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法辉、苏晓波
这个访谈录是苏晓波教授对王法辉教授访谈的记录。苏晓波教授计划采访海外20个华裔地理学教授，并结集出版。
王法辉：Fahui Wang is Associate
Dean of the Pinkie Gordon Lane Graduate School and Cyril & Tutta Vetter
Alumni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He earned his B.S. in geography from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nd M.A. in economics and PhD in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He was a recipient of the LSU Rainmaker Award for
outstanding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creative activity (2015), Distinguished
Faculty Award (2018), an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Master Award (2023). His
research has revolved around the broad theme of spatially-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s, public policy and planning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His work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e is among the top 1% most-cited researchers in
Geography in the world.
苏晓波：Xiaobo Su is a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head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Oregon. Research interests: Tour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transnational regionalization, China and Myanmar.
苏：第一个问题也是最直接的问题，您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王：我出生在湖北天门乡下，那一年正好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王法辉实际上是我上学以后的学名，家族有字牌，我这一代是'法’字辈。父亲说我从小廋小多病，加个'挥’字吧，写着写着就成了法辉。我生下来的小名叫化平，文化的化，反映了时代的背景。
我虽然出生乡下，也是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当年好像做过乡长，一手精湛的小楷，乡下人丈量土地和打官司写状子都找他。可惜我们无缘，他就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我奶奶念过七年私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休闲时她会捧着一本爷爷给她抄写的经书，朗朗地吟诵。她从小就给我输送读书重要这一个观点，在那个读书无用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对我影响很大。
上高中时，我非常幸运地考入荆州中学，同年级有两个农村班，是从全地区挑选的。我们的老师也是择优从教，教学质量非常高。也许我人生中最挑战的一步就是考入荆州中学。乡下缺乏老师，基本是靠自己，进了这个中学以后，再上北大，也不是特别困难。后来能在美国深造，求职工作，我都觉得水到渠成。
我在高中的时候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兴趣偏好语文，当时曾想转到文科班。语文教师是我非常崇拜的康老师，他反对，举例说，苏步青是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苏校长对社会的影响和成就超过他做的具体数学工作。康老师建议我继续报考理科，说学理的也得会讲故事。在填志愿的时候，我还是想从事跟社会经济有直接联系的工作。当时北大招经济地理专业，看简介觉得蛮好的，选为第一志愿。
北大的四年本科，课程非常多，除了专业课，还有很多自然地理类的课，气候、地貌、地质、土壤、植物等等。一个星期六天课，大约是36个学分，没有安排、也没时间学地理之外的课，年年如此。几十年过去了，国内大学的本科教育还基本如此，课程都安排好了，学生一起入学、一起修同样的课、一起毕业。修什么课也不需要学生操心，系里由经验丰富的团队定制好了，学生的自由时间也非常少，也不存在谁毕业早谁毕业晚的问题，方便管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有点失望。幸运的是，当时有几个好老师教我们，有几门课还是很不错的。
我本科4年收获最大的是写本科论文的时候得到胡兆量老师指导。胡老师虽然是老一派的苏联训练的地理学家，但国际交流非常活跃，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梁怡教授联系很多。当时他把梁教授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交给我，信中详细地讲解了西方城市的位序规模分布模型，希望我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一下。我借机学习用数量科学的方法来推理模型，再用实际数据去拟合和验证。作为一个本科生，有这样一个全过程的锻炼，非常幸运，慢慢才发现自己擅长啥和对啥感兴趣。
