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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原任忻县二区和五区区长，南下后曾任平江县县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公司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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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1946年从二专署到忻县工作，直至1949年南下，这三年的时间，在我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也是从死神中逃脱出来的幸存者。 我到忻县工作时，国共和谈已经破裂，“阎占区”和“解放区”可谓犬牙交错，在斗争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况异常复杂。其时，忻县大体以同蒲铁路为界，分东忻县和西忻县，东忻县辖四个区，归晋察冀边区二分区管辖；西忻县归晋绥六分区管辖。 我所到的东忻县，当时县委、县政府的驻地设在三区的肖家山和白家山。县委书记先是郝同生，后是郅荫堂，县长刘精诚，县政府秘书陈江，公安局长赵培民，县武委会主任赵融厚，县委宣传部长陈继荣。 东忻县面对平原背靠山，即一、二区都是平原，三、四区是半平原、半山坡。一区工委书记李煌芝，区长武秉谦；二区区委书记罗岐山，区长冯秀；三区区委书记韩山，区长高俊；四区区委书记郑一夫，区长智维基。 我到东忻县后先在县政府教育科，实际是在二区下乡，11月正式调二区任秘书，不久即任区长，是在前一任区长冯秀牺牲、继任区长张建国请辞（当时叫妥协）后的情况下接任的，副区长苏钦，区委书记罗岐山，罗牺牲后是阎武宏，副书记高明寰，组织委员段养敖，武委会主任赵绍玉，干事二宝全，财粮助理曹志仁、刘东海、张场，实业助理王书田。其中，刘东海同我们一块于1949年南下，先后任平江县政府财政科长、副县长，后调任湘潭市岳潭区委副书记，已离世；王书田一同南下后，曾任湘潭地区化工机械厂领导，已离休。 二区地处东忻县平原地区，辖南北义井、南义令归、南北肖村、南北胡、东西楼村、安邑、太延、曹村、沙滩、段庄、芝郡等十六个村庄，五万多人口。 在国共谈判破裂后，阎锡山变本加厉地实行所谓“河塌式”占领、“篦梳式”清洗，对我解放区进行连续性出击和频繁的“扫荡”。我记得在一个月之内，阎军每天都到各村进行所谓“清洗”，抓捕我们的区、乡干部。除了军队出动“扫荡”之外，就是由伪乡公所人员利用密探，搜集情报，对我工作人员和家属进行劝诱、策反工作，还用600元的高价悬赏来“取”区长、书记的人头。环境之恶劣、斗争之复杂，由此可见。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中，由于我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全区干部紧密团结一致，不断总结对敌斗争经验，开展了各项工作，公粮照样往山上送，白洋照样往上级交，敌人的阴谋一次次被我们挫败和粉碎，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区干部的工作方法是隐居村庄，站稳阵地，昼伏夜出，抓住一切时机进行工作。我们的活动时间主要是在黄昏和夜里（多在前半夜），有时是带领武工队有重点有目标的出击，像抓捕不法地主和通敌分子，破坏敌人的某种设施，如用炸药桶破坏铁路，使火车不能通行，等等。有时是配合主力部队和县大队对敌人进行某种突袭活动。 区干部在每个村有几个堡垒户，即政治上可靠、立场坚定又善于应付敌人的可靠户。在堡垒户中一般都挖有能容两人的地窖，需要进去隐蔽时，由主人将出入口封闭，不显痕迹，敌人走后再由主人通知，而后打开洞口，出来活动。堡垒户之间互不相知；同藏的伙伴，只知此处不知彼处；一旦有人出事，藏过的窖不再使用。从地窖出来活动时，一般先在大街上走一圈，亮亮相，让群众知道有区干部在村，给群众以鼓舞和力量，给坏人以警告和影响。对于与敌人有过接触的人，就直接去做工作，交待政策，令其不做坏事。对勾结敌人做坏事的，即抓捕审查，予以处置。如此这般，一直活动到深夜时再藏身隐蔽。 我在二区南令归活动时，常住的堡垒户是二兑怀和老虎猫两家。