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
其实，战国时期的中国即有人性善、恶之争。在西方，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分工理论和利己主义的人性观后，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X＿Y理论、自我实现人等，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人的本性，在实践中曾经产生过一些积极的作用。然而，进一步研究将会发现，这些人性假设都还或多或少地隐含着一些前提性的假设----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性同质，每个人都具备同样的人性（或是二分性——非善即恶）；人性是相对固定、不可变化的；人性与行为的关系是直接的因果关系等。这些臆断一直为后人诟病。
与以往的人性假设相比，复杂人假设反映了多样化的现代人性特征，似乎全面地诠释了人的本性。然而，复杂人是否就是全面的、客观真实的人性？实际上，如果忠实地的以复杂人假设为依据去指导管理实践，就会发现它至少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复杂人假设特别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在事实上忽略了不同类别的人群内部的相似性；其二，复杂人的个性随时间、地点、情境等变化而飘忽无常，实际上也就间接地否定了人性相对稳定的一面；其三，由于人性纷繁复杂，复杂人假设仅仅重视微观层面的人性变化，因而难以把握人性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
所有这些缺陷表明，在经济学、管理学史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那些人性假设并非如人们过去想像的那样“科学”（尽管有“科学管理”或“现代管理”之名）,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鉴于此，重新认识人性对于每一个管理者（无论经济管理、社会管理、行政管理或是其它的涉及人的管理）都显得很有必要。
人性是特殊的意识
对于人性，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社会科学界有这样的共识：人性隶属于人的精神范畴，它可以影响甚至支配人的行为方向。
通常认为人性与人的“本性”同义，本乃根本、基本、本源之意，性者，特征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性是指人意识深处比较稳定的对行为有显著引领作用的倾向性心理特征，可以视之为意识基础性层次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有人将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混为一谈，其实不妥。前者要回答的是“人是什么？”主要强调人与动物及其它物的根本区别，人类学、哲学等基础性社会科学对此问题关注较多；后者要回答的是“人想干什么？”虽然也关注人与动物的区别，但更加强调人的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管理学、经济学等应用科学对这一问题更为重视。
还常见把理性视为人性或是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其实，理性与情感一样，较之人性的心理倾向浅了一个层次。“人是否会按人性指引去行动？”才是理性、情感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理性在人性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影响人性作用强度（对行为的决定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当然，也可以将它纳入广义的人性范畴之内。此时，就可以说人性由三大要素组成，第一要素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对人的行为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二要素为理性思维，对人行为是否顺应某种心理倾向以及行为的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要素为情感，既影响理性思维，也影响行为。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讲的人性均作狭义的理解。
在人的一生中，纷繁多样的意识活动在时间持久性上大不相同，有些昙花一现，有些刻骨铭心。人性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在形成之后往往与“意识生命”相伴相随。某种意识一旦上升为人性，不仅长期存在，而且稳定性极强。一般的意识现象可以因时因境时隐时现、飘忽无常，人性则不然，其“顽固性”令人叹服：人们常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形容之。
可见，人性的实质是具有一定强度的心理倾向，具有方向性、指示性、动力性、积极性和目标性，与需要、动机、行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人性无需假设
意识绝不会凭空产生，人性亦不例外，任何宣称或隐涵人性天生的假设都是唯心的。要想正确地认识人性，首先应该认真地分析人性的形成过程。
需要是人之心理与客观现实的桥梁，形成人性的原动力正是源于需要引起的心理落差。
需要不仅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人的客观需要首先因生理状态的不均衡引起的心理上的缺乏感而产生（缺乏式需要），如食、衣、住、等是正常人需要系统的必然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日渐提高，客观需要的内容不断丰富。人的主观需要有3种，一是由人的好奇心引起的探索式需要。人具有意识势能，有向未知领域、未知空间扩展的意识指向。人们在好奇心驱使下行动或者进行有目标地探索活动时，获得某种良性刺激而产生了丰富感、愉悦感时，就会形成这个方向的欲求，达到一定强度时，形成了一种需要。二是由对比引起的比较式需要。对比是一种主观认识与客观状态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是与已经了解但尚未达到的状态、获得的目标的对比，也可以是与他人的情形进行对比。因对比而产生了缺乏感，导致心理不均衡，形成了需要。三是由想像和幻想引起的想像式需要。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思想特别是想像和幻想可能使一个人不断地产生欲望，欲望与现实的落差产生了心理不均衡，形成了需要。主观需要往往要通过实践来认同、强化。人的主观需要与客观需要常相辅相成，往往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
