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宁四毋”出自傅山晚年《作字示儿孙》诗及跋语。先看其诗：“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坤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虐”。《作字示儿孙》跋语云:“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伟晋唐法书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昴香光诗墨迹，爱其圆流丽，遂临子，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面遂称孟俯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用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澜矣！
阅读此诗，可以肯定的是：“四宁四毋”实质并不在于讲授书法技巧阐释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而是以书法论做人，旨在强调作人对于作字的必然关系。而非书法简单之书法之论。“书如其人”，傅山的书法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
一、强调做人,坚守刚直不阿的秉性
首先“四宁四毋”中的“拙”，不是通常指的笨拙之拙，没有
粗糙、蠢笨的含义。“拙”的内在是“正”，是他堂堂正正的高尚人格。以正拙为其艺术特色的书作，是他刚正秉性的必然产物，是既敢于恣肆，又敢于放任而不死板的正极之后出现的神奇。正中含奇，奇不失正，奇即列于正之内，正即连于奇之中。是若拙，而不是真拙的大巧。他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他进而又说：“写字之妙，不过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既要端妙周正，而又不死板呆滞。如何克臻此境呢？他的理解是：“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然变化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变出……但能正入，自无卑贱野俗之气。然笔不熟不灵，而又忌亵，熟则近于亵矣。”我们领会他的精神，体味他的哲理，强调“变”“化”，变则通，化则灵，“正”是要基。他多次强调“志正”、“学问正”，学书之道只有从正道入，才能变化无穷，时出新意。从平正到险绝，由险绝复归平正，再由平下递进到新的奇绝，在往复无穷的变化中，不断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但是奇和怪、板和正、熟和亵，一墙之隔的界线非常微妙，过犹不及。因此，巧与拙，要的是恰到好处的火候和分寸。黄庭坚就主张：“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女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所以大家书风，拙胜于巧，巧处不易见，但总觉共博大。而小家，巧拙于拙，巧处易见，反而更觉得其浅薄。傅山先生的美学思想正在于此，不能简单地、肤浅地看作是偏激和反中庸。他自己承认：“志正体直，书法通于射也。”他最注重的还是作人的耿介正直的秉性。
全祖望说：“先生非止言书也。”一语道破他强调“正”的真谛，正是“此中机变，不可胜道，最难以俗士言。”并且，“四宁四毋”的标是指的书法，而本是指的人品。论技当然是巧的好，俗话说的“巧媳妇”和“拙老婆”，是好坏的对比。即便如此，也只是指做活而言，而不是泛指一切。因为按照人品来讲，“拙”和“巧”的含方与上述却截然不同了。人品的“巧”的指自私自利，弄虚作假，唯利是图。但人品的“拙”是指为人憨厚老实、人高品正。那种忠诚老实的人总是有点憨里憨气，虽然外在的形象不巧而且丑，但他内心是美，精神是美的。在这里使我们强烈的感觉到，傅山先生在对巧与拙的深层阐发中，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强烈体现了他做人的一腔浩然正气。
傅山有句至理名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傅山不给不正的人，或者说不喜欢的人写字，如俗一流，妄想得到他的只字片纸是很不容易的。据传说，北京打钟庵一僧人，是个缺乏风节的人，欲求傅山先生墨宝，通过友人关系，终于骗取了“打钟庵”三字，后经先生发觉，便和这个友人绝交。这就是他那又能容忍俗物的决绝态度。
二、崇尚民族气节，凸显爱国主义精神
傅山在《作字示儿孙》跋语中告诉儿孙，书法的学习有难有易，而难易之分的标准并不在书法本身，而在书家人品的高低。学习人品高尚的书家之书法所以“觚棱难近”，是因为正人君子的高风亮节不下苦功是学不到的；而学人品低下的书家之书法，则如与“匪人游”，容易沾染上不良习气。因此，应选择人品高尚的书家之书法来学习，这样就能在人品与书艺两方面都有所得，否则，“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傅山是用自己学习书法的亲身经历来讲述上述道理的。他对颜书则推崇备至，而对赵、董之书极其不满。究其因，非简单由书论书之故，实则书者人品之故。《作字示儿孙》诗云：“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又云：“作字先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生死不可回，岂为乱逆要”。傅山先生如此地推崇和赞美颜真卿（鲁公），其原因在于他始终把做人看作是作字的首要前提，认为“学问不正，人品卑劣，是不会写出高风格的字来的”。颜真卿作为唐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立场刚正，大义凛然，敢于同权贵针锋相对，这些都一直为人所称道。在他的《争座位贴》（《与郭仆射书》）、《祭侄季明文稿》等许多作品当中，也都显示了他刚强耿直和朴实敦厚的性格，以及不畏权势、抨击恶吏的英风烈气。颜真卿在中国古代书法家中是一位人书俱传、永垂书史的“奇”人，也是傅山崇拜至极的偶像。在傅山看来，正是由的崇拜是对其民族气节的敬重。
