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04 17: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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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汉文化汉人契丹沙陀蒙古文化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和中原汉人的发展
汉族源流之十七
公元907年，多民族统一的唐朝封建中央政权崩溃，汉人再次步入始于五代十国，历经宋朝中原汉人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竞立纷争，止于1368年以蒙古为主的元朝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权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也是历史上汉人汉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发展壮大的时期。
一、五代进入中原少数民族与汉人汉文化的交融
唐朝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权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的更叠。五代中除了后梁和后周的开国君主朱全忠、郭威是汉人之外，建立后唐的李存勖、后汉的刘知远都是突厥中的沙陀人，建立后晋的石敬塘，则是突厥中的“西夷。”
1、五代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
朱全忠于907年统一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建都汴州，改称开封，即皇帝位，国号梁，史称后梁。但是，当时在其北方有坐拥河东、晋阳一带的沙陀李存勖，在幽州地区是汉人刘仁恭，而以潢河（今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则是初步拥有东北的契丹耶律阿保机。其中以沙陀李存勖的势力和威胁最大。
公元923年，李存勖在洛阳自立为帝，是为后唐。后唐代后梁而立，标志着突厥的势力进入中原政治舞台。按《旧五代史·唐庄宗纪二》所说，李存勖除了数量众多的突厥骑兵为嫡系外，还有大量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部队：“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 所以沙陀突厥李存勖入主中原，直接引起西北和东北的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其实，早在后梁军队中也已有了大批“深目虬须，貌如沙陀”的少数民族士兵，迁入中原内陆的少数民族人民就更多了。后唐沙陀政权则对迁入中原的“诸色人，”在买卖房屋和盖房、住房等方面均给予正式承认，这表明五代时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在生活地位上应是和汉人平等的。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共同生活，对他们学习汉人汉文化、融入汉人汉文化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2、五代时期称霸中原的契丹
契丹源于历史上中国的古代民族东胡，系鲜卑的一支，北魏时始见于史籍。他们活动在潢河（今西辽河）和土河（今老哈河）一带，东接高丽、西邻奚，北连靺鞨、室韦，南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唐朝时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天佑四年（907），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并与五代时中原各族的封建王朝峙立争斗。
后晋天福元年（936），耶律德光率兵五万骑，“自武谷（今山西代县南）而南，”扶持石敬瑭为为帝。石敬瑭则割幽、蓟等十六州给契丹，岁输帛三十万匹，“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从此，契丹开始称霸中原。
乾佑元年（948），沙陀突厥刘知远在晋阳即后汉皇帝位，他“杀契丹监军，”迫使耶律德光北撒。广顺元年（951），汉人郭威建立后周，整顿纲纪、革弊兴利，使中原出现转向统一的趋势。
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先派军民疏浚胡卢河（即衡漳水，今河北深、冀二县间），继而募兵驻守，契丹自是无力再轻易渡河南进。显德六年（959），率师北上，夺取被契丹所占部分县地。契丹只得自叹“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
3、五代时期中原少数民族融入汉人汉文化
在907—960年的五代更叠时期，无论是汉人建立的后梁、后周，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实际上都是由汉人上层和少数民族贵族联合统治的封建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仿照中原汉人传统模式，学习并接受汉人汉文化的封建王朝。如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宣称：“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后晋的石敬塘也明白下诏：“朝廷之制今古相沿，”从而确定“用唐礼乐。”刘知远更是因为极力推崇汉朝，故立其所建的“国号为大汉。”
后唐、后晋、后汉的沙陀皇帝，都在他们的统治阶层中，大量吸收汉人地主、官僚和士人参政，任用汉人上层出身的各级官员。《新五代史》载入的后唐所任147名官员中，汉人占90名、少数民族10名。在后晋任用的85名官员中，汉人占73名、少数民族6名、不明族别的6名。后汉所任39名官员中，汉人占33名、少数民族3名、不明族别3名。这样的封建统治阶层，必然在客观上积极推动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学习和接受汉人汉文化，为少数民族融合于汉人汉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五代时在中原称帝的沙陀皇帝，所册立的后妃大部分都是汉人。这就是公开鼓励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在血统上、血缘上实现融合。至于各级官员和百姓之间，不分民族的互相通婚，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沙陀皇帝还与汉人和其他民族之间，通过收养子、养女结成政治集团。如李存勖收养的汉人义子不下百人。这种义养的目的在沙陀来讲，是为了要汉人或其他民族效忠皇帝，但却也在客观上推动和加快了少数民族，学习接受并融入汉人汉文化的进程。这也呈现了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宋代中原汉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交融
