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 安徽省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先进地区相比较, 在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生活设施和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面临城乡差距扩大, 乡村凋敝等问题时, 探索实践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 引导乡村振兴发展, 为安徽省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安徽省是农业大省, 改革开放40年来,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效, 但是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离乡村真正的振兴还存在较大差距。当代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经历多年发展, 为安徽省乡村振兴新路径谋划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国外乡村振兴发展经验
1.1产业发展“融合化”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曾出现城乡差距加大, 农村劳动力外流, 农业生产日益凋敝等现象。为了稳定农业生产, 改善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 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 日本着力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与农业生产者合作, 促进农业生产者自我成长为农工商业企业主体;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和经营范围, 充分挖掘当地农业资源价值, 开发生产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 丰富农产品的文化内涵, 实现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在此政策推动下, 日本农户收益得到提高, 农、工、商合作关系日益紧密, 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取得明显成效[1]。
1.2农业服务“体系化”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高低是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发达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过多年发展, 体系完善而且运作效率较高, 对乡村振兴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系统、社会服务机构以及私人公司系统等组成。政府部门很少直接插手、参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主要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为农业发展提供信贷资金等方式支持农业。社会服务机构以“公司+农场”、“公司+农户”与合作供销3种形式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涵盖了美国农业生产主要环节, 提供了耕作、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私人公司服务系统为农业发展提供加工、运输、物流及购销服务。在为农业服务过程中, 私人系统能够及时客观为农场主提供市场信息, 使农场主少走弯路[2]。
1.3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
发达国家在促进乡村发展过程中, 着力让城乡生活条件、生活舒适度实现相同, 让乡村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生活条件“等值”, 甚至更高。如在美国、德国, 乡村道路、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城市相差无几, 乡村社区普遍建有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教堂、运动场以及商业区等。美国乡村地区每10万人口拥有医院数量为4.4家, 城市只有3家;每千人床位3.2个, 也高于城市。在乡村生活, 因能够享受到更舒适更好的服务, 使得一批又一批城市人回归乡村[3]。
1.4乡村生态力争“本原化”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中, 一些发达国家更重视恢复自然的本原性, 因势利导, 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20世纪60年代, 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生态村”建设, 不搞大拆大建, 而是先最大限度地尊重千百年来天然形成的自然肌理, 进行规划设计, 将乡村掩映在大自然之中, 努力彰显大自然之美、乡村之丽。乡村与自然浑然一体, 获得城市不具备的新鲜空气、大片绿地、清静环境、宽松空间等超值附加, 使城市居民在感慨乡村之美丽中增添回归乡村的迫切愿望[4]。
1.5政府市场职责“明晰化”
乡村振兴涉及面广, 既涉及到公共投资和服务, 也涉及到商业投资和服务。在美国, 公共投资和服务与商业投资和服务的界限比较清楚, 政府和带有政府委托职责的农业协会着力提供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对农业采取有力的价格保护和收入支持政策。美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呈上升趋势, 衡量从纳税人和消费者转移到农业的所有价值 (农业支持总量) 从2000年的924亿美元快速上涨到2012年的1 564亿美元和2017年3 000多亿美元, 年均增幅8%, 主要用于水利、科技、信息及市场开拓方面的公共服务等。对于乡村社区内的各类商业投资和服务则完全交由市场负责, 由各类投资主体自负盈亏。由于乡村社区基础公共设施非常完备, 各类商业投资经营利润也较高, 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工商资本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
2安徽乡村发展存在的差距与问题
2.1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安徽省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全国平均水平、先进省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截至2017年底, 全省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不到20%,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 比江苏省低10个百分点。全省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的村镇比例只有56%, 比江苏省低37个百分点;全省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比例是97%, 比江苏省低2.5个百分点。全省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庄只有83.4%, 而江苏省有线电视已基本做到村庄全覆盖。此外, 宽带网络到达村庄的比例还很低, 宽带网通达率依然是瓶颈。
2.2绿色发展仍很严峻
到2017年底, 全省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达到37%和38%, 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8个百分点;单位土地化肥、农药使用量是美国欧盟平均水平的2.5倍、1.3倍。秸秆综合利用率84%,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 与美国欧盟的差距在10个百分点左右。农民的环保意识不强, 生活中随意乱丢垃圾、乱倒废水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外, 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等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 城镇建设和园区开发不断侵蚀耕地、湿地等, 导致耕地、淡水资源日趋紧张。全省人均耕地0.085 hm2,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6.4%;人均淡水资源974.5 m3,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7.3%。在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影响下,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绿色发展迫在眉睫。
2.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截至2017年底, 安徽省土地流转面积288.46万hm2, 其中耕地230.88万hm2, 土地流转率48.8%。全省土地流转率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百分点, 但比江苏省、浙江省低4.5个百分点;从耕地流向上看, 70%以上的流转土地流到种植大户和农民合作社, 而流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只有10%, 龙头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发挥起来;全省从事规模农业的劳动力仅占3.2%,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 比江苏省低1.2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3 500亿元, 仅相当于江苏的64%、山东的25%;2017年, 我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63.5%,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个百分点, 与发达国家高达80%左右的加工转化率还有较大的差距。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已经成为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
