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是学者立足学界的硬通货。试看，多少研究者苦心孤诣搜索枯肠，薅光了一头油亮亮的黑发，就为了换来那一摞论文著作等身。原因很简单，在我们的学术界，这些论文不仅证明阐述了研究者的科研成绩，更简单粗暴地与利益相挂钩。个中三昧，想必学术界的诸位深有体会。
由于人名辨识所引发的误判问题，研究者后来又陆续排除了一些人。此外，还排除了团队署名、误署名、重复条目等情况。经过这样严格地排除之后，还剩下265名高产作者。高产作者的数目从2001年到2014年共计增加了20倍，之后趋于平稳。但值得注意的是，Scopus数据库里论文作者的总数目只增加了2.5倍。
Figure. 高产作者数目的变化
研究对这265名高产作者的分析如下：
从研究领域看，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贡献了约一半的名额（医学101人，健康科学11人，脑科学17人，生物学6人，传染病学3人）。如果不计会议论文，这一领域的份额将会将会攀升至三分之二（86/131）。
从频次上看，265名作者里有154名在至少两个自然年里维持平均每五天一篇的产稿速度；69人在至少四个自然年里维持平均每五天一篇的产稿速度。
其中，保持最高产记录的是材料科学家井上明久（Akihisa Inoue）。他曾任日本东北大学校长，是多所知名学术机构的成员。他在2000年至2016年间有12年达到了本研究的高产标准。也就是说，这位神仙科学家五天一篇、五天一篇地发论文，一直不歇气地发了12年……从1976年起，共计有2566篇Scopus收录的完全论文上有他的名字。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他把同一篇论文反复发表呢？研究者调查发现，井上因为重复发表过往研究，曾撤回过7篇论文。但这对于2566这个天文数字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研究者又检索了排在他之后的20名高产作者，只有一人（Jeroen Bax）曾有撤回一篇论文的记录。
从国别来看，这265名高产作者分别来自37个国家（中韩因为姓名辨识问题被排除不计），排名第一的是美国，共计50人；其次是德国，共计28人；再次是日本，共计27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高产作者所占总数的比例（19%）与美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所占总数的比例大致接近，而德国和日本的高产作者占比则高于其所发表论文占比。马来西亚（13人）和沙特阿拉伯（7人）的高产作者占比远高于其发表论文占比，这两个国家都对发表论文给予现金奖励。
在某些研究机构，高产作者因为一些特殊合作项目而集中在一起。例如，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有9名高产作者上榜，多于其它任何研究机构。其中有7人共同署名于一系列关于鹿特丹研究（Rotterdam study）及其后续第R代研究（Generation R study）的论文。鹿特丹研究是一个长达30年的流行病学研究，而第R代研究对数千名大龄成年人的多个健康参数进行了追踪，并由此衍生发表了数千篇论文。
另一个大型系列研究项目——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n Cancer and Nutrition）——也聚集了11名来自不同机构的高产作者。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心脏病学和晶体学领域貌似经常产生很多高产作者。
尽管Nature这篇研究做了很多推测性分析，但它还是比较审慎地宣称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有这些高产作者有任何“不当行为”。不考虑可能存在“不当行为”，它认为，高产作者如此之多，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论文署名上常见的不确定性。
在欧洲粒子物理学实验室（CERN）里有数千科学家协同工作，一篇论文有数百乃至上千位作者署名实际上十分普遍。而在晶体学领域，论文通常只有几个作者署名。在流行病学和心脏病学领域，情况又有不同，只有某些有着特殊研究传统的项目里才会出现很多位作者署名的情况。
这里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谁有资格在论文上署名？
对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曾规定过：积极指导，设计并进行实验，数据收集和分析（除基础性工作之外）以及起草论文。完成过如上工作的人被视作有资格署名该论文。而完成申请资金或远程指导等工作则不算在内。
另一项广为接受的署名条件是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于1988年订立的温哥华标准。它指出作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下4个条件才可以署名：参与设计实验、开展实验或分析结果；帮助撰写或修改论文；审核出版时的论文版本；为论文内容负责。
研究这对2016年的81位高产作者发送了问卷调查。问题为：你有多少署名论文满足医学领域的四条署名标准？
这81位高产作者中有27位回复了问卷，有19人承认他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署名论文不满足标准。具体数据如下：
标准一：对研究的设想或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或是收集、分析或解读了论文中的数据（27人里有9人表示自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署名论文不满足该标准）。
标准二：起草论文，或对其中的重要知识内容进行了关键修订（27人里有9人表示自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署名论文不满足该标准）。
标准三：审核最终发表的论文版本（27人里有3人表示自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署名论文不满足该标准）。
标准四：同意为论文的所有内容负责（27人里有14人表示自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署名论文不满足该标准）。
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一种现象，科学家在大型研究中心担任领导职务后论文产量会变高，而随着其卸任，论文产量又有回落。而又有一些证据显示，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出现增长，其中体现的并不是团队里需要更多科学家做工作，更多的只是“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所致。研究者们在论文最后承认研究还十分粗糙，但足以引出关于署名问题背后的“高层次思考”。
评论
显然，科研工作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协作性。正如诺贝尔奖引发的议论：科研已经越来越不是独属一个或几个科学家的事情了，每一项成就的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个团队，因此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限制或许已经落后于时代。论文署名也是如此，团队署名、协作署名等情况愈加普遍，这种科研生态的变化趋势为高产作者的诞生提供了部分土壤。是否要创立一种新的署名方式与标准来迎接一个科研协作的时代，或许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关注一些负面情况，即老生常谈的学术腐败问题。虽然这篇研究将讨论局限在署名范畴，但是却隐隐透露出了一些其他问题的苗头。是否有些高产作者的“高产”实际上是灌水式造假？是否有些国家的科研激励政策过于简单粗暴，因而导致了过犹不及的尴尬局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问题在某些时候其实比署名问题更加急迫、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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