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和中原汉人大发展
汉族源流之十三
自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魏、蜀、吴三国鼎立，至581年杨坚统一北方建立隋朝，在这36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
这个时期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曹魏和西晋两个汉人政权之后，出现了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个少数民族上层所建的十六国政权，随后由鲜卑拓跋氏统一的北魏，及继之而起的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等少数民族上层所建地方政权。
无论是进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少数民族上层，还是迁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摒弃了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文化，接受汉人先进、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学习汉人的传统文化和礼仪习俗，他们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将自身充满活力的优秀民族文化，注入到中原汉人汉文化之中，从而让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再次成为汉人汉文化源源吸取、融合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文化大熔炉。
一、曹魏政权下中原汉人和北方民族的交融
曹魏占有淮河以北辽阔的中国北方，是魏、吴、蜀三国中势力最强、辖地最广的地方政权，并在西域设置长史府辖治当地民族。曹魏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氐、羌、羯、卢水胡和丁零等。这些少数民族一般都同族聚居，也有进入汉区、与汉人杂居的，其中以鲜卑、乌桓和匈奴较为强大，与曹魏政权的关系也较多。
1、曹魏汉人和鲜卑的融合
自东汉驱逐和平定匈奴以来，鲜卑就占据匈奴故地、吸收匈奴遗民，成为北方地区比较强大、尚不统一的民族。汉末鲜卑众部中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集团:云中、雁门一带称作檀石槐后裔的步度根集团，高柳(今山西阳高县)以东称作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辽西、右北平、渔阳一带的原东部大人弥加、索利所领集团。
曹魏政权对鲜卑各部采取了羁縻怀柔的安抚政策，设立护鲜卑校尉来管理他们。双方往来主要是册封、朝贡、颁赐和互市等和平方式，也发生过一些矛盾和冲突。在太和二年至青龙元年(228-233)期间，轲比能统一漠南地区，兼并东部大人所领各部及步度根部，使“云中、五原以东抵水，皆为鲜卑庭。”
但是轲比能死后，鲜卑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兴起，并且不断南迁。后来鲜卑慕容部入居辽西，从司马懿征战有功，被封为率义王。东部鲜卑内附曹魏，设置昌黎县安居之。久而久之，曹魏政权下的鲜卑大多在内附的名义下逐渐融合于汉人。
2、曹魏汉人和乌桓的融合
乌桓是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属于东胡的一支。汉初为匈奴所败，部分乌桓退至乌桓山(今内蒙古大兴安山脉南端)，因地而名。汉朝时乌桓逐渐迁至辽东、辽西、右北平、渔职、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地。他们不仅分布在北边诸郡，还参与了公孙康、袁绍、曹操等人之间的争斗。
建安十二年(107)，为安定北方、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势力，曹操北征乌桓，大破乌桓于白狼山，乌桓及汉民降者20余万。曹操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降者，选其壮健者为骑兵，曹操的三郡乌桓骑兵，当时被誉为“天下名骑。”
曹操破乌桓后，乌桓势力日渐衰弱。他们中的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融入到鲜卑或其他民族中，一部分却因久与汉人杂居，学习和接受了汉文化，从而融合于汉人之中。
3、曹魏汉人和匈奴的融合
匈奴是周秦以来活跃在中国北方，自陇西至辽东广袤地区上的游牧民族。《史记·匈奴传》认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反映了匈奴和华夏之间悠久的渊源关系，秦末汉初之际，匈奴北败丁灵、西驱大月氏，又灭东胡、南下河套，与汉人郡县相连。汉始从高祖到武帝初，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曾四次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人和匈奴间的交融。
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元狩二年(121)和元狩四年(前119)，对匈奴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出击，留在漠南的匈奴大部接受定居农耕生产，学习先进的汉人礼仪文化，原先匈奴的牧场变成了良田，这里匈奴逐步融合于汉人之中。
