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一番天命》

“天命”一说最早起于孔子，来自于《论语》中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一句……

在《论语》中，孔子按各年龄段将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完美的概括，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孔子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上天的命令！

对此“天命”一说，《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中曰：“天令之谓命。”刘歆的《正义》亦说：“知天命者，知己为天所命，非虚生也。盖夫子当衰周之时，贤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而自谦言无大过，则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圣人所不敢辞也……孔子学《易》，乃知天命。吾人虽闻天命，未必能知，须先信赖圣言，以求知之……”综合以上所言，我个人所理解的“天命”就是：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所下达的命令或安排或要求！

其实，“天命”的概念纯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其概念的沿革正好也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全程……

比如西周时关于“天命”的观点主要是指上天的命令或认命，这与后世所指含有诸如命运、定数之意义的“天命”概念有所分歧。如《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此便是“天命”思想发展的初级阶段。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尽人事而待天命。孟子的“天命”，亦非谆谆之诰命，而是具有人力所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之意义。也因于此，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为“天命”作了这样的界定：“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在这里，“天命”犹如一种必然性。又譬如《孟子-梁惠王下》云：“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在这里，“天命”则相似于不可抗拒的命运。荀子之“天”或“天命”，也指的是命运或时遇而言的。比如他在《荀子-天论》中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又在该书中说：“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此乃是就“时运”而言的。君子重人为而轻天命；小人则轻人为而重天命！荀子还认为，要“制天命而用之”，此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命定论”。

唐代的刘禹锡则批判了宿命论。他认为：天地万物之间只有“理、数、势”，而无所谓“天命”；是人们把一种人力所不能及、不能把握的必然性，误当做是“天”或“命”的支配了。其实，刘禹锡在其《天论》中还说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比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行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这里的“数”，当然指的是事物的规律性；而“势”则是指事物的必然趋势。在江湖中行船，或沉或济，是有一定之规律可寻的。当事物发展处于稳定的时候，人们是很容易看到其规律性与必然性的，从而紧紧地把握住其规律；而当事物处于急剧变化之时，则就不易掌握了！但这一切并非“天命”，而是“理、数、势”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刘禹锡对于“天命”的独到见解。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竟完全照搬了儒家的“天命论”思想而毫无个人的新见解。韩愈把人的贫富贵贱完全归之于“天命”，他在其《与卫中行书》中说到：“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被而不用吾力也。”在此韩愈认为，命之穷通，绝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而明初的刘基刘伯温则坚决反对“天能降祸福于人”的天命论。刘伯温在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祸福现象时，提出了自己“阴阳交错互胜”的哲学思想！比如他在其《诚意伯文集-天说上》中说：“气有阴阳，邪正分焉。阴阳交错，邪正互胜；其行无方，其至无常；物之遭之，祸福行焉，非气有心于为之也。”

综上所述，看来我们平时口中所常吊着的那句话———“人的命、天注定”，还是颇有中国古代的哲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