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上午，我与许渊冲先生合影（本文照片皆由王聃摄影）
许渊冲：一个纯粹的知识人
6月17日早晨，一代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在熟睡中安然辞世。消息传来，社会各界纷纷哀悼。笔者尤感意外，因为就在两周前，也就是6月12日上午，我刚刚在家中采访了老先生。当时他面色红润，声音爽朗，中气充足，根本不像一个刚刚度过一百岁生日的老人。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许先生思维敏捷，侃侃而谈，毫无倦意。许渊冲先生从西南联大走来，把求知作为毕生的追求，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人。作为亚洲第一位文学翻译领域的世界最高奖——“北极光”奖获得者，他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八十年，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近百本，尤其是在中国古诗词外译方面造诣极深，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信使”，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促进中国和世界互相理解，互相欣赏，“双方互相支持，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他告诉我说：“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文学翻译要把文学味翻出来，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90岁以后，他仍然每天伏案写作一千字，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许渊冲先生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偶尔还坐着汽车去北京街头转一转，三年前他还乘坐高铁到成都旅游。他关心老同学杨振宁、王希季等人的健康，经常通话问候。假如没有疫情，他本来想去上海看望老同学。他也关注世界，对于美国大选、登陆火星等新闻都非常熟稔。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在那次采访的最后，许渊冲先生声音洪亮地说：“我自己没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同时也尽我的能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吧。”现在，这支燃烧了一百年的生命之光熄灭了，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温暖着他所热爱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将永远怀念这位丰富了人类文化的老人。时间：2021年6月2日上午
地点：北京大学畅春园
马国川：作为百岁老人，您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可以将它分为几个阶段？许渊冲：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部曲：青春、炼狱、新生。1950年以前基本上是学习继承时期，同时注意前人的弱点，准备超越；1980年以前是改造时期，浪费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1980年以后才开始了我的超越时期，外译中超越了中国翻译家，中译外则成了“诗译英法唯一人”。马国川：从1938年到1946年，您在西南联大求学8年。您个人怎么评价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许渊冲：现在谈西南联大，没法还原当时的感受，现在的看法跟当时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时间越久，看法的变化越大。“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它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而来的。三个学校很不同，有的人认为北大好，有的人认为清华好，也有人认为南开好，到底哪个好？要研究。我的看法，有的方面是清华好，有的方面是北大好。并不是清华绝对胜过北大，也不是北大绝对击败清华。清华有清华的长处，北大有北大的长处。一般说来，我倒更倾向于清华。因为清华主要是代表美国，北大是代表中国。清华西方味儿足，北大中国味儿足。马国川：对学生来说，西南联大的学习环境自由宽松，西南联大的教师也多是当时最优秀的学术人物。在这些教师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许渊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影响。这些老师当时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八十年过去，我现在看的比过去更准确，更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缺点。因为已经过去八十年了，时代进步了，看法也进步了，现在很多地方是后人胜前人。许渊冲：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坏不一定根据新旧来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现在认为，他们缺点不少，本来可以更好。钱锺书，当年在我们看来很了不起，但是今天看来也有不足的地方。钱先生认为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有色玻璃，一种是无色玻璃。他主张翻译应该是无色玻璃，不应该是有色玻璃，就是说每个字都要翻出来，比原文不多不少。我和他当面讨论，最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根据多年的经验，我现在的看法是，没有无色玻璃，一定是有色玻璃。人类眼睛就是有颜色的，“本色”是看不到的。要翻译“本色”是不可能的，钱先生自己也认为不能翻译出“本色”来。例如，刘禹锡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翻译怎么可能字与字都对得上？马国川：看来，翻译不是多就是少，是更多一些好，还是更少一些好？许渊冲：可多可少，不是一定的，看具体情况，怎样更美就怎么翻译。例如，毛泽东的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钱锺书先生主张，红装就翻译成“红装”，武装就翻译成“武装”。可是这样一翻译，诗意就没有了。我翻译成to face the powder,not powder the face。从字面上说，face the powder意思是“面对硝烟”，not powder the face意思是“不涂脂抹粉”，似乎距离原文很远，但是我认为这样翻译英文就胜过了中文。如果径直翻译成“喜欢枪炮而不喜欢打扮”，就失去了味道，诗的韵味就没有了。马国川：您最早是同意钱锺书先生的，后来是什么时候变的呢？许渊冲：我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渐认识到，有的文字要直译，如果意译能够表达原意又让文字更美，就应该意译。我和钱先生最大的不同在此。马国川：其实钱锺书先生是学问家，不是翻译家。您才是真正的翻译家。许渊冲：我也不敢自称是翻译家，都是程度问题。以文学而论，不但要翻译字句，还要翻译出它的美来。不一定是要跟原文最近就是最好。如果严格按照原文翻译，不但能够表达原文的意思，还能表达原文的美，那么就可以用原文。如果有比原文更美的，不妨采用更美的。（许先生签名喜欢称对方为“教授”）