曹魏时的匈奴主要是指居于北边诸郡的南匈奴。汉献帝时呼厨泉为匈奴单于，曹操以怀柔和武力相结合，使“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但在黄巾起义后，匈奴和起义军联合攻略赵、魏地，与曹操战于陈留等地。蔡文姬就是在当时被“胡骑所获，”成为南匈奴左贤王的妻子，直至建安十二年(207)，才由曹操遣使以金赎回归汉。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留呼厨泉于邺城，以匈奴久居内陆，人口繁衍，将其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右部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蒲县);北部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各部除了择匈奴贵族为帅之外，另选汉人为司马;魏末，又将帅改为都尉。于是这批3万余落的匈奴，也就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了。
二、两晋十六国中原汉人和北方民族的交融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司马炎废魏，建立晋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末被旧史称作“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起16个以少数民族上层为主的地方政权，我们将之与迁都建康(今南京)的东晋一起，称为两晋十六国。
1、西晋汉人和匈奴的融合
晋武帝为了增加北方人口，安排匈奴到塞内居住。司马炎即位就有塞外匈奴2万余户内附，散居于平阳、西河、太原等地。
按《晋书·匈奴传》和《资治通鉴·晋纪》等史书的记载，仅晋武帝太康年间，较大规模的匈奴内附有:太康五年(284)胡大阿原率部29300余人内附，居西河;六年(285)参离率部4000余人内附;七年(286)胡多大博和萎莎等各率种落10万人内附，居雍州;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11500人内附;十年(289)匈奴奚柯男女10万人内附。这反映了太康时匈奴内附情况之一斑。
晋武帝安排匈奴到塞内定居，让他们从事农耕生产，学习汉人传统礼仪和儒家文化，通过学习接受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人汉文化。内附匈奴也不断在生产生活上与汉人接近，他们与汉人密切交往、相互通婚，不少匈奴还通过说汉话、学汉字、习汉礼，跻身于汉人士大夫之列。
如匈奴贵族屠各氏改为汉姓刘，呼衍、卜、兰、乔四家匈奴贵族，为刘姓辅佐。建立前赵的匈奴刘渊，师事上党名儒崔游，习《诗》《易》《书》三经，尤好《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诸子百家和《史记》《汉书》无不综览。反映出有些匈奴贵族的汉文化水平已与汉人士族无异。一般匈奴也与汉人朝夕相处、难分你我，甚至和汉人融为同族了。
西晋在灭魏之初，包括蜀汉，共得户籍94万余，人口537万余。咸熙五年(279)冬发兵灭吴，次年吴亡。结束三国鼎立实现统一的西晋，囊括三国全部户籍还不过146万余，人口不过767万。可是仅仅过了一年，便有户籍245·98万余，人口1616·38万余，这里除了当时实行招集流亡、限止佃客等措施外，还应该有少数民族内附融入汉人的因素才对。
2、后赵汉人和羯人的融合
分布在太行山以南上党武乡一带的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有人说他们是匈奴的一支，也有的认为他们源于小月氏。羯人信奉胡天，虽用汉姓，却用羯名，如后赵建国者石勒的父亲，姓名却为周曷朱。羯人大多受汉人地主奴役，与汉人穷苦农民感情相通，所以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严惩贪官、奖励清廉、督促农桑，以缓和汉人农民的反抗;重视汉人的低级士族，仇视汉人高级士族;提倡经学和佛学，让汉人和羯人能在事佛的基础上，消除民族文化间的矛盾。
石勒于大兴二年(319)据有淮河以北至幽州、西起陇、东到海的广大地区称赵王，史称后赵，以与匈奴刘渊所建前赵相区别。石勒的后赵政权任用汉人、注意吸收汉文化，实行胡汉分治，“号胡为国人，”立“讳胡之律;”郡治内史以治汉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这些措施既有利于羯人的封建化，也有利于中原社会的稳定发展。石勒所建的后赵称羯人为国人，严禁汉人蔑称他们为胡人。
国人实际上有权欺压汉人，但禁止国人欺压汉人士族。这对当时中原地区正在发生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文化碰撞的情况下，是有助于推动和促进人口较少、经济文化较落后的羯人，在强势的汉人汉文化的包围和影响下，通过学习接受汉人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人汉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汉人汉文化发展壮大的一个源头。
石勒死后，羯汉民族矛盾、农民起义、士兵反戈纠缠在一起。尤其是永和五年(349)，继立者的权位之争，不仅使“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而且还发生了欲驱逐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的事件。这虽然是逆永嘉以来，边地各民族向中原迁移潮流而动的行为，但它导致了中原地区政权，被兴起于北方的鲜卑慕容氏所取代，加速了大批羯人的融入汉人、匈奴和其他民族的过程。
3、前燕汉人和鲜卑慕容部的融合
曹魏初，鲜卑慕容部已迁居辽西，慕容莫护随从司马懿征讨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晋武帝时，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鲜卑慕容部仰慕华夏之风，进一步发展与汉人汉文化的交融。当时大批中原汉人徙迁辽西，慕容廆借机扩土，设侨县安置汉人，分别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并州人为唐国郡。至“二京倾复，幽冀沦陷”之时，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廆览政之暇，视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所叙，慕容廆注重推举贤才，委以庶政，既说明慕容廆之兴与学习汉文化、吸纳汉人士族的关系，也反映鲜卑慕容部的汉文化程度之高。大批汉人流民和士族来到辽河流域，使慕容廆得以一方面注力于发展农桑，一方面起用诸如斐嶷等汉人士族，建成完全汉化了的鲜卑地方政权。