公元（960）年，也就是后周的显德七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建宋朝代周，史称北宋；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赵构南渡，迁都临安（今杭州），被称为南宋。至元十六年（1279），以蒙古人为主建立的元朝灭宋。宋朝历时319年。
有的历史学家曾经认为，宋朝乃是历史上中国受外族侵犯较多的软弱王朝。其实，有宋一代，汉人汉文化面临强盛崛起的北方和西部民族，宋朝不仅与势如疾风暴雨的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文化，作顽强坚毅地抗拒和争斗，而且还不断四出开拓和传播了汉人汉文化。北宋中原地区汉人汉文化，更是与进入中原的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密切往来、频繁交融，在吸引和凝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使一批又一批来到中原的少数民族，学习和接受先进的汉人汉文化，从而逐步融合于汉人汉文化。
1、契丹与中原汉人汉文化的交融
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基本完成了对中原和南方地区的统一，对于燕云十六州等北方边地，则采取了“敦信保境”的政策。开宝七年（974），宋遣使者至辽，使契丹“通好于宋，无妄兴师。”当时辽朝皇族也无力南扩，并且积极学习汉文化、大力引进汉人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中原汉人汉文化以各种形式屡屡传入契丹地区。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统治者在军事上实力均衡、政治上互相妥协基础上签订了澶渊之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原地区的汉人和契丹人得到近百年之久的“休养生息。”燕云地区也在大规模经营农耕经济的推动下，汉人汉文化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快的稳步发展。
耶律德光想建立幽蓟地区农耕文化，与塞外游牧文化相汇融的多民族统一政权，执行“用夏变夷”的统治思想。辽朝统治者“一依汉法”地学习中原汉人汉文化、模仿汉人封建礼仪制度。辽圣宗（982—1031）按照汉人汉文化的汉人礼仪制度，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建造了中京，据《辽史·地理志》所说：中京的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和廊庑的布局，全都仿唐朝武则天时的神都洛阳。
在中京的辽朝皇帝身穿汉服，汉官和契丹官分列两边。在辽兴宗重熙（1032—1055）以后，辽朝国家大礼并用汉服，胡服不用。由此可见，辽朝中京在当时已是一座汉化了的契丹都城。辽朝境界内的契丹、高丽、达旦等各族人民，都仰慕并学习汉人汉文化，他们都与汉人汉文化之间发生着良好的和平交流。汉人汉文化在契丹等各族人民中的进一步传传播，提高了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文化水平，也推动了契丹等少数民族和汉人汉文化的和平交流和自然融合。
不过，辽朝的契丹人汉化现象却并不是很彻底的。辽朝末年，原来曾经受过契丹统治的女真人兴起，而宋朝为了取得燕云地区，则采取了“联金灭辽”的策略。金太宗保大五年（1125），辽天祚帝在应州（今山西应县）被俘，辽朝灭亡。辽大臣耶律大石率一部分契丹残部，西迁至中亚建国，史称西辽，传五代，后为蒙古所灭。
以蒙古人为主建立的元朝，将统治下的多民族的中国，分成四个不平等的民族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这四个民族等级划分中的汉人，是由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人，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一并合起来的所称。在这之后，黄河流域中原的契丹人，逐渐与汉人、女真和蒙古等族融合。契丹就逐渐成为汉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契丹”之名也成为历史上汉人的一个别称。
2、女真与中原汉人汉文化的交融
女真之名始见于五代。女真与东胡族系的契丹不同，他们是长期活动在历史上中国东北的、属于通古斯语系的古老民族，商周朝时曾与中原发生交往的肃慎应是其远祖。北魏的勿吉、隋唐的靺鞨，都和女真有着一脉相承的沿传关系，以栗末靺鞨为主建成立的渤海国，也是唐朝的一个羁縻州，靺鞨的大部都并入渤海。契丹建立辽朝，灭渤海，尽取其地，黑水靺鞨依附于契丹，被称为女真。
但是，女真不像契丹那样过游牧生活，而是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主要种植粟、麦等作物，饲养猪、雉等畜禽。契丹人将当时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女真称作熟女真，居住在混同江（今松花江）中游以北的女真称作生女真。
生女真中的完颜部，从邻近民族处传入铁器，使社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宋徽宗政和四年，也就是辽天庆四年（1114），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兵击败辽军。次年（1115）正月初一，即位称帝，建立金朝，是为收国元年。
金太祖阿骨打与中原地区的宋朝协议，合击辽军。宋兵攻燕京不下，金兵却入居庸。金朝与宋朝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从“海上之盟”开始的，至蒙古灭金朝止，长达116年。但是女真人和中原汉人的民族文化交往和融合，却远非这短短一百多年所限。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汴京，俘获宋徽宗、宋钦宗。宋朝失去中原大片领土，不得不南渡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半壁河山。随着金朝的灭辽、灭宋和迅速南下中原的进程，女真人大规模地迁徙到中原，“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