董昌推崇赵子昴，对赵之人品及书法予以否定。而且，事实上，傅山的“四宁四毋”是针对赵孟俯的字迹和董其昌的一些论点提出来的。他对于赵董书，不但“爱其圆转流丽”，而且到了“遂欲乱真”的程度，甚至他的“作字示儿孙”诗，也是用赵体书写的。虽然他说是“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但这不是有点矛盾吗？令儿孙辈不复犯，应该自己不犯才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的现象呢？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实际上他恶的并不真是赵字，而是赵孟俯这个人。因为赵在元朝做了官，于是“行大薄其为人”，所以尽管对他的字，曾“爱其圆转流丽”，而且还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却偏要表示“痛恶其书浅俗”。至于赵字是不是真的“浅俗”，在这里其实是并不重要的。所以章祖安先生说得很正确：“青主实爱赵书而薄其为人。”如果当初赵孟俯在宋亡以后隐居不出的话，那么傅山恐怕就会引为同调，而对他“不数过，而遂欲乱真”的经验，就会作出另外一种解释了。客观的讲，傅山在对人品与书品的关系上，其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他在《霜红龛集》中说：“更有执拗之君子，恶其人，即其人之是亦硬指为非；喜承顺之君子，爱其人即其人之非亦私泥为是。”虽然傅山未必就会自认执拗，但他“极不喜赵子昴，薄其人遂恶其书”的性格正表明了他即是一位“执拗之君子”。他本人情况和赵孟俯极其相似，傅山生于明末清初，誓死不做清朝的官，而赵以南宋后人而做了元朝的官，这在傅山看来就是汉奸。厌其人而恶其书。在政治上，傅山的那种极重气节、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三、反对奴性，提倡独立人格
顾炎武在《广师篇》中称赞傅山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顾炎武所说的“天机”就是作为思想家的傅山在思想上所追求的不想受任何制约的人性解放。“四宁四毋”中的“丑”，并非丑陋、丑恶之丑，亦非与“真美”、“大美”相对立的东西。它表现在书法上，是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其相对哗众取宠来说，是一种孤傲的人格。这里的“媚”，是谄“媚”，取悦于人的贱态。它不是妩媚的媚，而是奴颜媚古骨的媚，是与高贵相对立的下作。与“媚”相对的“丑”，则是一种傲岸不驯、刚毅不屈的象征。当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说：“傅山是一个思想极其自由解放的人。他的反奴性思想，是当时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最突出的表现。”傅山先生极力反对奴俗思想，在一草书条幅中有云：“奴儿婢子学家翁，但见人来发痫疯。一自龙山庵放火，南无古佛楷芙蓉。”他反对浓艳浮靡的奴态，推崇直率自然、淡泊恬静、荒疏粗野。他鄙弃贱态的低俗，追求古朴的高雅。傅山先生满腔的悲愤情绪决定了他只能在丑和媚之间选择前者。这也诚如徐渭所云：“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傅山先生在反对奴俗的立场上与他前辈的这位大文豪、大书法家的民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它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傅山先生的书法创作，是在感情的驱使下，不暇于细节周全的大方和真率。这与那种装腔作势、拿捏作态的所谓“练达”截然不同。他认为“佳书须慧眼，俗病妄精思。”人们常说的意在笔先，还是强调意重于笔，这本来就有主次之分。傅山先生认为作字造作不得，若一味造作，必然大违心手，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他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傅山先生对王铎书法评价，还算可以。沙孟海先生在评论王铎时也说，其“矫正赵孟俯、董其昌的末流之失。”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正确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只有过正反弹之后，方能得正。无怪乎王潜刚在《清人书评》一书中说：明、清之际，在书法艺术上惟一可以与傅山先生相伯仲的，王铎一人而已。傅山先生对赵孟俯和董其昌的评价就很不客气了。有些批评的话，说得很严重：“尚姝姝自以为集大成”，“妩媚绰约，自贱态”……那么王铎的“造作”是指什么？王铎书法的造作处乃是有意合拍。合谁的拍？迎合俗人眼的拍，讨俗人的欢喜。因此当王铎无意合俗人的拍时，他便“遂能大家”了。傅山先生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就必然给人们固有的传统审美观念撒下强烈的光环。他的这种“丑、拙、真率、支离”的审美观是对董其昌的“书道只有巧妙”论点的挟击，与当时的风尚表示出明确的对抗,反映了其铮铮铁骨独立人格,这正是傅山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上的独特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