1988年，我毕业后留校念在职研究生，兼管学生工作。后来发生了些事情，对我决定出国很有影响。我1991年秋天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OSU），攻读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博士。这个学科在美国一般是在建筑学院，具体方向比较多，比如环境规划，跟工程专业非常近；园林规划，跟景观建筑是很难分界的；还有城市设计这一块，跟建筑又非常密切。我选择的方向跟我的地理训练有关，又因为对经济学的兴趣，上完经济学的博士课程，也通过了博士的资格考试，由此拿一个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构建一个基于数值分析（numerical analysis）的经济学模型，以此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中心地理论。为了模型的求解，又学了点计算数学，包括计算机编程，这对我技能的培养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博士论文的成果分别发表在规划学、经济学的杂志上。总的来看，我本科是地理，学会了用空间思维看问题；研究生时有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学训练，重视社会科学问题中的个人行为基础；最后回归规划，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政策和方案，包括优化。
我后来找工作时，规划和地理类的都找了。我是1995年12月份毕业的，一般的大学老师岗位是八、九月份开始，中间去密西西比州的一个规划所做过几个月的规划工作。美国大学的规划系一般没有本科，教师岗位少，地理这方面的岗位多一点。1996年秋季，我入职北伊利诺伊大学（NIU）地理系任助理教授，在那里执教11年。2007年，我南下入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地理与人类学系任教授，兼任中国文化与商业项目（Chinese Culture and Commerce Program）的主任。2013年底，系主任换届。我当时在中国，正享受半年的学术休假。在我缺席的情况下，系教授联席会议投票选了我任系主任。我们系比较大，两个大学科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30多位教师，6个学位点，全靠系主任管（没有副手）。我干了三年后又任了一届，还延了半年，共六年半。再换届时大家还希望我接着做。我太太反对，可能我不知不觉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了。我也就没有答应再做。一年以后研究生院招聘副院长，我顺利竞争上岗，觉得比做系主任轻松多了，不是说事不多，主要是大事上面有院长顶住，小事还可以安排下面的两个助理院长，压力确实小多了。
苏：我记得您提到了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老师，除了胡老师，还有周一星老师。
王：我写过一篇北大对我影响的文章，讲了三代老师的代表，第一代就是胡兆量老师，周一星老师是属于文革时候毕业的那一代，还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老师，杨齐。杨老师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条件非常差，但是杨老师已经对这方面有比较深的造诣。我受他的影响也蛮大，尤其是计量分析。
苏：最近我问了好几位北大经济地理毕业的留美学者，哪个老师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大家都会提到周一星。为什么周老师能影响那么多学生，大家现在都一直还记得？
王：周一星老师出身在江苏常州，常州是长期文化沉淀比较多的。胡兆量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地方文化给周老师的滋润。周老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学者，进北大的时候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但是毕业的时候赶上文革，满腹经纶，无以报国。周一星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他第一篇论文发表时已经40岁还是41岁，而且当时文章还是以北大经济地理教研室的一个笔名发表的。这样的一个学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加上严格的训练，但是荒废了10年的时间。
改革开放以后，周老师开始正式学术工作，勇敢地去找国外的文献和方向。虽然他失去了很宝贵的时间，无法跟年轻一代学者比编程、微积分和统计，但是他的学术感觉很好。早期发表的几乎每篇文章在中国都是有开创性的，包括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城市功能的界定，城市边界的划分，城市化的S-型曲线体现的阶段性，都市连绵区的概念等等，构建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现在我们来看是非常通俗了，得益于他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用中国的实践去验证西方的理论，然后再改进或推翻西方理论。我最早跟他合作做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方程。我受美国城市经济学的影响，熟悉这个模型的意义。在交流过程中，他从城市人口密度方程的变化延申到中国的郊区化问题。郊区化虽然是西方提出的概念，但是周老师把中国特色的郊区化从人口分布态势到背后的成因都讲透彻了。