二兑怀住的是一个无墙的院，地窖在院内，洞口是一个柴草堆。主人二兑怀能说敢干，天不怕地不怕，很有正义感。那时他年事已高，有一老伴，无儿无女，对我们工作非常支持。 老虎猫是位善良的农民，有妻室和两个女儿。我常出入地窖于他的炕内，从柴火灰中钻进钻出。一家人非常善良，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支持。 在南胡村，我的堡垒户主人是一位老妇人，她家的一个隔墙成了我最好的隐蔽之处，出入之所。 肖家山村孔福生老人家的地道口，也是我据以藏身之地。老两口心地善良，不愧是我们据以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 每当庄稼长高，即“青纱帐“起来时，则多在高梁地或空墓穴中藏身。夏日中午在青纱帐中特别闷热，上烤下潮，但比之地窖，毕竟要自由和舒服一些。有时敌军也故意走田埂吓唬人，我们透过青纱帐的缝隙，把敌人的足迹都看得清清楚楚。彼此近在咫尺，却中咫尺天涯，绝不敢有半点声响，为了斗争的需要，必须以最大的忍耐，挨过这危险的片刻。 在长期的艰难环境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常规，就是不论起、居、行、动、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准备应付不测。我刚到二区时，常同县委宣传部长陈继荣同志一起活动，在夜晚走大路时，他总是走一段就蹲下身，看前面有没有人来，然后再走，在街上行走时，他总是贴着没有月光的墙跟走；每走到十字路口时，他不马上过去，而是要靠着墙角左右观察后，才决定前进或者是左右拐弯。即使如此，仍然要把手枪子弹压上膛，插在腰中，把手榴弹保险盖揭开，拉弦挂指，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稍一疏忽即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时县武装力量是县大队，在全县进行活动。区里是区小队，又称武工队，成为区里开展各项活动的武装力量。区小队的任务是进行征粮、征款、逮捕不法地主及其他敌对分子。 区小队虽然只有二十人左右，但他们对村中情况了如指掌，活动起来极其方便。而且不少是神枪手，像北令归的傅红堂，北胡的尹希庚，芝郡的董双田等几个，可以举枪打飞行中麻雀和点某家房檐的椽头，敌人闻之心惊胆颤。当时企图破坏我基层党支部的南肖村两名特派员、北胡的两名判徒、东楼村的叛徒四喜旺等，都是区小队根据区委决定，深入其巢穴抓捕而后处决的。杀他们一个人就巩固一个村子，伪乡公所的人员就收敛些、老实些，甚至是乖乖地听我们的。 除过枪战，还要以心理战配合，对一些死硬顽固分子，沿路搞些形似坟墓的小土堆，写上某某人之墓的小旗子，插在上边，对其威胁力很大。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写信或留话给他，让其家属转告或转交，令其不做坏事，留条后路。这种枪战加心理战的办法，使敌人极度恐慌，十分惧怕。 区小队集中执行任务后，多数是要返三区的董村和肖家山、白家山、刘家山和定兴寨等地休息的，即使回到根据地休息也是高度警惕，睡觉时怀抱长枪，头向炕里，脚朝炕外，以便应付紧急情况，驻地选择也多是易于跑出和便于抢占有利地形的民居。 区小队一般由区委书记、区长和武委会主任带领，由于经常滚战在一起，出生入死，彼此感情十分深厚。每次出发时，我总是习惯地走在前面，一进入警戒区，队员们总要主动地赶到前面，拉开一段距离，以保护我的安全。这种生死与共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区小队这些人，后来有的参加了忻东支队，编入正部队；有的参加地方工作，有的回村务农。我所知道的：太延村的张润厚，于1949年一起南下平江，曾任岳阳市银行领导；沙滩村的董瑞林，曾赴朝作战，又进军西藏，最后落脚武汉；南胡村的赵戴金，后来在太原南郊区人大工作；太延村的张希贤，参加部队后，中途返乡务农。那个北令归的傅红堂，因有特嫌，在拘捕后经审讯，决定处决，正在行刑时，猛不防逃跑，投奔阎锡山的晋绥军，充当“飞虎队”，率领一批亡命之徒，到处进行袭扰破坏，对我威胁极大，忻县解放后被抓获处决。 在十分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一年之内，先后有区长冯秀、区委书记罗岐山、区委组织委员段养敖、副区长苏钦、农会干部符生堂、通讯员李海贵、李呈祥、赵明元等同志牺牲。