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儿童们对真实性和计算机之间的区别有着哲学般的思考。而现在，当孩子们为了“特定的目的”说起机器人是多么栩栩如生时，他们不再去考虑那些抽象的问题。他们的态度非常实用：不同的机器人要做不同的背景分析。比如，如果作为朋友、一个保姆，或者祖父母来说，它足够逼真吗？有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微妙：如果机器人能够让你爱上它，你觉得它逼真吗？
电子宠物改变了孩子们对“生命”的理解。他们在养育“拓麻歌子”的过程中，付出过爱，也感受到爱的回报。当这些电子宠物“死去”时，孩子们会体验到失去亲人般的悲伤。在他们心里，这些电子宠物也是值得怀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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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玩具改变了儿童对生命的理解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儿童们有了第一批计算机玩具：比如“梅林”（Merlin）、“西蒙”（Simon）和Speak&Spell。游戏室里的第一代计算机对孩子们的记忆和拼写能力提出了挑战，使他们在三连棋和猜英文单词这样的小游戏上经常落败。互动型玩具把孩子们变成了哲学家。体验过这些玩具以后，孩子们问自己，这些经过编程的东西有生命吗？
儿童的出发点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渴望。他们通过理解自己（这是他们最了解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为什么石头会滚下山坡呢？年幼的孩子说：“为了滚到坡底”，仿佛石头有自己的意愿似的。但是，万物有灵的观点迟早会让位于物理学。孩子们学习后知道，石头下落是因为万有引力，和意愿无关。于是，他们确立起一种一分为二的观点：物理特性和心理特性是截然对立的两大系统。但是计算机是一个新例外：它有心理特征，同时也遵从物理特性。像计算机这种横跨两个种类的临界物体，促使人们关注以下问题：我们怎么区分物理和心理特性呢？
20世纪2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通过对儿童的访谈发现：儿童通过对象的物理运动来确定其生命状况。最小的孩子认为，所有能动的东西都是活的；稍大一些的孩子认为，只有那些不需要外力推拉就能动的物体才是活的。他们很容易区分人和动物，但是像云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由移动的物体也被认为是活的。直到孩子们认识了风，一种外在的但是看不见的力量，助推着云的方向。当孩子们理解发动机是一种“外在”推动力时，他们把汽车重新划分为没有生命的物体。最后，关于自主运动的认识集中到了呼吸作用和新陈代谢上，这才是生命最典型的特征。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回答“计算机对象是不是活的”这个问题时，儿童们放弃了从物理到心理的划分，又有了新的思路。当他们注意到一个能在拼写游戏中击败他们的玩具时，他们不再好奇这个对象能不能动，而是关心它能不能自主思考。孩子们问，这个游戏是不是能“知道”？它是在骗人吗？“知道”是否也是骗局的一部分呢？他们十分着迷，想知道这些电子游戏和玩具是怎么实现自主的。当发音拼写游戏机Speak&Spell的早期版本出现程序失灵，而且没法在“朗读”环节关机时，为了“弄死”这台机器，孩子们会激动地尖叫着拔出电池，然后把电池装回去，这样它就又复活了。
在他们关于“计算机的生与死”的热烈交谈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为新的物质世界设定了新的概念准则。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准则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如《模拟人生》（The Sim）这样的虚拟世界中，生命形式进一步进化，网络世界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儿童文化也受到了电影、动画片、仿真玩具人中会变形的虚拟形象（从终结者到电子病毒）的影响。儿童把计算机里的东西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一个8岁的小女孩认为，机械生命和人类生命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机器生物更加令人生厌。这引起了新一轮对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当讨论起计算机一类的玩意时，孩子们既说到演变，也会说到认知，而且还会谈到流动性。1993年，一个10岁的小孩在回答《模拟人生》游戏里的虚拟人物是不是活着这个问题时，她说：“如果他们能从电脑里出来，并且上美国在线的话，他们就是活的。”
在这里，皮亚杰关于运动的叙事研究以新的形式再次得到体现。儿童通常会把这种渴望倾注在模拟游戏里的人物身上：我想逃出禁锢，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电子世界。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让孩子们更着迷的电子生物出现了。他们不仅仅以“智能”著称，更因具备“社交能力”而受人瞩目。从那时起，我也展开了有关儿童与新机器互动情况的漫长研究。孩子们认为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和智慧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信号和证据。但是即使是在关于真实性的专门谈话里，儿童更在乎的却是这些新机器人能感觉到什么。按照生命的标准来看，任何东西与机器人的关怀能力相比都会黯然失色。