我非常崇尚胡老师和周老师这样的学者，不单科研好，还特别看重教学。我自己上课会用一些幽默或者个人经历把授课生动化，但是他们不需要这些佐料，上课就像一篇论文，很严谨，实例又很丰富，真是传道又解惑。那时候学生很饥渴知识，遇到一个老师讲科学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一些实践的验证。这样的老师上课，当然很受学生欢迎。
苏：您能不能讲一下您在OSU的导师，他是怎么指导您的？
王：OSU最早分管我的一个导师是做发展中国家开发和规划的，他接了很多联合国发展署的项目。可能因为我是发展中国家来的，系主任觉得我们兴趣一致。第一学期结束了，我去找他想问一下今后的学习计划，他问我是他学生吗。我理解，因为他总出差在外忙着挣钱，平时见不上几面。这个老师很有名，但对我不一定有用。我第一年拿的是学校的Fellowship，资助不是问题，于是去找第一学期教过我线性规划的老师Jean-Michel Guldmann，问他是否愿意带我。他是一个法国人，在以色列工学院攻读的博士，学的是环境工程。他说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学经济学。我说我也想学点经济学，因为我是学经济地理出身的，自然而然需要知道地理和经济。于是他欣然答应收我为学生，也鼓励我去选修一些经济系的课。我讲这个细节是想说明，导师好不好应该只有你知道，有名或很多学生都追随的，并不一定适合你。
第二个学期我去修了一门城市经济学的课，由著名城市经济学家Don Haurin讲授。他一上课就是满黑板的微分推导，我很服气，但我没有经济学的背景，跟不上。就像吃骨头，肉没煮好时，特别香，但一点都啃不进去。我印象很深的是期中考试考38分。但我没有退课，又没有教材，只好找来好几本书看，等于是补修几门课，经济学补了一些，统计也补了一点。我的数学还可以，在北大念研究生时上朱德威老师的课又补了一些数学。最后这门课我得了A，奠定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
后来博士论文选题时，专注城市体系的空间经济结构，应该主要是受了这两个教授的影响。我博士指导委员会的另一个教授是Philip Viton，也是学经济出身的规划系教授，数理统计的专家。从这三个导师对我的影响来看，Guldmann迷恋数学的精妙，我修过他的几门规划课，都是优化，他认为规划就是优化，这些课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如何把社会经济问题梳理成科学问题；Haurin教给我经济学的建模路径；Viton加深了我对统计问题的理解。毕业以后，我早期的工作没有用优化方法。大概十几年前研究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缩小空间可达性的差异，最后归结为一个非线性优化问题，求解时又得此前学过的东西捡起来。所以上学时学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派上用场。
我的博士生导师对我的影响是超越学术的。他对我一直充满信心，放手让我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引导我怎么去和其他学者打交道，博士期间就鼓励我申请基金资助。他早年不屑于做管理工作，可是后来还是做了建筑学院的院长，和我谈到一个有责任心的管理者能起的作用。他退休时，我把他带过的20多个博士组织起来，做了一个像册，每人两页，一页是当年念书时和他在一起的，另一页是近期家庭、工作方面的写照。我把这个册子题名为 “A Teacher for a Day Is a Father for Lifetime”（就是中文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他的退休庆典会上，他收到这个礼物时非常感动，说题名说出了他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
我前几天跟他交流，他告诉我刚拿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卓越学术贡献奖（Distinguished Research Master），一年评两个，文理各一。我跟他分享，感谢他多年的精心培养，他也以我为傲。在东西文化交流上，我们要守住我们最好的文化传统，比如尊师敬老，同时有开放的思想，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我们师生友谊30多年的历程中，我把我承继的中国文化传统带入到这种关系，他也用他的西方文化印染了我的理念。
苏：您分享的跟导师的交往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当您自己开始独立工作以后，您是怎么培养您自己的学生？
王：我从导师那里面学到一个比较好的理念，就是毕业上岗做教授后，尽全力独立做研究。和导师接着合作很容易，但不是长远之计。在美国大学，一个学者评副教授和正教授，和导师合作的东西会打折扣，评审人也会认为申请人还没有长大。作为前导师，也要抵制住诱惑，一段时间内不去找原来的学生合作。等他（她）成长了，有了自己的identity（特色），得到了学术圈内的认可，再去和他（她）平等地合作，才真正做到互赢。
博士学习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呢？博士生基本上四五年不用担心钱，一年多修完课后安心研究一个问题，大部分家庭也没什么负担。一旦当教授以后，要备课上课，要申项目弄钱资助学生，还要照顾家庭，真希望有三头六臂。我入职后，没有沿着博士论文的理论工作接着做下去，开辟了一些偏应用的研究，切入点是什么？这一点可能经济学的训练对我有一定的帮助。
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一个吃地理的饭、又一定程度是地理的局外人，而且正因为这种身份，可以形成新的视角。经济学有个大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Gary Becker，开辟了很多新领域，包括婚姻经济学和犯罪经济学，因此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犯罪是一种基于经济考虑的优化决策，就是罪犯也是人，要实现收益最大化，把失败后的付出成本（如被抓后的惩戒）和成功后的收益，外加各种风险相互权衡后决定。只不过它的行业属于非法的。为什么这些人选择非法行为，而不是合法的工作机会？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与我在南方的规划所工作时看到的高犯罪率有关，究竟是什么导致城市不同地区犯罪率差异很大？我认为理论上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细节上空间的变化又成了一个地理的问题。
