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芯片，半导体，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连我家门口的“朝阳大妈”也在讨论如何造芯片。于是，有一个说法，在媒体间热络了起来，叫“用两弹一星的精神”造芯片。对于用真正的“两弹一星的精神”去造芯片，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我赞成的是“真正的”“精神”。有人去论证造芯片的工艺与多产业合作性比造原子弹难，所以没法用造原子弹的的法子去造芯片。这些人，没看清“精神”两个字，落入了工艺对比的怪圈。有人说，两弹一星的精神，就是勒紧裤腰带，全国一盘棋，集中一切资源，写军令状，发誓立志的精神。这是纯粹扯淡加唯心，以前报纸上宣传的这些口号就能搞出原子弹？六亿人一人一天少吃一斤肉，每天六亿斤肉，能不能搞出原子弹？全国一盘棋，天天开会，几十万人学精神，能不能搞出原子弹？堆个金山银山，能不能搞出原子弹？写军令状就能想明白技术难点？那还上大学干什么？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两弹一星的精神”呢？那就是科学的问题按科学的办法来做，别搞什么形式主义，别搞什么本本主义，更不要搞文山会海军令状。1955年，中国决定开始搞核武器，真正的领军人物只有一个：钱三强。在整个核武器研制中，这个核物理学家有着绝对的权力。所有技术人员的选择与调配都由他最终决定，什么政审，背调，在他的坚持下都要让路。分管核武器研制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刘西尧，虽然是军人，但却是三十年代武汉大学物理系的正经本科肄业学生。就是刘西尧，对于技术人员的使用与分配，也插不上太多的话。在核武器研发过程中，钱三强通过他的关系，利用去巴黎开会的机会，向他昔日的老师购买了中国急需的核辐射探测设备。周恩来从当时国家仅有的20万美元外汇储备中，拨付出5万美元，作为钱三强购置科研仪器的经费。将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1/4交给一名科学家来支配，这是对科学家何等的信任与权限下放？请问，这样的“两弹一星精神”，我们现在可否延续？中科院也好，各个国有芯片企业也好，科学家有多少能有人事权，财权？1958年后成立二机部九局，九所，后合并为九院。我们不妨看一看九院的各级行政主管名单中都有谁：朱光亚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科学技术计划的技术总负责人。他亲自主持起草《原子弹装置的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关键性的部署，对当时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彭恒武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是造诣颇深的理论物理学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科学技术计划的理论工作负责人，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淦昌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物理工作的负责人。郭永怀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空气动力学专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设计工作的负责人。他指导并组织进行了空气动力学、核武器环境试验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保证了核武器最后试验的成功。程开甲 ，曾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时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测试工作的负责人。他带领新疆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记录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97%的数据。邓稼先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攻关的组织领导者， 对原子弹中的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运输等主要理论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陈能宽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实验部主任，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实验研究领域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周光召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攻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这些在科学界响亮的一个个名字，都出现在研究院的各级行政领导职务上。为什么？是因为原子弹是科学家们的事业，而不是官员们的事业。为了造出原子弹，科学家们有了行政权，人事权，财务权，以及说不的权力。再看看现在各个研究院的行政主官/主管名单，有多少还是一线的研究人员？美其名曰专业分工，但当做官成了一项事业，一个人还有多少精力能去吃透技术的要求与了解技术人员的需求？1963年，九院进驻青海基地，原基地官兵与九院党政行政人员把最好的房舍让给技术人员，自己在基地扩建完毕之前住地窝子，住帐篷。这是什么样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在科学问题面前，一切为科学家服务的精神。是党政干部真正成为服务员，行政员，公务员的精神。要想用“两弹一星精神”造芯片，现在研究院所的党政干部能做到，能坚持吗？“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而且王淦昌在被任命为副院长时才刚刚回国不久，连所谓的“考察甄别”期都没有过完。但是，当时的中国敢于任用这些有海外背景的人才，而且是重用。没有人说他们是“汉奸”，“洋奴”，“受西方思想腐蚀过的一代人”，更没有人要求他们先入党再入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宣传语句，真正重要的是“知道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是真正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对科学的尊重，是对科学家的尊重与信任，是按科学的规律办事，是不以其它因素干扰科研的正常进程。倘若在九十年代，能够秉承这样的两弹一星精神，中国的半导体事业绝不是今天的样子。古人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也要补对地方才行。我想借用电影《少林寺》里方丈的一句话：“汝，能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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