让我们从3名小学生的讨论来看看，想法怎样变成了感觉。他们讨论的是“菲比”，一种猫头鹰模样的机器玩具。它会玩游戏，还能在儿童的指挥下学英文。首先，一个5岁的小女孩拿它和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相比。电子宠物蛋是一个在LED屏幕上显示的小小电子生物，会卖萌求得主人的关爱和挑逗。小女孩自言自语：“‘菲比’是活着的吗？”然后回答：“噢，我很喜欢它，它比电子宠物蛋更像真的，因为它和我一起睡觉，而且它喜欢和我一起睡。”一个6岁的小男孩认为，像“菲比”那么真实的机器人就得有胳膊，他说：“它也许想捡起什么东西或者和我拥抱。”一个9岁的小女孩这么说：“我非常喜欢照顾它……除了不能吃东西，它几乎和你一样……它是活的，但不是动物的那种活法。”
20世纪70年代末，自从我开展研究儿童与计算机方面的研究以后，我发现儿童经常说，一只“像动物那样的活的东西”和一只“像计算机那样的活的东西”。而现在，我常听到儿童说，一种“像人一样的爱”和一种“像机器人一样的爱”。社交机器人使儿童形成了某些习惯用语，比如机器是能提供关怀、也需要关怀的活物。在谈到社交机器人时，儿童们既不用“生物性是否齐备”、也不用“关系是否齐备”进行考量，而是使用了“足够真实”这个短语。儿童们认为，机器人是足够真实的，值得去爱，也值得怀念。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的那样，在某些环境下机器人可能是足够真实的，并且可以用来替代生物。那天在博物馆里，孩子们觉得用机器龟来代替活海龟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儿童们很自然地认为，机器龟既是机器也是生物。
从一个名叫威尔逊的7岁男孩身上，我也见到了这种变通。威尔逊很聪明，是波士顿公立小学的一名学生。有一次，在放学后的游戏时间里，我给他一只机器玩具“菲比”，让他带回家。几周后，威尔逊给了我反馈，他对“菲比”的感受是这样的：“‘菲比’会说话，而且看起来像一只猫头鹰，虽然我仍然听到了它身体里面的机器声音。”他同样也认为，尽管“菲比”是一名“足够真实的朋友”，但不能将它与真的动物放在一起，因为“一只真的猫头鹰会把他的头咬下来”。对于威尔逊来说，承认“菲比”的机器特征和把它看作好朋友或是向它寻求帮助，是不矛盾的。现在，“菲比”已经成了他的知己。威尔逊对“菲比”双重属性的认识，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多重任务处理的一个哲学版本，是20世纪注意力生态学的核心。他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如果他面前有一个物体并且有自我意识，他会与最贴近环境的那一部分自我打交道。
这种实用主义已然成为我们心理文化的标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对人们来说，经常把人类头脑中的不同想法，比如机能、精神、化学、灵魂的化身等，进行“重复循环”，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现在，这种“重复循环”进一步加剧。我们与头脑中偏机器的那一面走得更近了。人们在身上安装一个电脑芯片来帮助治疗帕金森综合征。他们学着将自己的大脑看成是程序或硬件。他们服用精神治疗医师开出的抗抑郁剂，并确信生物化学意义上的自我和心理意义上的自我可以同时接受治疗。他们在脑部扫描里寻找情绪的信号。那些关于情人之间需要“化学反应”的笑话也被证明不再是笑话了。有催化爱情功能的复合药物也即将被研发出来。从两性吸引力产生的生物化学反应来看，这与坠入爱河的兴奋感是一样的。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受虐待的孩子脑部扫描结果正常，并不意味着他对虐待行为感觉不到愤怒。对于自我，我们的态度是多元化的，我们把这种务实的情感用在了某些必须面对的事物上，比如，社会型机器人。我们像威尔逊那样走近它们：它们是机器，但它们不仅仅是机器。
1832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梦想和野兽是两把钥匙，借助它们，我们得以发现有关人类本能的秘密……它们是我们的实验对象。”如果爱默生可以活到今天，他会看到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我们新的实验对象。我们对无生命的程序和有生命的生物的观点是平衡的，机器人这一新的种类促使我们去探索连接与关系的区别，与研究对象建立起深厚感情和与研究对象投入的区别。这些机器人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理解人们怎么看待他们，有利于看清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当儿童们谈论这些机器人时，他们放弃了早期认为的、计算机是用来刺激好奇心的看法，并认为机器人有可能是能够与人类牵手到老的伙伴。这种观点的改变，始于儿童遇到了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和猫头鹰玩具“菲比”，即第一代会卖萌的计算机。
02
“拓麻歌子”：被爱，也回报以爱
03
值得怀念的“生命”