其中，李海贵、赵明元、李呈祥，是十家村的三个青年，都曾为我当通讯员。李海贵参加忻东支队后任班长，在曹村战斗中负伤，肠子流出体外，我在肖家山服侍候他一夜，因医疗条件差，不幸牺牲；他有个弟弟，也因黄疸病死去。赵明元是在董村同副区长协钦遭晋绥军突袭，往肖白家山突围时被捕，在城里被敌人乱棍打死；赵是一个独子，母亲从二十多岁守寡把他养育成人，牺牲时年仅18岁，小脚寡母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气成疯癫。李呈祥久假不归，在准备归队的前一天被敌人抓捕，用刺刀戳死……。想到这些同我一起战斗过的牺牲的同志，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此外，区委副书记刘明寰、组织委员李银万负伤，区长张建国妥协，南胡村长黄降先投敌，也使我们的工作遭受很大的损失。 在忻县二区工作期间，发生过令我毕生难忘的两年事。 一件是：曹村有一个叫二银旺的人，在伪乡公所工作，经常回曹村。有一次，曹村有一个叫二银旺的人，在伪乡公所工作，经常回曹村。有一次，我带区小队到曹村征粮，刚离村，二银旺即编顺口溜让小学生唱：“叛军小子刘佩仁，带着小队十来名，每日起来到曹村……。”这样并不能阻挡我们的工作。后来就趁我们在曹村往下来的时候，在街上乱喊：“刘佩仁！我知道你藏在哪里，快出来吧！”这样仍未能把我们吓住。因页又想出怪招——收买我们区政府民政干事段贵昌的老婆，让她吹枕头风，令段昌随时向敌人报告我和阎武宏的活动情况。段贵昌不但经常同领导在一起，还常和我住一个堡垒户，极容易掌握区领导的活动情况。这样一来，区领导的头便被“拿”在了段贵昌和二银旺手中，随时都有被敌人“取”走的危险。好在我们派往城内敌人营垒中的内线关系将此情况掌握，在敌人还未来得及下手之际，段贵昌即被我们拘捕。否则，我俩的命运确是难以逆料。 再一件事发生在194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卸任二区区长，奉命准备回路西县府（其时东西忻县已合并为忻县）报到开会的时候，同县政府卸任秘书陈江同志一起，去董村看一位医生朋友。那天，我们得知晋察冀主力三团在安邑村（距董村不远）一带打埋伏，就放心地在医生家中吃饭、聊天。下午三、四点钟，当我们从医生家出来，走到大街上时，很多人以惊恐的眼神盯着我们，我们问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对方反问我们：“你们不知道？——晋绥军已经满街都是了！”我们很吃惊，当即按原来习惯的路线往山上跑。岂知一登上山坡的那块坟地，正遇敌人端着枪瞄向我们。我们不顾一切地调头跳下数米高的土崖，继续跑。敌人在后边追打，但没有追打上我们，终于跑进了村，翻过两家院墙后，在二兰香门口遇见了她母女三人，她们叫我们快进去躲藏。这样，我和陈江，还有另一位民兵，三个人一齐藏进她们院里一个墙角高梁杆堆中。刚藏好，听着敌人已经追来，查问有没有区干部跑来？兰香母女回说：“向前面跑过去了。”敌人当时被哄走了，可是当晚，敌人就驻扎在二兰香家的隔壁，房上有流动哨兵，口令声、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敌人尽管警戒森严，但到深夜以后，兰香母女还是悄悄把我们接到房里吃了饭，而后又把我们藏在一个放杂菜的地窖内。第二天下午，发现有人把窖揭开看了看，当即又盖上了。此举非同小可，当即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是否有人要向敌人告密？我们三个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商定：宁死在窖内，也不能叫敌人抓去！这样决定以后，听到外边有人喊：“班长，集合！”我们想，来抓我们了。于是，再一次下定决心，一定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可是，等啊等，一直等到天黑时，仍不见敌人来抓我们。正在我们等得不耐烦的时候，突然，窖口又被揭开，“通”、“通”扔进两个包来。我们先是一惊，至后慢慢缓过神来，解开包一看，里边放的既不是手榴弹，也不是什么爆炸物，而是高梁面窝窝和咸菜头；随后又吊下一壶水来，并从上面传下话来：“敌人全部集合上走了。”