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前几日，阿特伍德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在英语文学界中，布克奖是不逊色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重磅奖项。她未获得“诺奖”的遗憾，“布克奖”补上了。这是阿特伍德第二次荣获“布克奖”，早在2000年，她便因为《盲刺客》而获得过一次布克奖。她也因此成为第四位两次获得该奖项的作家。而如今79岁获得这个奖项，也使她成为了布克奖史上年龄最大的获得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著有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合3部文学评论。其作品迄今已经在35个国家出版。她的作品不仅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文学界都很有影响，先后获得过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英联邦文学奖、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等重要奖项。她曾担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国际笔会（P.E.N）加拿大地区主席，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说，作家本身是具有二重性的，一半过日子，最终死去；另一半写作，变成一个名字，与肉体无关，但与作品相连。那么，在这位“加拿大文学女王”眼中，何谓作家？她又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AUTHOR OF
THE HANDMAID’S TALE
THE BLIND ASSASSIN
ALIAS GRACE
ORYX AND CRAKE
CAT’S EYE
《使女的故事》《盲刺客》《别名格蕾丝》《羚羊与秧鸡》《猫眼》的作者
As a writer, your goal is to keep your reader believing in your story even though both of you know it’s fiction. When I wrote The Handmaid’s Tale, nothing went into it that had not happened in real life somewhere at sometime. The reason I made that rule is that I didn’t want anybody saying you certainly have an evil imagination, you made up all these bad things. I didn’t make them up.
身为作家，你的目标就是要让读者对你的故事深信不疑，即使你和读者都知道它是虚构的。在《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中，故事的情节都是曾在某时或某地发生过的事情。我之所以有此准则，是因为我不希望别人说我拥有魔鬼般的想象力，认为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是我编造的。我可没有编造。
IN HER FIRST EVER
ONLINE CLASS
在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网络公开课上
If you really do want to write and you’re struggling to get started, you’re afraid of something. Remember, it’s only you and the page. The waste paper basket is your friend. It was invented for you by God.
假设你真的想写作，但迟迟开不了头，说明你在担心着什么。记住，这只是你和纸张之间的事情。废纸篓是你的朋友，是上帝为你而创造的。
SPECULATIVE FICTION
DYSTOPIAS
HISTORICAL FICTION
PROSE STYLE
DIALOGUE
CHARACTERIZATION
臆想小说
反乌托邦小说
历史小说
散文体小说
对话
人物刻画
People are always coming up with new theories of the novel, but the main rule is hold my attention.
新的小说创作理论层出不穷，但关键的是要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MARGARET ATWOOD
TEACHES CREATIVE WRITING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讲授创意写作
Any form of human creativity is a process of doing it and getting better at it. You become a writer by writing. There is no other way. So do it. do it more. Do it better. Fail. Fail better. Somewhere out there, there are the readers for your book. I’m Margaret Atwood, and this is my Masterclass.
人类任何形式的创新都是一个坚持去做而且做得越来越好的过程。作家是靠写出来的，别无他途。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写吧，多多益善。别怕失败，要越挫越勇。说不定在某个角落，你的读者正翘首以待呢！我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就是我的大师讲堂。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乡村医生，就是那种驾着雪橇冒着暴风雪去帮人家在餐桌上给产妇接生的医生。我的母亲是个野丫头，喜欢骑马和滑冰，不喜欢做家务，喜欢爬高上低，边练习钢琴边读小说——家人煞费苦心，就是为了让她变得淑女一点。我父亲在师范学校看见她竟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当即就下定决心要娶她为妻。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负责管理魁北克北部一个很小的森林昆虫研究站。每到春天，父亲和母亲就去到北方；到了秋天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城里，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到半岁大的时候，父母用一个旅行背包把我背进了森林，那里成了我的故乡。