我的视角是用就业的可达性来解释，提出工作可达性和犯罪率空间变化的关系，不是当时文献中简单的失业率和犯罪率的关系。失业率是一个劳务市场好坏的刻画，如整个城市，而工作可达性是城市内各个地段的适宜就业机会的上班方便程度，空间尺度更细了。我发表在Annal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基于这个视角。相关的工作，也得到了两个项目的资助，一个项目是美国司法部，另外一个来自住房建设部。
这个探索一下子让我尝到了甜头。除了理论上的突破，还有方法上的创新，那就是刻画空间可达性的度量。一旦方法有了，应用就可以推广到方方面面。要把路走得远，还是科学创新上需要含金量，简单的复制人家的想法、找一个应用的场景，影响还是有限的。所以，我后来的很多工作侧重于在方法上开创新的领域，比如说，度量就业便捷度的方法，我因为和同事罗卫教授的合作，又完善、提炼成两步移动搜寻法（2SFCA），用来测算就医便捷度。从此转向公共健康的研究，资助就更多了，以致我最近十多年的项目绝大多数都来源于美国的卫生研究院（NIH）。
回顾这个过程，可能梳理出的一条红线就是学科的交叉性。我本人的求学经历就是从地理到经济，然后是规划，最后又回归地理，想不是杂家都不行。不同学科的视角不一、理论和方法不同，但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相互融合和碰撞就自然产生新的火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科学研究都鼓励交叉学科，不是什么秘密。
苏：我看您的研究里面其中有很大一块，您刚才也提到了空间分析方法，您就当我是个小白，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您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王：前不久庆祝CPGIS（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成立30年，《New Thinking about GIS》的编委约稿，我总结了一下，在空间分析方法上有四个方向的突破。第一是前面提到过的空间可达性度量方法，也就是创立两步移动搜寻法。以就医为例，医生服务于周边的病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用医患比来刻画就医的紧张程度。病人也可以看访周边分散在多处的任何医生，于是初期的方法就是看最近的医生有多远。其实医患之间环环相套，刻画二者的互动是空间相互作用研究的强项，也有现成的模型。我们的贡献就是把问题梳理以后，度量方法更加简明，不用编程，借用GIS普适化，让初学者或者数理和计算机基础差一点的也能很快理解，很方便地实现。后来在我教材出第二版的时候，又把这个方法界面工具化，于是就流行得更广了，应用就更多了。现在划缺医区这块工作，很多政府都需要，都用这个方法，例如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今后用的会更多。最近我们又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测算电子医疗可达性。基于这个新方法，我们拿到NIH的一个R01项目，评估电子医疗对疫情前后人们就医行为的影响和效果。
第二块的贡献在区划这一块，方法上也是一个优化问题。存在两种区划，一种区划是把空间上一些属性相似的区合并在一起，让形成的新区内部属性同质最大化。还有一种区划是功能区（functional regions）或服务区（service areas）的划分。空间上供需相互联系，形成空间复杂网络。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网络切割成多块（区），让区内的联系程度最大化。最近刚出了一本书，是和我的研究生王长珍合写的，就是用GIS把医院的服务区刻画出来。例如，全美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同样的医疗手术，因为各地生活成本不一样，医护的成本也不一样，要划成不同的区，分区制定不同的医保价格。最近从NIH拿到的另一个比较大的R01项目，是跟达特茅斯医学院一起合作的，任务就是要更新全美医院服务区的划分。这个成果出来后影响会较大，政府管理或公共卫生研究都用得上。
第三块就是空间优化研究。传统的空间优化目标往往是谋求所有的距离成本加起来最小，或者让医院服务覆盖的病人最多。关注的往往是效率，用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规划目标是机会均等。机会就是用先前提到的两步移动搜寻法来刻画各地的可达性，优化的目标函数就是把各地可达性的地域差异最小化。中国很多青年学者已经用我们的方法来规划医院、养老院、学校、EMS（急救站）的布局。
第四块的方法就是空间模拟。这里面我讲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毕业不久的一个博士生朱浩杰做的，创建基于代理人（agent-based）的犯罪模拟，目的是犯罪产生的时空模拟。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要搞清楚城市里的人，每天在哪个点、什么地方、都干点啥，比如住什么地方，上班在什么地方，吃饭、娱乐、购物或其他消费服务在什么地方，就这三种活动。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从什么地方出发，到什么地方，都用GIS的时空模型刻画出来。然后由此模拟犯罪最可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有犯罪动力的人在时空上与警惕性和防御力低的潜在受害者相遇，周围又没有警察或其他人。实现这个模型的技术挑战和对数据的要求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初级模型效果已经很不错。这类模型的应用很广，比如预测传染病的扩散和政策调控。传染病也是要有带菌的人，跟被感染者，时空上有一定时间段的重叠。