金朝统治者想让进入中原的女真人，不事农作就能享受安闲生活，便将汉人和土地分给女真人，却让女真人成为不事劳作、贪图享受的寄生虫，并且日益衰失了女真人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成百万的女真人迁居中原，高据优越的政治地位，但是经济文化上却远远的落后于中原汉人汉文化。于是女真人从上到下，从语言、文化、服饰、习俗各方面，竞相学习和效法汉人汉文化。
金世宗虽然极力防止女真人、特别是皇太子和诸王的汉化，可是金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又必须学习汉人汉文化、模仿并用宋朝汉人的旧制。所以面对女真人迅速汉化的现象，他十分忧虑地说出了：“女真本尚纯朴，今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
继金太祖、金太宗时期女真人深受汉人汉文化影响，金熙宗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而到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年）在位时，女真统治集团不仅任用汉官、还迁都燕京，称燕京为中京，将汴京改为南京，这表明金朝的统治中心业已移至中原汉人地区。
与此同时，金朝又进一步向中原地区迁徙大量的女真人，鼓励并促进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汉人汉文化和女真人之间的民族文化融合，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人的汉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批进入中原地区女真人的不断汉化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汉人汉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汲取和融入了女真和女真文化的新鲜血液。
3、党项羌与中原汉人汉文化的交融
羌人是历史上中国长期活跃在西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古代羌人是汇成早期华夏的重要渊源。党项羌之名始见于南北朝，是古代的一支羌人后裔，隋唐时属多民族封建中央王朝治理下的少数民族。唐朝末年，夏州（今陕西靖边）的党项羌势力强盛，在五代末至宋初逐渐独立建国。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其元昊即位，自称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为蒙古所灭，立国190年。
隋唐以来，黄河中游地区的羌人不与汉人汉文化融合。原先定居在渭北羌村的羌人，大多外出流迁，旧日的羌村逐渐成为汉人的新居村落。经过安史之乱后，党项等各部羌人又趁机南下，羌民居的局面进一步被打破，渭北的羌人终于在日复一日交融中被逐步汉化，最终融合成当地的汉人汉文化。宋代时，关中地区虽然仍存在党、雷、井、屈、和、同、蒙等原来的羌姓，但他们都已融合成当地汉人汉文化的一部分了，无论在政治关系、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各方面，都看不到些许羌人的因素了。
在宋朝和辽朝、金朝纷争竞立时期，契丹和女真的势力不断进入西北，但是汉人汉文化的影响依旧存在于羌人地区。蒙古人攻灭西夏之后，党项羌人被划为色目人，归属于四色人等中第二等，有着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由于根深蒂固的汉人汉文化影响，以及佛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的传入，以及如温末、唃斯罗、回回、撒拉等一些新族群的涌现，反而驱使党项羌人在新的、纷纭多元的民族文化交融环境里，更快更多地融合于周围汉人汉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之中。
值此，应该一提是，自唐宋至元朝以来，特别是漠北草原蒙古游牧民族文化的骤兴，对西部以党项羌为主的羌人及其后裔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它除了致使一部分羌人的后裔，融合于当地蒙古族之外，还使另外一些羌人后裔，走上了古代羌人的“吐蕃”化之路，逐步成为今日藏族的一部分。
至于在宋元时期陆续走上向南迁移发展的羌人中，有许多是在他们的迁徙发展途中，积极学习、汲取并融入当地的民族文化，与汉人汉文化等当地的不同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各自发展成今天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佑、基诺，以及景颇独龙和普米、羌等现代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依旧生活在川、甘等交界地区的羌人后裔，则大多数融合于当地的汉人汉文化中。
三、元朝多民族封建统一政权下的民族文化大交融
蒙古先民源自历史上活动于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周围，属于东胡族系的室韦的一部。唐朝史籍始有蒙兀室韦的记称，12世纪时他们之中邻近汉地的，已经“能种秫，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也有的不断进入中原，接受学习汉人汉文化，融合于汉人汉文化。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使历史上中国辽阔的漠北，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称作“蒙古”的民族。蒙古民族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历史和汉人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1、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权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强劲有力的蒙古汗国。他制定适合蒙古族发展壮大的军事、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凭借优越的军事组织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不断西进南下，进行征战扩张，建立地跨欧亚以蒙古族为主多民族封建统一的政权。
