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西南联大与云南昆明、浙江大学与贵州湄潭建立的情谊，大致是一致的。
时年，西南联大是三所国立大学联合成立的大学，浙江大学不过是省立大学。
如今的浙大，是国内排名前10位大学，与曾经的清华、北大、南开跻身同一阵列。
但是，浙大与贵州湄潭的深情厚谊，是昆明与诸多大学无法比拟的。
迄今，湄潭籍学生倘若入读浙江大学，同等条件下，浙大优先录取湄潭籍学生，而且湄潭籍学生入读浙大分数线可以低个10分20分的，湄潭学子还享有浙大免学费等诸多优惠。
这是我所知道的，湄潭与浙大维系82年之久的情谊，至今绵绵不绝。
当然，贵州湄潭留有82年前浙江大学在湄潭的很多印记，包括浙大图书馆、教学楼、浙大教授居所，湄潭保存得好好的。
贵州湄潭文庙，20多年前就被列为西迁陈列馆
湄潭文庙大成殿，早在20多年前被建成“西迁陈列馆”，保存所有关于浙江大学的印记。
浙大与湄潭80多载的良好互动，羡煞一堆旁观者。这包括我。
第一次去贵州湄潭时，看到丰子恺、竺可桢宿舍、浙大图书馆、教学楼等都保存得好好的，给深深震撼了。
在昆明，我们能为西南联大留有的实物纪念实在太少，现在虽然新增了不少，但却以“新物件”居多。
直到去了昆明呈贡文庙，在细细了解了呈贡文庙历史后，突然觉得如果能将呈贡文庙改为“西南联大西迁陈列馆”，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昆明，呈贡文庙
1938年至1946年，呈贡文庙被清华大学作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办公场所，长达8年之久。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是谁？
原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
1939年1月，时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先生，和社会学骨干教授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等人，在呈贡搞了一起轰轰烈烈的统计“大事件”：他们以云南省呈贡县为人口普查试验区，依靠当地政府动员呈贡县82名小学教员为调查员，开办调查员训练班进行业务培训，将呈贡县分为82个调查区，进行人口普查。
80多年前，呈贡县82名小学教师，下课之余常来呈贡文庙接受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专业培训。一个个培训教师，那都是国内乃至全世界有名的“学术大咖”。
呈贡文庙
培训结束，82名呈贡小学教员按片区进行详尽的人口普查和经济调查。
每天、每周、每月，源源不断的数据向呈贡文庙汇总。
最终被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汇总所有数据后，为呈贡县出具了专业的数据统计报告。
而这也是现今国家统计局各级部门用于专业统计数据的雏形模板。
就是这一套严谨的模板，在汇总各项数据后，为国内经济提供总结、分析和数据参考，也为各项经济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执行验证。
研究所里，还有费孝通、戴世光、孙福熙；当年的沈从文也住在呈贡。
离呈贡文庙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不远处的呈贡三台山半坡上，住着冰心和吴文藻一家。
昆明呈贡，冰心默庐
闲暇之余，冰心和吴文藻夫妇俩到文庙走访、闲聊，抑或是陈达、费孝通等人到“默庐”蹭个饭吃，是常有之事。
1940年，冰心一家离开呈贡三台山默庐，转而到了重庆；2年后的1942年，陈达也到了重庆。
1943年，陈达先生辞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后，潘光旦先生继任陈达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职务，同时，潘光旦亦任职了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
但是，呈贡文庙依旧留有潘光旦、费孝通等人，沈从文时不时来拜访下老友，而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经常来呈贡拜访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他后期写就的散文中回忆，有一次他来呈贡拜访沈从文先生，路上喝得酩酊大醉，一个人晕晕叨叨坐在路边，正好被路过的沈从文先生看到路边有一个醉鬼，沈先生走近一看，这个“醉鬼”竟然是自己的爱徒汪曾祺。
沈从文连忙把汪曾祺扶至呈贡居所，给他喝了好几杯浓茶，细心地照顾着汪曾祺。
80多年前，无论是陈达、费孝通、潘光旦，还是毗邻的冰心、吴文藻、沈从文，一个个名字，都是璀璨至今的学界泰斗、学术明星。
就是呈贡这么一个安静的港湾，它以其博大胸怀接纳了这群为躲避战乱的学术泰斗们。
在呈贡的日子里，闲暇之余，他们在斗南渔村里买过鱼，吃过呈贡汁多肉甜的宝珠梨，在滇池东岸远眺着对面的睡美人西山，看着五百里滇池的一只只帆船，宁静而悠远的渔村生活，让他们一个个暂时忘却了国仇家恨。
呈贡太过于简陋的条件，却丝毫不影响这些“学术泰斗”“业界大亨”致力于学术研究、学以致用的专注力。
在呈贡的日子，是他们学术课题频出的一段时期。
所以，你能想到当年的呈贡文庙在这些大儒心中有多重要！
但是，很是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如果你到访呈贡县城东门街181号的呈贡文庙，这一段星光璀璨的历史，几乎被略过了。
呈贡文庙
2020年7月某一天周末，我在呈贡文庙很仔细看了各种纪念碑文，寻找许久，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关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落址于此的简介，字数绝对不会超过30个。
呈贡文庙
这种不经意的“轻描谈写”，实在让我扼腕叹息。
其实，你只要翻阅到费孝通、陈达、潘光旦等著作，关于呈贡的统计数据、案例以及呈贡的回忆，你能在文中的很多角落找到他们对呈贡的记录和回忆。
而现代的我们，常常略过了发生在呈贡文庙的这一段西南联大历史。
我们宁愿去西南联大旧址（昆明一二一大街云南师范大学本部）去悼念、去回忆西南联大，也不会想到距昆明市区10多公里的呈贡文庙，和西南联大诸多教授们的联系竟然如此紧密。
从82年前至今，每天，滇池上空都会吹来一阵阵的西南风，这一段段往事早已被稀释在风中，让人渐渐忘怀那些久远的过往。
但是，西南联大精神，却至今铭刻在每一个呈贡人、昆明人心中。
呈贡文庙简介
呈贡文庙原址在伽宗城（今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弘治五年（1492年）迁建至县城北门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迁建呈贡县城东门街181号。
崇祯十年（1637年）兵燹损毁，历经清代重新、增建，规模宏阔。
咸丰七年（1857年）烽烟遍滇，又遭毁损。
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修。此外，因自然损毁而规模化重修也达十余次。虽历经损毁，但屡毁屡修，屡建屡兴，文庙已成为呈贡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于此办公长达八年之久（1938-1946），文庙由此承载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庙一度成为行政机关办公场所，后因年久失修，长期闲置未用。
2010年再行修缮。现存崇圣祠、大成殿（含月台）、东西两庑、棂星门、泮池虹桥建筑，占地8.34亩。
昆明呈贡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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