东晋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子慕容韹继立，咸康三年(337)，自称燕王。在慕容韹当政的15年中，鲜卑慕容部打败北面的鲜卑宇文部，“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又打败居于幽州的鲜卑段辽部，获“其部众以归。”紧接着又“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然后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与黄河流域中原的前秦、长江流域江南的东晋，再次形成鼎立局面。其子慕容俊继位又将都城迁至蓟(今北京市西南)，疆域的南境抵达黄河北岸。慕容俊自豪地对东晋使臣说:你回去告诉你的皇帝，我因被中国人推戴，也已经成为皇帝了。可见，鲜卑慕容部已经从传统的文化、民族和心理上，认同并融入于汉人汉文化了。
4、前秦汉人和氐人等族的融合
魏晋时生活在今陕西咸阳以西至扶风一带的氐人，已经学习和接受了汉文化，他们说汉话、姓汉姓。氐人首领苻洪13岁从师读书，其子苻健永和七年(351)，即天王、大单于位，建都长安，国号大秦。苻健修尚儒学、优礼耆老，薄赋税、卑宫室，留心政事，“秦、雍夷夏皆附之。”升平元年(357)，苻坚登位后，同样信用汉人士族，委以重任，推行“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汉人汉文化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苻坚基于“夷狄应和”的统治策略，对优抚归顺或投降的少数民族上层，实行“服而赦之”的政策，这就缓和了氐人和鲜卑、乌桓等族的关系。苻坚多次将其他民族迁移至关中分地而置，却把氐人分散到各地方去镇守。虽然这种政策加强了前秦对各民族的控制，为苻坚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但却形成了“鲜卑、羌、羯布诸畿，旧人族类斥徙遐方”的局面，削弱了氐人在关中的统治力量，出现了“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的局面。
所以，太和八年(383)，苻坚自恃“强兵百万，资仗如山，”悉发诸州兵进攻东晋，双方战于淝水，前秦大败之后，不仅让溃退途中的秦兵闻风声鹤唳，“自相踩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而且使前秦本来就不太稳固的、北方统一的局面很快瓦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人汉文化，继续在与氐人等各民族的纷争、融合中发展壮大。
5、后秦汉人和羌人的融合
在历史上中国，羌人与氐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学界多认为氐、羌本属同源异支，春秋战国始有以氐为族称的，但仍以氐羌并提。前秦氐人政权崩裂后，北方又出现了许多民族地方政权竞立的局面。淝水之战后太元九年(384)，羌人姚苌于渭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地据今陕西、甘肃、河南等地，以长安为都，即皇帝位，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姚苌之父姚弋仲，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羌人，自称护是西羌校尉。东晋永和七年(351)，拜姚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这反映后秦羌人与东晋关系之密，以及他们汉文化程度之高。
姚苌于提倡儒学，在长安设律学、选贤任能、重用汉人。太元十八年苌卒，子姚兴继立。姚兴执政时期，同样注重发展农耕经济和和汉文化的发展。义熙十三年(417)，为东晋太尉刘裕所灭。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使进入中原的羌人和匈奴、鲜卑、羯人、氐人等族一样散居各地，绝大多数的羌人在中原转入农耕经济，学习和接受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人。但也有一部分羌人则向着更西、更南方向迁移，如公元4世纪末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境内仍有部分羌人，后来他们就融合于吐番、汉人之中;还有部分羌人却与其他民族一起融合为今日的土族。向南迁移的有些羌人，后来逐渐演衍为羌、彝、白、纳西、景颇、傈僳、阿昌、拉祜、普米、独龙等今日西南少数民族。
三、北朝鲜卑政权下汉人和北方民族的融合
这里的北朝指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再度统一，后经分裂为东魏、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至北周灭北齐和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前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北朝发生的民族文化大融合，远比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规模更大。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政权下鲜卑和汉人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淝水之战后，北方的鲜卑、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虽说已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他们学习和接受了汉文化，有的甚至还改用了汉姓，但仍有着自己的民族意识，在本族人的召唤下能聚族而起。特别是还存在着不同民族的民族歧视。如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北魏太武帝攻打南朝刘宋的盱眙(今属江苏省)，派丁零和胡攻城的东北面的，让氐和羌攻城的南面，反映了北魏鲜卑政权下丁零、胡、氐、羌等族的地位低下以及对他们的歧视。