苏： 我也参与过一些规划项目，没有做到那么强的数理分析，现在的规划已经转向做模拟，做模型，这也是一个趋势，但是给我带来的唯一的遗憾，规划是为人服务的，还是要和人打交道可能会更好一点。
王：在美国的规划学界，你刚才所说的思想是非常主流，就是以人为本的规划。 美国住宅和城建部（HUD）有一个资助项目，叫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面向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社区，去帮助解决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非常草根，非常接地气。我当时在南方规划所上班，主要就是做这个工作。如果要立项，就得先走访民众，召集社区听证会，确定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再提出解决方法。这跟从上到下都看重领导旨意的规划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也是为什么常言道：“规划规划，墙上挂挂”。领导换了，规划也换。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规划没有科学的指导，领导想上个项目，规划就得找依据。
苏：当然您做了很多工作，而且也讲到独立做研究，我想接下来问题您是怎么找研究问题的？
王：常常有学者问我类似的问题。拓展一点讲，也是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差别，我想思考一下。中国教育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在我们招来的学生身上体现非常明显。成功的就是我们学生非常勤奋，具体的技能也非常强，比如说我招的学生，有的编程和数据处理能力都不错，还有一些算法，很快就上手了。但是我们学生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找研究问题的能力。
我带研究生这么多年，一致沿袭我导师带我的理念，就是尽量先不给题目，耐心等待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论文题目。导师翻译成英文就是advisor，建议者，不是主导者。我希望学生享受自由的发展空间，学生开题前的修课由学生提议、我参与商讨来决定，论文从主题到方法最好也由学生来主导，给学生成长的空间。但是这个方法对大多数中国学生行不通。其实不能怪我们的学生，是我们把学生培养成'乖孩子’了。我自己本科时的经历也很类似。往往博士生的培养，安排好的专业课也很多，没法系统地学统计、学计算方法或涉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思考方法，更没有时间看文献，问题当然很难提出了。
我前面讲了一些我个人研究的火花来源于哪，说到了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我只有地理的本科，我给学生上课，有时就说地理最精彩的就是三大模型：第一产业的杜能圈、第二产业的韦伯模型、第三产业就是中心地理论。地理学如果不去吸收别的学科的养料，怎么产生自信？我和国内朋友交流，他们说，如果让学生去上太多其他学院的课，自己院里的课就没人上了，那教学任务怎么完成，老师的绩效工资怎么发？看来都有难处，结果真正的受害者就是学生了！
苏：我也是深有感触，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好奇心是一个优秀学者必不可少的两种能力。很遗憾的是国内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伤害了这两种能力。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很多人后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重构自己的思考方式，成长起来，值得很多人反思。您也提到了，很多中国来的学生没办法找到一个研究问题，所以只有看着导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问题，能够做下去，如果不能够自己提出问题，还是没办法独立地做研究。
王：我用我个人的经历，来一定程度上回答你这个问题。例如做犯罪研究时，我已经在地理这个染缸里泡了四年，有一个空间思维的理念，然后经过经济学的训练，我思考的问题就关注一些个人行为的理论探讨。例如，我们最早做'浪费性通勤（wasteful commuting）’，经济学已经探讨很多了，但地理学很长时间没有人关注。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把分析的空间尺度通过Monte Carlo模拟细化到个体，求解更精准的最优个体通勤态势，代表了地理学对这个经典问题的贡献。因为传统的优化区与区之间的通勤，不过是局限于数据来源于地域单元，但人们上班不是绑在一起从一个区运到另一个区，连一家人都不一定在一个地方上班。再如就业与住地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问题，犯罪学中的合理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 ，都是其他学科提出来的。至于各种算法，更多的是来源于别的学科。