作家们的童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书和孤独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一般认为，作家的童年生活会影响他们的职业，但仔细审视他们的童年你会发现，其实作家们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作家们的童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书和孤独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北方没有电影也没有剧院，收音机也不好用，但我从来不缺书籍。我很小就学会了阅读，对读书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从来没有人干涉我不可以读哪本书。母亲希望孩子们安静，而读着书的孩子是很安静的。我们家的亲戚我都没有见过，在我心目中，祖母们的形象与童话故事中“小红帽”的祖母差不多，这大概对我后来走上作家这条路是有影响的——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或者认为真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想象的：每种生活都是有内在的生命的，这是一种创造出来的生命。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独的，在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给他们讲故事。我的哥哥是最早讲故事给我听的人，刚开始我只是听众，但没过多久我有了讲故事的机会。讲故事的规则是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出新的东西或者是想换一下听别人讲。我们主要的长篇故事讲的是生活在遥远星球上的一种超自然动物。不知情的人可能误认为这些动物是兔子，而事实上它们是残忍的肉食动物，还能在空中飞行。这些故事充满冒险情节，主要情节是战争啦，武器啦，敌人和盟友啦，神秘宝藏和惊险逃脱什么的。黄昏和下雨天是讲故事的时间，而其他时间，日子过得匆忙而务实。我们顾不上谈论道德和社会的不端行为——或者说没机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学会如何远离致命的愚蠢行为，比如不能放火烧山，不能从船上掉下去，打雷下雨的时候不能游泳,等等。我们家所有的家当都出自父亲的双手，比如我们居住的屋子、我们的家具、停船的码头。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锤头、锯子、锉刀、凿子、摇柄钻头，以及各种各样锋利的危险工具，我们经常摆弄这些工具。后来，我们还学会了正确擦枪的方法（先把子弹退出来，不能把枪口对着自己）和快速把鱼杀死的方法（把刀插入鱼的脑门）。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撒娇和耍赖在我们家是行不通的，哭鼻子就更不管用了。父母赞赏有理有据的辩论和孩子们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但内心深处我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我是家中年龄最小也是最爱哭的一个，经常因为稍有劳累被送回家午睡。家人都觉得我有点敏感，甚至显得病恹恹的，这大概跟我对挑花绣朵、连衣裙和毛绒玩具之类的女生特别喜爱的东西过度痴迷有关。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娇小无害，与别人比起来简直就是棉花糖。比如，我的22式手枪枪法很差，斧头也使不好。我用了好长时间才搞明白，在那些惧怕龙的人眼中，哪怕是龙族的老幺仍然也是一条龙。1945年我满五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气球和彩色漫画重新回到了生活。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与城市和他人有了更多的交集。住房需求在二战后开始复苏，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那种新建的箱式错层房屋。我的卧室被刷成了淡粉红色，这还是头一回，我以前从未住过墙壁有颜色的卧室。我还在冬天去上了学，这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成天坐在书桌前让我困乏，于是我被送回去睡午觉的时间比往常更多了。大概在七岁那年，我写了一个剧本……那部戏不怎么成功。大概在七岁那年，我写了一个剧本。戏剧的主角是一个巨人，主题是犯罪与惩罚，罪行是撒谎，刚好符合一个未来小说家的特点，惩罚是被月亮压死。但是该请谁来演这出大戏呢？我不可能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呀！我的办法是用木偶。我用纸做成戏剧的人物，用纸箱做了一个舞台。那部戏不怎么成功。我记得我哥哥和他那些伙伴走进来，嘲弄了我一番，这对我来说算是初次经历文学批评吧。我没有接着写剧本，转而开始写小说，但也是有始无终。小说的主角是一只蚂蚁，它在一只木筏上被河水冲到了下游。估计是小说这种更长的文学形式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反正后来我就再也没写什么了，还把写作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我又开始学画画，我喜欢画时髦的女士，她们用烟嘴抽烟，穿着花哨的礼服和很高的高跟鞋。八岁那年我们又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是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的平房，这次我们离多伦多市中心更近了。多伦多当时还是个土里土气的边远城市，人口只有70万。在别的女孩子身上我开始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模样，她们那种扭捏作态和势利眼，那种爱搬弄是非和说三道四的社交生活，还有连捉一只蚯蚓都吓得花容失色和像猫咪一样细声细气的叫声。我更熟悉男孩那种直截了当的心思，也熟悉手腕上被绳子勒出的伤痕和断指把戏。（断指把戏的玩法：在火柴盒一侧的底部挖一个食指可穿过的孔，玩游戏的时候把火柴盒握在手里，食指穿过小孔，在指头周围摆上棉花或纸巾，再在指头上抹点番茄酱，在不知情的人面前打开火柴盒，对方会以为在盒子里放了一根断指。）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没有了战时生产的需要，妇女们得以回归家庭，生育高峰期到来了：结婚并生育四个孩子是妇女们的理想，而且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这种理想都没有改变。当时，加拿大还是一个文化闭塞的地方，这种思潮对我们的影响不算太大，我们也有像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那样富有冒险精神的妇女，也不乏才女，还有些独立的甚至思想前卫的女性，她们自强自立地活过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过，娴熟地操持家务依然被视为妇女安身立命的根本。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1897年7月24日—1937年7月2日失踪，1939年1月5日被宣布逝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性飞行员和女权运动者。1937年，当她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时，在飞越太平洋期间神秘失踪。