——如此这般，一切疑虑尽释，三人如释重负，狼吞吐虎咽般地吃喝了一通，当夜回到了肖家山村——我们算是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而我们的副区长苏钦同志和通讯员赵明元同志，却在此次突围中被捕，不幸牺牲了。 事后我和陈江买了几斤猪肉（那时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到了兰香家，见到了大兰香、二兰香和她们的母亲，对她们母女仨不顾一切地保护我们的革命情谊，深表谢意。当谈到那日下午那一场虚惊时，母女们笑着解释说：那是想到窗里取点菜给我们做着吃，想了想又怕出事，结果给你们仍了点咸菜下去……。 陈江同志后来南下到四川省二轻局工作，八十年代来广东时，我们再次谈到兰香母女仨的救命之恩。前几年忻州的邢三连来广州时，我再次托她带点薄礼回去，一是代我到十家村看望一下那一年牺牲的三位通讯员的家属；再就是请他到董村寻找一下当年的救命恩人兰香一家。然而五十年过去，星移斗转，当年的救命恩人再也找不到了。 1947年秋，东西忻县合并，恢复忻县建制，归晋绥六分区管辖，全县设九个区，县级机关驻寺坪、杨胡两村。县委书记郅荫堂，县长刘杰，武委会主任王子成，公安局长赵培民，税务局长安明，财政科长宿临华，教育科长许诚，实业科长曹志仁。各区区长：一区武秉谦，二区刘佩仁，三区高俊，四区智维基，五区牧云山，六区武林，七区余风，八区郭世俊，九区高峰。 随着东西忻县合并，东忻县县级机关撤销，成立了党工委和办事处。干部也有所调整，赵融厚同志任党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负责忻东四个区的领导工作。同时成立了忻东支队，赵玉洛任支队长，赵融厚任政委，赵正午、杨俊杰任副支队长。区的领导也作了调整，二区仍由阎武宏任区委书记，调五区区长牧云山同志接任二区区长，我离任回县参加“三查”（查成份、查思想、查立场）、“三整”（整顿党风、文风、作风）运动。 参加这次运动，实在出乎意料。可能是受了四六年土改时“搬倒大树有柴烧”、“农民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之类“左”的口号的影响，一些家庭出身较为富裕的干部，成了被查整的对象；一些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成为查整别人的骨干。刘杰同志因家庭出身富裕，县长一下成为“混进党和政府里的阶级异已分子”，即刻被戴上手拷；他的父亲 “三查”、“三整”结束后，我调五区工作，先任副区长，不久恢复区长职务。副区长五银科，区委书记先是李玉明，后是王斌，组织委员李满元，还有蒋有钱、田黄海，妇联主任林青，财粮助理郭联明，文书孙存海，通讯员孙贵成。区政府先在孙家湾，后迁至奇村镇。五区所辖：东西呼延、南北唐林、东西南高、奇村、温村、石家庄、金村、辛庄、南营、明望、蔚家野场。 我在五区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前段抓土改、生产、而更多的是时间则是参与太原战役的支前工作。在解放太原的第一战役中，已经全境解放的忻县组织了支前民兵团，团长王子成，政委陈继荣，副团长罗俊英，我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连队，驻阳曲县风格梁山上。主要任务是将前线运回的烈士遗体，装殓、挖坑、埋葬。第一战役结束后，我们即返回县里。 当攻克太原的第二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已决定南下。从1946年6月至1949年春，在忻县工作将近三年，但却使我永生难忘。我离开忻县，已过了半个世纪，但对忻县的情感犹如昨日。在忻州市政协编印有关南下干部的文史资料之际，谨向支持我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和给过我工作上、生活上帮助的忻州父老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本文作者原任忻县二区和五区区长，南下后曾任平江县县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公司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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