我参与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项目，是一个历史语言学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呢？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参加一个亚洲学年会的论文专场，议题是台语（Tai）地名的变化跟环境的关系。讲台语的多民族，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分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泰国、越南北部，和中国的云南、广西，语言上是近亲。我听各个报告，是典型人文主义叙事，有好几个是关于地名是如何记录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就是所谓的social memory（社会记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惜的是，罗列的数据多来自田野调查，数据点少、不系统，科学性欠缺。如果把研究区所有地名（台语和非台语）用GIS系统地管理起来，追溯到当时命名的时代，就可能一定程度恢复台语各民族历史上的居住范围和迁徙轨迹，探讨背后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后来，基于这个思路，由外语系的一个泰语专家牵头，加上前面提到的同事罗卫教授和我，我们成功拿到了一个NSF的项目。可以说是早期交叉学科合作成功的案例。
一个人怎么做到学科交叉呢？除了丰富自己的教育背景外，还可以多参加不同的会议、听取各类学术讲座、和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交流。因为他们用不同的体系讲话，只有通过交流互动，才能学习吸取新的东西。
从学生培养来看，我希望国内大学能为学生松绑。我很难理解中国的一个学位，要修那么多的本专业的学分。我在这刚做系主任时，地理学就比院里其他学位要求的专业学分数高，主修地理的学生数很少。我牵头先把要求的专业学分数降下来，然后在地理学的毕业成绩单（transcript）上增加了多个方向（concentrations），如GIS、灾害学和管理、环境研究，这样学生专业的就业方向明晰化了，很快吸引了更多主修地理本科学位的学生。
苏：给学生有足够的自由度去选课，在选择过程当中，会明白自己是什么，要做什么样的研究，或者说想做什么，这种试错很有必要，否则不然啥都告诉学生了，他们就没办法培养这种好奇心了。您刚才也提到在疫情之前每年都回国去教学，是什么推动您这么热情地回国去培养一些学生？
王：我系统地做这个工作，是从2006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写的教材第一版刚出来。当时中国地理学总体来看，自然地理的GIS和计算方法是比较强一些，人文地理弱不少。我是较早实践把计算方法、GIS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在美国上的好几门课都用得上，我同时也想把它推给中国的学生。
我是个农村的小孩，上大学（而且还是北大）没有交学费，全靠助学金念下来。应该说是人民培养了我，我有回馈的情节。回去还能看望父母亲友，还有很多来我这儿学习访问过的学者和学生。当然国内单位的招待也很好。我带学生，就像孙悟空把毛发拔下来，吹口气就变成一个个孙悟空了，多好的事。比如我前面说到几个老师，为什么在讲台上那么起劲？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学生渴望的眼睛、激活后的闪光。这些年回过头来，当年听过我课的年轻人，用学到的方法和思路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有的已经成长为教授、院长、学术带头人了。每次回去，常有学生远程来看望我、听报告。我想，没有比这让一个老师更有成就感了，还有啥比这更好的职业？
苏：您这么多年和国内学者学生交往的过程当中，除了了解到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之外，您还观察到一些什么有意思的现象？
王：我总的体会就是国内学者、学生学习非常扎实，工作非常勤奋。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的意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武大的刘凌波。在我这访问之前，他没做过数学方法和GIS，来后他修了我的两门课，感觉不错，回去后读博士，开始用学到的方法做博士论文。他博士毕业后做了不少用大数据分析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和行为的工作，前两年来哈佛的地理分析中心做博后，和我合作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为准备我教材的第三版，我约他为合作者，负责全部实验在ArcGIS Pro和KNIME上的更新，工作做得非常精彩。从门外汉到专家的转型，整个过程也就五、六年的事。
我们中国的学生，有高中数学的基础，不需要任何GIS和高深的数学基础，只要对社会经济类的空间问题感兴趣，都可以学和用。把门槛做低，让更多的学生在分析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类的实际问题时，感受到GIS和计算方法能助一臂之力，就是我写这本教材和做各种讲座的目的。英文的书比较贵，我这本教材的第一、第二版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版，第三版的中文版也希望三年后面世。
苏：从开始独立工作的时候，您认为整个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科学在20多年近30年的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对于GIS而言，一定程度上我是一个局外人，主要是用它实现一些空间分析方法。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看问题可能有一点旁观者清的视角。和GIS有关的地理学工作，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有几个华人年青的学者，在就业市场上比较热门的学生，都来自这几个团队，我比较熟悉的如George Mason的杨超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Wenwen Li、威斯康辛大学的高松，他们的成功之路，一个因素是计算能力比较强，另一个因素就是他们的背景不只是纯地理，所以交叉以后优势就比较明显。