2.4生活设施配套不够
新农村以及美好乡村建设重房子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十分严重。许多新建村庄上下供排水系统、卫生厕所、垃圾处理设施以及教育文化、养老休闲等设施没有同步配套建设。截至2017年底, 在全省已经实现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庄中, 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仅占20%、50%, 分别低于全国1个、5个百分点;村级文化体育设施不足, 仅有64%的村拥有体育健身场所, 与江苏省81%的比例差距较大;农村养老机构亟待构建, 安徽省仅86%的乡镇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 比相邻的江苏省低8个百分点。
2.5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 人才返乡机制建设仍在探索中。农村村庄小而散, 基础和公共设施量大面广, 投资量较大, 乡村振兴的投融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 平台不完善, 信息不通畅等问题较突出, 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特别是农村信贷抵押担保、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难以有效吸引城市、工商资本投向现代农业。
3推进安徽省乡村振兴发展的几点建议
3.1突出一产连二产进三产, 加快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化”
3.1.1 加快推进一产内部融合。
大力发展立体化套种、生态化混养、循环化生产, 大力发展水下经济、林下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 努力提高土地、空间利用率, 努力增加生态农产品供给, 打造一批农业内部融合样板[5]。
3.1.2 加快推进一产连二产。
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 找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途径, 积极延伸农产品加工链, 促进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 实现精深加工升级, 确保全省到2020年加工转化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3.1.3 加快推进一产进三产。
进一步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 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 延伸农业营销价值链。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发展,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 延伸农业的休闲价值链。
3.2突出农业组织方式变革,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龙头化”
3.2.1 加快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乡村产业组织体系。
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 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人才下乡、服务下乡, 让城市资本、工商资本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3.2.2 帮助龙头企业实现土地的大规模流转。
在完善土地流转平台、信用平台建设的同时, 在道路使用、水资源分配、种养殖品种选择等方面协调好龙头企业与其它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 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能够实现更大规模的连片生产。
3.2.3 支持龙头企业主导和优化乡村布局。
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复垦一批凋敝型的村庄, 建设规模较大、连片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支持龙头企业依托条件优越的村庄建设田园综合体,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 帮助所在村庄转型为农业旅游型村庄。支持龙头企业参与特色小镇开发, 建设支撑有力、配套良好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集聚区[6]。
3.2.4 完善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利益联结机制。
密切龙头企业与其它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 从简单的买卖、雇佣等短期的合作行为, 逐步转变为保底收购、二次分红等具有长期性的比较紧密的契约型的合作关系。鼓励龙头企业尽可能多地采用股份增发、置换、吸收参股等办法, 吸引其它经营主体入股到龙头企业, 形成由龙头企业为主导的紧密型的股份合作关系[7]。
3.3突出乡村设施更高质量建设, 加快推进城乡生产生活条件“等值化”
要打破“乡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标准不需过高”的陈旧观点, 因地制宜, 结合乡村地形地貌、山川水系、文化旅游资源等以及村庄布点规划, 科学合理规划乡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 高标准高质量有特色建设乡村道路、水利、给排水、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 以及居住、休闲、医疗、养老和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
优先改善快速交通干线附近、城镇附近、良好文化旅游资源附近的重点乡村基础公共设施条件, 继续推动城镇基础设施优先向周边重点乡村延伸, 加快城乡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步伐, 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生产生活条件上的差异, 为乡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服务, 为乡村产业提供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条件, 使乡村居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甚至更高的生活条件和创业条件[8]。
3.4突出乡村绿水青山建设, 加快推进乡村全域“景观化”
3.4.1 推进农业生产区“景观化”。
各地要强化“农业也是生态环境”的观念, 以农业特色资源依托, 建设一批大田景观区和特色农产品小品区。同时, 加快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计划, 严禁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非法进入乡村, 努力提高乡村污染处理等生态环境保护设施水平。
3.4.2 推进乡村居住区“景观化”。
立足各村的人文资源和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 有特色地规划设计建设一批历史文化村落, 努力保留乡村原始风貌, 深度发掘民俗文化资源, 建设一批赏心悦目的乡村居住标杆社区[9]。
3.4.3 推进乡村旅游区创建更高等级的旅游景区。
优先开发建设文化旅游资源丰厚的乡村, 着力对照相关创建条件, 争创一批AAA、甚至更高等级的国家旅游景区, 努力把乡村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人文历史资源等转化为美的资本, 转化为加快发展的资本。
3.5突出“德治”的基础性作用, 加快乡村治理“乡贤化”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坚守自治“核心”, 用好法治“保障”, 筑牢德治“基础”[10]。①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 积极培育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 强化道德教化作用, 引导农民群众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②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完善和现实激励等, 培养本土新乡贤崛起, 吸引新乡贤回归, 同时促进人才资源在城乡社会的良性互动, 吸引优势的人才资源更多流向农村。③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 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 积极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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