂停。
与此同时，修岛计划原本就与“雄鹰”超级都市区的建设密不可分。包括阿学在内的各级官员认为岛屿开发商缴纳的税金能缓解修建“阻海墙”的资金压力，还能用来实施其他价格昂贵的清理河道项目和阻止沉降项目。
事实上，环保人士和贫穷的渔民都认为雅加达政府的规划方案将对雅加达湾内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讽刺的是，雅加达政府高层却还将此看成是拯救城市的灵丹妙药而大肆宣传。他们以为修建起“阻海墙”、超级都市区和时尚岛屿便能从气候变化的手中拯救不断下沉的城市。
气候科学家阿德哈森纳·苏伯赫鲁瓦康（Ardhasena Sopalheluwakan）和很多同行都认为，解决海水入侵的最好办法不是修建宏伟的堤坝，而是“让雅加达北部部分地区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前几天的一个早上，他和我介绍了他的想法。此举能“恢复被毁坏的红树林，让一些以前在老雅加达发挥作用的蓄水池重焕生机”。
布林克曼表示：“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雅加达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在我看来，仅仅解决沉降一项就占到了其中的 90%。”
布林克曼还说，二战后的东京也面临和雅加达一样的困境。从 1900 年开始，东京已经下沉了 12 英尺（约合 3.65 米）。但是东京集中力量修建了新的基础设施，制定了更严格的发展审批规划。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东京已经变成全球勇于革新都市的典范。如今，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被新任雅加达特区省长聘任为气候变化顾问的伊尔万·普伦甘说：“雅加达可以效仿上世纪的东京，成为 21 世纪城市再开发的典范模型。”
不过，他也补充道：“只能提供基础服务的城市是失败的城市。除了洪灾和都市化等常见问题之外，我们现在更需要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麻烦。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不久之后人们将在街头为了越来越少的资源——比如干净的水和安全的居住地——而大打出手。”
与半个世纪之前的东京一样，现代雅加达也来到了转折点。普伦甘表示：“大自然可不会等我们。”
专家表示，留给雅加达阻止城市继续下沉的时间只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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