蒙古贵族通过征战，将广阔土地上的各民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蒙古贵族不仅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完成全国规模统一的统治者，还是在中国西部至中亚、西亚和东欧等辽阔地域上，建立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等四个汗国的多民族封建政权的统治者。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宋度宗咸淳七年），取汉文典籍《易经》中“乾元”之义，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这就标志着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者，认识到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汉儒，历来推行“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观念，尊奉“能行中国之法，则中国之”的理国信念，奉行以中华文化维系和凝聚华夏的民族意识。
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封建统治者，确立了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权以农立国，推行汉人汉文化的治国策略。忽必烈采纳了“重农桑、宽赋敛、省徭役”的建议，积极募民屯田、兴修水利，大力提倡垦殖。在思想和文化上提倡尊崇儒学，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月释奠。”
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权，在中原汉人汉文化地区丰饶的物质基础，及深蕴的思想文化传统支持下，在稳定多民族封建政权的同时，也推动和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汉人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2、元朝“四等人”的民族统治政策
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在推行以农立国等汉法之时，还是对汉人汉文化心存疑惧的。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不仅仍保留着不少蒙古旧制，还有意识地将社会发展水平高于蒙古的汉人，置于人数和经济、文化都低于汉人的蒙古人之下，让汉人汉文化处于受压制的地位。这就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将元朝多民族封建政权内的各民族，按照他们被征服时间的先后，分为四个等级：蒙古、色目、汉人（包括黄河流域北方汉人和契丹、女真等）和南人（包括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又称被侮称为蛮子）。
元朝蒙古统治集团制定和实行四等人的民族统治政策，主要是对汉人汉文化实施一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仇视。面对蒙古人和色目人“因恃以为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人数众多的汉人和南人，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只能“束手不敢拒，相惊若冠。”这样仇视压制汉人汉文化的，“四等人”的民族统治政策，造成了元朝严重的民族隔阂，加重了各民族间的民族矛盾，也导致了元朝封建统治政权的短促灭亡。
3、元朝民族文化大融合和汉人汉文化发展
面对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民族，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征调大批的蒙古、色目军士，进入黄河流域“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地。”在中原地区的江淮之间，驻守着数量众多的来自西夏的畏兀儿军。另一方面又将大量的汉人汉文化，俘掠至漠北地区，丘处机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里曾说，他目睹漠北“有汉匠千百人居之。”甚至于“中州良家子女，被卖于边者众。”当时“所虏所买江南赤子转徙深入鞑靼回回极北，实莫计数。”
元朝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联通各地的驿站，当时“星罗棋布”的驿站能使人们“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这种空前的民族文化交叉杂居局面，极度方便的交通往来条件，在客观上为汉人汉文化的发展开拓提供了广阔的疆域，为汉人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接触交融，创造了有利于汉人汉文化在更广大范围内传播拓展的条件。
元朝大规模的民族文化迁徙，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汉人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空前交往和杂处。使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和接受汉人汉文化，逐步与汉人汉文化融合为一体。元朝统治者虽然实行“四等人”的民族统治政策，“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把女真、契丹、渤海等族，与黄河流域北方地区汉人同列为第三等。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却是，反而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名副其实的汉化道路。
始自五代十国、止于元朝的，历史上中国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终于以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朝汉人汉文化的大发展而告示后世。这又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常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