当我照顾我的第一个电子宠物蛋时，我7岁大的女儿也在养育她自己的电子宠物蛋。因为有时我也会照料她的宠物蛋，所以我能够比较它们各自的行为。我说服自己，我的宠物蛋个性独特，与女儿养的那只不同。它喜欢按特定的间隔吃饭。我想它只需要很少量的娱乐就能茁壮成长。我用尽办法让它高兴，结果它却死了。我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那么难过。我立刻按下重启键。出乎意料的是，我对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个全新的电子宠物蛋小婴儿，失去了关怀欲望。
许多儿童并不渴望去按下重启键。他们不希望在相同的蛋壳里养育一只新生物，因为他们的虚拟宠物正是死在这个蛋壳里。对他们来说，虚拟宠物的死与他们所谓的“普通宠物”的死没有什么不同。当你触动电子宠物蛋的重启键时会发生什么？一群8岁的小朋友是这样说的，一个小朋友说：“它回来了，但它并不完全是你养的那只电子宠物蛋……你和它没有共同的经历。它的性格也有很大的不同。”另一个小朋友说：“它在骗你。你的电子宠物蛋其实已经死了。你的那只其实已经死了。他们说它又回到你的怀抱，但它并不是同一只。它和之前那只经历完全不同，这就像他们给了你一只新的。它记不起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小朋友说：“当我的电子宠物蛋死了，我不想和突然冒出来的那只新的玩。它让我想起那只真的（之前的那只）。我想要另一个宠物蛋（新的蛋壳）……如果你让它死了，你也应该有个新的开始。”父母们试着说服他们的孩子按下重启键。他们的观点合乎常理：电子宠物蛋还没有“用完”；重启电子宠物蛋就可以少跑一次玩具商店。但孩子们对这种观点无动于衷。
8岁的萨莉已经有了3只电子宠物蛋。每只死去的电子宠物蛋都会得到一个小仪式，“葬”在她衣橱最高的那一节抽屉里。萨莉3次拒绝按下重启键，而且说服她妈妈去买新的电子宠物蛋玩具作为替代。萨莉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我妈妈说我的电子宠物蛋还能玩，但是我告诉她一只电子宠物蛋很便宜，而且她不用给我买别的玩具，所以她就买了只新的给我。我不想重启那只旧的。它已经死了，它需要安息”。
从萨莉“它已经死了，它需要安息”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时代的扩张。人们常说，无独有偶。而现在，一套程序和对一个令人厌倦的玩具的同情，碰到了一起。按下重启键，会产生一种难以分类的东西：一种生物，它看起来是新的，但实际上并不新，它代表已经失去的某样东西。这种新生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经典案例。它类似恐惑，但又不完全是。恐惑通常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儿童们问：“一只虚拟生物死了说明什么？”然而，早期使用者在哲学层面上为“计算机是不是有生命”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而现在，面对电子宠物蛋，儿童们已经快速转向了日复一日的实践。他们用令人流泪的经历调和着哲学的高深。他们认为，电子宠物蛋是足够真实的，值得悼念。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关于失去的体验是我们自我塑造的一部分。从隐喻的角度来看，悼念行为至少能让一个已经失去的人再出现。儿童文化在故事记叙方面的成果颇丰，这有助于年轻人顺利度过不同的成长阶段。因此，在《彼得·潘》（Peter Pan）这部小说里，为了快点度过青春期，长成一个成年女人，能够谈恋爱和做父母，温迪失去了彼得。但是在她顽皮而宽容的照顾下，彼得又重新出现。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说中，主人公乔失去了她温柔的妹妹贝丝。在悼念贝丝的过程中，乔成为了一位严肃的作家，而且获得了全新的爱的能力。我们拉近一点看看现在，年轻的巫师哈利·波特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布利多，但邓布利多一直在哈利的心里出现，使他找到自我，并实现其人生目标。从宠物蛋的身上，我们看到人们已经开始悼念人造生命。这种悼念与怀念一个洋娃娃玩具不同。宠物蛋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儿童为他们的玩具赋予了生命。从宠物蛋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身处在人造生命的王国里，儿童认为它们有自己的日程、需要和意愿。儿童们悼念的是会生活的宠物蛋。
儿童对宠物蛋的悼念并不总是独自进行的。当一只宠物蛋死后，它可以被安葬在一个在线的宠物蛋墓园里。墓碑也五花八门。儿童们通过写墓碑来体现他们的宠物蛋是多么与众不同。一只名叫“土星”的宠物蛋活了12个“宠物蛋年”。它的主人写了一首怀念它的诗：“我的宝贝在睡梦中死了，我会永远为它流泪。然后它的电池也死了。现在它活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小朋友这样悼念一只名叫“南瓜”的16岁的宠物蛋：“南瓜，大家都说你很胖，所以我让你减肥，害得你把命都丢了。对不起。”儿童们对虚拟宠物的死负起了责任。这种在线的悼念场所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表达感情的渠道，这相当于承认，悼念电子生命是合适的，人们觉得“那里”确实有什么东西值得悼念。
节选自 雪梨·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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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益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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