马国川：晚清思想家严复提出翻译要“信达雅”，您同意吗？许渊冲：“信达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信”，有的译文比原文更“达”，“雅”是最难说的。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如果只按照字面翻译成“东边出太阳，西边在下雨”，就乏味了。如果翻译成“东边露出了笑容，西边流下了眼泪”，把“雨”（rains）翻译成“眼泪”（tears），就更人格化，表示的意思比原文更深一点，也更雅一些。表达诗意很重要。外文翻译成中文，就要让中国人容易接受。反过来，把中文翻成外文，也要使外国人能接受。有时候字面上换了个词，但是从内容上说反而没有坏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更重内容，而不在乎形式。马国川：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尊重内容，还是尊重诗意的表达？许渊冲：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的大不相同，据统计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可以对等。因此翻译时，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只用对等原则。创造文学美需要用最好的译语来表达，有的原文是很美的，有的原文并不美，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如果对等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那就选用对等词；如果没有对等或者对等不是最好的表达，就应该舍“对等”而取“最好”了。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马国川：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许渊冲：这个问题太大，不能说“最大的贡献”，只不过是某些方面进步比别人多一点，某些方面比别人少一点，将来还可以更进步。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应该是既真又美的。译文如果只求真而不求美，也不能算是忠实于原文。这是我对钱锺书先生译论的补充和发展。马国川：您把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呈现给西方读者，这是您最大的贡献。许渊冲：人家抽象，我是能够具体尽量具体。其实，我就是把西方诗的写法应用到中国诗的翻译上来，西方诗也尽量利用中国诗词的好处。创造文学美，需要用最好的译语来表达。实际上，只要照这个方法做，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翻译要考虑很多方面，哪个最美我就用哪个。美，主观性很强，客观也有影响，所以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改变了看法，我经常修改自己的翻译作品。新人总是胜过旧人的，总是可以找到更美的翻译。马国川：您在翻译上追求美，但是怎么理解美，也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许渊冲：我主张“三美”——意美、形美、音美。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美”能够使人“知之”，就是真；“形美”能够使人“好之”，就是善；“音美”能够使人“乐之”，就是美。所以，真善美的翻译最好。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就是知之、好之、乐之。那么怎么样使人知之、好之、乐之？方法就是真善美。这样一来，中国文学艺术可以使世界文学艺术前进一步，世界文学艺术也可以使中国文学艺术更丰富。双方互相支持，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马国川：关于翻译，您有自己的很系统的主张。但是我也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翻译界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您的观点。许渊冲：是的，要说服我很难，要批评我很容易，但是批评声音高的不多，没有几个我说不服的。我说的不一定都对，有意见拿出来，我来指出不对在哪里。当面辩理好了，能够当面辩过我的，我还没有碰到。马国川：您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诗词，当代中国人对于有些古诗词已经不甚了了，要让外国人理解中国古代诗词就更难了。许渊冲：挑战很大。李白最有名的一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苏联人问毛主席，你们说这诗好，好在什么地方？后来又问茅盾，茅盾问我，因为他知道我翻译这首诗。我说，因为中国有个团圆的观念，“床前明月光”，看到圆月亮就想到团圆，旅人低头想到了故乡，所以说“低头思故乡”。西方没有团圆的观念，月亮圆跟家人团圆没有关系，所以苏联人说不懂。我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床前月光如水（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低头思故乡”翻译成沉浸在乡愁中（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 am drowned）。把乡愁比作水，床前的明月光像是一潭水，看见在水上的月光，就想到如水的家乡。这样一讲，苏联人恍然大悟：你们中国的文化高深，但是这样表达就能够理解了。许渊冲：所以我们搞翻译工作的，就是尽量使不了解的东西成为了解的东西。仅有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使互相了解变成互相喜欢。中国人翻译或许能够让外国人懂，但是中国的美没有传播出去。怎样使外国人不但懂这个意思，还要懂这个美，喜欢这个美？要做到很难。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文学翻译要把文学味翻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每一句诗词变成另外一个美的语言，没有固定的方法，我费了毕生之力，还不敢说就找到了。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马国川：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文化工程，因为要让中国和世界对话沟通，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还要了解世界。许渊冲：很难，印度、埃及也是文化古国，历史都比中国更悠久，但是民族气味太重、宗教气味太重，他们的文化很难变成其他民族能够理解的东西，因此很难和世界沟通，自己也很难发展。在这方面，中国胜过西方。我们宗教气味不重，而且倡导“天下为公”。我个人看来，就目前我们所知，以古文化而论，中国文化最高。在《礼记》里就有“大同”“天下为公”的说法。要真正好好地研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马国川：您在《西南联大求学日记》这本书里，讲到了冯友兰说过的“人生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您觉得自己现在生活在哪一种境界呢？许渊冲：对人而言，前三个境界就可以了。“天地境界”是什么？可能冯友兰先生也没有完全了解。人很难完全了解天地，我觉得天地境界不可能。马国川：我理解，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就是说一个人无欲无求，能够平心静气地做一件事。许渊冲：你这标准太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容易了。孔子到了“天地境界”吗？没有到。老子也没有到啊。马国川：您已经100岁了，现在您觉得您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候是现在，还是上大学的时候？许渊冲：大学的时候是无知的，现在知道的多一点了，但是距离100分也差得很远，甚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反正我就知道，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知识由少而多，从不知到已知，这样就可以了，哪有“天地境界”。马国川：您一直把求知当成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年逾百岁的知识分子，您对后辈有什么希望？许渊冲：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没有顶点。哪里可能有全知的人？只能说，知道的越多越好。人生应该尽量生活得愉快。我自己没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同时也尽我的能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吧。我活了一百岁，再做不了多少事了，只能靠你们做了，大家有一份热发一份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你们前途越来越大，希望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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