按《魏书·帝纪》所说，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此号称鲜卑，其后代随畜牧迁徙，以射猎为业。这反鲜卑与汉人汉文化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鲜卑拓跋部原来活动在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东汉年间逐步南迁，居于河套北部的匈奴故地。魏孝文帝拓跋宏时实行改革，迁都洛阳、将大批鲜卑贵族迁到中原，禁止鲜卑人穿胡服、在朝廷说鲜卑话，提倡鲜卑人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魏孝文帝的改革使汉人汉文化地位显著提高，加速了鲜卑等北方民族和汉人的交融，北朝鲜卑等北方民族和汉人的交融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鲜卑对北方各族人民的掳化，是黄河流域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主要表现，也是当时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融合于汉人汉文化之外的一种民族文化交融。透过《魏书》的记载看，鲜卑对北方民族的掳化有如:魏道武帝登国五年(390)，破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20余万;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民吏及鲜卑等杂夷36万、百工伎人10余万到平城及畿内;二年(399)，徙山东六州二十二郡豪门吏民2千家到平城、破高车等30余部掳获17万余口;五年(402)掳获匈奴残部徙居平城;魏明元帝神瑞元年(414)，河西匈奴1万余家降附;二年(415)河西胡人1万余户来附。
一批又一批的北方各族人民，被大量地掳到平城和畿内，他们不得不接受鲜卑和鲜卑文化的影响，日久天长的朝夕相处，这些北方各族人民逐渐鲜卑化、或者就干脆融合为鲜卑人了。被尊为北齐神武帝的高欢，其曾祖高湖降魏，祖父高谧获罪被贬迁到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到高欢时却已是全家鲜卑化了。
2、第二个时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
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率文武百官及鲜卑兵20万，连同家属奴婢不下100万人迁都洛阳。之后，北魏鲜卑就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留在平城和六镇，一部分迁往洛阳。孝文帝强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穿戴汉人服饰、说汉语正音、改姓汉姓，要他们生前自称是洛阳人，死后葬在邙山，同时还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这批迁到洛阳的鲜卑迅速汉化，到后来六镇内迁时，他们已大体上完成了汉化。
孝文帝将帝姓改为元氏，皇族九姓中的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纥骨氏改为胡氏、普氏改为周氏、伊娄氏改为伊氏、丘敦氏改为丘氏、侯氏改为亥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车焜氏改为车氏。元氏和皇族九姓之间不得通婚。按《魏书·官司氏》所说，当时鲜卑贵族改汉姓的在百数以上，其中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最贵。汉人士族中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姓为高姓，与鲜卑八姓的地位相等。
为了推动鲜卑与汉人间的通婚，孝文帝除了自己娶卢、崔、郑、王和陇西李氏之女入宫之外，还令六个兄弟分别娶汉人高门士族女为正妃，原先的鲜卑正妃降为侧室。在孝文帝的大力推行下，鲜卑皇族和汉人高门士族的通婚，自然影响到普通鲜卑和平常汉人间的婚姻，使本来在人数上大大少于汉人的洛阳鲜卑，很快通过婚配进一步与中原汉人融为一体了。
3、第三个时期六镇流民进入内陆
先初鲜卑拓跋部设立了武川(今内蒙古武川)、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怀荒(今河北张北县)、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沃野(今内蒙古五原)等六镇，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柔然对平城的侵扰。镇守的将领和军官大多为鲜卑贵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里的镇兵们常受将官的欺压奴役和扣克粮饷，正光四年(523)，驻守怀荒镇的士兵因不堪忍受而起义，诸镇士兵和汉人纷纷响应，于是号称百万之众的六镇人民趁机大量迁流内陆。
实际上，这应是魏孝文帝率鲜卑官兵、家属大规模南迁洛阳后的，第二次鲜卑人大规模南迁。不过，在这次大规模南迁的鲜卑六镇士兵中，大部分是原先被鲜卑拓跋部掳获的北方各族人民。起义失败后，鲜卑六镇士兵被安置在冀(治所今河北冀县)、定(治所今河北定县)、瀛(治所今河北河间)三州，他们很快就融合在当地汉人汉文化之中了。至隋朝统一北方时，这些鲜卑六镇流民已完全成为当地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