好的地理学家，从我一个只有本科地理学位的地理学家来看，不能够太看重自己的学科标签。不要整天想着自己是一个地理学者，专做地理类的问题。首先我们是一个科学家，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家，就是对科学的问题感兴趣。例如，我刚才提到的方法突破，如区划的优化问题，很多想法来自网络科学，物理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我们把这些方法加入空间的维度，解决其特有的挑战，强化应用和推广，创新就非常明显了，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嫁接过程。从地理学研究的方法来说，比较有潜力的，模拟是一块，优化是一块，AI是一块。我们要吸收其它学科的养料，解决和空间相关的问题。GIS领域的优秀学者，包括上一代的学者，如Michael Goodchild和Michael Batty，都有多学科的教育背景。最近20多年，我关注到的地理学变化，好像是在学科的边界上更有弹性。
从美国地理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发展趋势来看，现在（2022年数据）最大的是GIS专业委员会（1104人）、然后是空间分析与模型（857人）、Feminist（女权）地理（736人）。会员人数增加较快的还有健康与医疗地理（481人）、文化与政治生态学（919人）。从现在大学招聘教授的岗位也可以看出未来的走向，岗位较多的有大数据计算、人工智能等。地理必须去竞争，证明自己和目前的这些大趋势息息相关。只有大家都需要你了，地理系和地理学者才能站住脚跟，才能发展。我去年开始，受聘为NIH医疗服务和健康不平等委员会的项目评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空间分析在医疗卫生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NIH的认可和重视，这与我们在健康地理领域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苏：我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国内年轻的地理学者，当然包括博士生，还有年轻的老师，就研究和职业发展而言，您有什么建议？
王：我想纵向和横向的都要交融。横向就是要走出来，出来交流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中美学术交流的大环境不乐观，不管政治环境怎么样，还是可以留学的。很多留学回国的，不管时间长短，在外面拓展了视野，学习了本事，回去会成为中国的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第二个交融，就是国内高教的管理者，把每个专业的学位要求松绑，让学生在本科期间有条件和机会多修别的学科，这样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喜欢干什么。美国好的私立大学学生毕业时，拿两到三个专业的学士学位，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开放一点，让那么聪明、那么勤奋的学生，多一个学习和选择的机会。
访谈后记：
王老师是我的荆州同乡，也是荆州中学的学长，共同的地理特征让整个访谈披上家乡的温情，我听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学长在循循教导我，受益匪浅。王老师也是北京大学地理出品，对胡兆量老师和周一星老师的教诲一直铭刻在心。在北大工作几年后，王老师随后远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求学，博士毕业后入职工作，取得非凡的成就，同时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中国国内培养年轻一代的学者，教导自己创立的空间分析方法。整个访谈下来，我最大的收获有三点。第一，独立工作能力非常重要。王老师从博士导师学会独立工作，并且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强调独立工作，他这样做出，有一定的牺牲，但是能为学生的长远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多学科交融。王老师系统学习规划和经济学，也广泛涉猎社会学，将这些学科的养分融入自己的研究课题，同时也积极和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拓展研究的边界，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于多学科，王老师强调从本科学习就应该开始，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要学习其它专业的课程，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这样就能够推出很多创新的研究。同时，王老师一直呼吁为本科教育松绑，给学生更大自主权选择课程，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第三，知识普及。王老师对于中国学生的优势和劣势了解得细致入微，希望更多聪明而勤奋的中国学生能够成为栋梁之才，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从2006年开始，王老师每年暑假回国授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GIS人才，有些学员已经成为GIS研究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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