在这样的背景下暗藏一丝恐惧：原子弹爆炸，冷战上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要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正常、平凡。我突然想到，在心智和理智方面一贯中规中矩的父母，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怪异分子；也许他们不过是无害的疯子，但他们可能是无神论者，或在某些方面有点不同寻常。我也尽力表现得跟别人一样，不过我不大明白“别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让我欲罢不能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那种体验——那种触电般的感觉。那么，我是如何在这种条件下成为作家的呢？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它也不是我的选择，不像你们选择成为律师或者牙医什么的。然而这一切就那么发生了。1956年，在我放学回家经过足球场的时候，我构思了一首诗，然后把它写出来，后来写作就成了我唯一愿意做的事。我当时不知道其实我写的这首诗压根儿不怎么样，不过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也不会管那么多。让我欲罢不能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那种体验——那种触电般的感觉。我从一个不写作的人转变为一个作者只是一瞬间的事，颇像粗制滥造的影片里面温和的银行职员转眼变成了尖嘴獠牙的怪物。目睹这一变化的人可能会以为我是接触到了某种化学物质或者宇宙射线，就是使老鼠变成了庞然大物，或是把大活人变成了隐形人的那种。当时我年纪还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如果我对作家的生活有更多了解，或者至少有所了解，我一定会把那点见不得人的变化隐藏起来的。我非但没有隐藏，还宣布出来，让那些和我一起在学校食堂吃自带午餐的女同学大吃一惊。后来其中一个女生跟我说，她觉得我表现得很有勇气，敢把这件事说出来，胆子不小。说到底，是我太无知了。事实证明，我的父母对此也是惊愕不已：他们能忍受毛毛虫、甲壳虫和其他非人类生物，但对艺术家这个物种显然缺乏耐受力。和往常一样，他们没说什么，打算先观望一下，但愿我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不过言语中拐弯抹角地暗示我还是应该找一份能赚钱的工作。母亲的一个朋友倒是很乐观，“不错啊，亲爱的，”她说，“至少你在家里就可以工作了呀！”（在她看来，我应该和所有头脑正常的女孩子一样，最终也会成家。其实她太不了解当今女性作家的惨淡人生，不知道这些坚定而执着的女人应该把那些东西彻底抛诸脑后，去坚守不合时宜的贞操，过着乌七八糟的散漫生活，或是自杀——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假如我对自己将要承担的角色（不只是作家，而是女作家）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知——当然一切都晚了！——我会毫不迟疑地把那支漏墨的蓝色圆珠笔扔得远远的，或者取一个神秘莫测的笔名把自己包裹起来，让别人始终搞不懂他的真实身份。或者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允许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书的封面上，无奈当时年少无知，不懂得这些招数，现在知之晚矣。在艺术家、科学家或政治家的人物传记中，通常会写到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有几个决定性的时刻预示了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所谓三岁看到老，即便没有这样的决定性时刻，传记作家也会施展移花接木的本领，好让一切看起来天衣无缝。我们愿意相信宇宙中的因果学说。但当我回顾开始写作之前的生活，似乎找不到可以解释我选择这个古怪方向的任何逻辑；甚或说，我生活中的那些东西和没成为作家的人也没什么两样。本文选摘自
《与逝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3-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10
2000年，剑桥大学邀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去给学者、学生和普通听众做总共六场的“燕卜荪讲座”。“燕卜荪讲座”是以杰出学者兼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的名字命名的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由剑桥大学设立，由剑桥大学英语系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资助，其初衷是探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引人注目的话题。该系列讲座为国际知名的作家和学者搭建了独特的舞台，使他们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探究文学和文化领域中广泛的话题。书的形式保留了讲座的风格，因此各章之间没有逻辑严密的先后关系。虽然整本书围绕的是几个共同的主题，比如作家、作家的媒介和作家的艺术，但前一章和后一章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
第一章更多是自传性的，也表明本书的参考范围，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作家通常要在阅读和创作的初期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第二章讲述后浪漫主义作家的双重意识，我认为我们仍然深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或者多少仍受其影响。第三章探讨作家是该侍奉艺术还是追逐商业利益，任何一个把自己当作艺术家的作家都避不开这对矛盾。第四章讨论作家是社会和政治权力中的幻术师、工匠和参与者。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讲述叙事的漫漫长路及其黑暗曲折的过程。概而论之，本书力图求解困扰许多作家的矛盾，既包括我认识的如加利福尼亚人所说的生活在此凡尘俗世的作家，也包括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而认识的作家。写作要克服种种困难与掣肘，在本书中我要谈到的就是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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