如果需要得到满足，原有的心理不均衡就会消除。但上述产生需要的机制会不断地制造新的心理不均衡，于是便在低层次需要满足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这一机制可以圆满地解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因人、因境而异，一个人的需要主要取决于其现有的状态（生存质量水平、角色）和个人期望。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也有不同的需要；同一类需要层次的人，在相同的情境下，一般有比较相似的需要，不过需要强度因个人期望和主观价值不同而有所差异。
满足需要仅仅是需要的保健。假如在满足后，伴随着愉悦、兴奋、激动等积极性的内在情绪，或基于理性分析而作出较高的价值判断，则会激发出在这一方向上的更为强烈、更为持久、更高水平乃至更高层次的需要。
需要的强弱,不妨用一公式来表述:
需要强度=(期望值-现值)×需要客体主观价值
主观价值=社会认同的客观价值+个体特别价值增量+个体心理价值增量
某一方面的需要产生特定的心理倾向，这一倾向便会产生相应的动机，动机能否引发某种行为，一般都需经过决策环节（理性决策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可行性分析、行为后果预测等；情感性决策和直觉性决策比较简单）。行为发生后，产生物质性成果、心理性成果。心理性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情绪方面，把物质性成果与原来的需要进行比较而体会满足的程度，体会过程中的丰富感和愉悦感、失落感可以加强或削弱原先的需要和心理倾向。二是价值判断方面，人们会根据内在情绪方面的愉悦感和损益情况，对需要、心理倾向进行调整，同时也对决策和行为进行评判，形成价值观念。这两个方面对心理倾向的作用强度是不一样的。一般地，人在年幼时内在情绪的作用较大，在成长过程中，价值判断的影响会逐步增强，“理性”也因此逐步加强。
可见，作为人性雏形的心理倾向，不仅因需要而产生，还会受到行为发生后的心理成果而加强或削弱。如果某种倾向经多次强化后达到能够自觉、长期、不可轻易改变地指引行动方向时，就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性化的心理倾向。当然，某些人性倾向也可能因一次性的强力刺激而产生。
根据对以上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性是在后天生活、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既然是后天形成，我们就可以通过深入研究来逐步掌握其一般规律，因而主观武断地“假设”人性，非但没有必要，更不具备科学性。
人性形成后，这一过程并未停止，仍然往复循环，因而人性形成之后在强度上也会有一定幅度的调整变化。
需要作为积极因子对人性的形成起着首要作用。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一过程始终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环境条件对需要、动机、决策、行为和物质成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能否完成需要－心理倾向－动机－决策－行为－结果评估－强（弱）化心理倾向这一循环，个体的能力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环境对心理成果也有重要的影响。
从个体方面来看，可以把环境分为内环境和外环境。广义的内环境包括个体的情绪状态和能力情况。狭义的内环境主要指个体的情绪。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总带有一定的态度，心理学把人们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体验称为情绪。这种态度的体验可以分为两类，即根据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主体的需要分为满意与不满意的情绪，或肯定的情绪与否定的情绪。情绪在有需要但还未决策之前就处于一定的状态，到行为发生前还会受外情境影响发生一些变化，行为及其物质成果又对情绪产生影响，新产生的情绪的增量直接的反馈于需要和心理倾向，使他们得到加强或削弱。不仅如此，情绪还对价值判断进行影响，一般积极的(满意的、肯定的)情绪可能会导致在实际价值的基础上产生心理增量，消极的情绪则相反。而这种价值修改又再次作用于需要和心理倾向。
外环境又分为物性环境和人际环境。前者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信息、生活与工作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人们当前的需要构成以及决策、行为的物质基础，后者包括人际关系、角色、场态（周边人群的士气等种种心理状态）等，其作用机制比较复杂。人际关系对需要、决策、行为都有影响，如冷漠的人际关系下，人们对友谊、爱非常渴望，决策与行为都会因无助或害怕遇到不可预见的刁难而谨小慎微；角色对心理成果特别是价值判断的作用很大，同一个事件发生后，处于不同地位、不同处境的人的价值判断标准肯定大不相同，其内在情绪的变化也必然有差异，对需要、心理倾向的反馈作用也随之有异；场态则主要通过影响内在情绪而起作用。一般地，外环境对人性的作用往往是渐进的，但它却是决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性差异的主要因素。
在特定的内、外环境下，个人的能力在人性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十分关键。个人的能力与其天赋、水平与技能、经验、特质等有密切的关系，包括人们的体力、智力、社会交际力、价值判断力和意志力。在多数情况下，在人的所有能力因子中，价值判断的能力在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最为重要，个人基于自己价值判断力所认定的某种行为和结果的价值量直接影响需要强度和由需要引起的心理倾向的强度。
于是，可以用一函数来表示人性：
人性＝f（需要，环境，能力）
上式中，需要决定人性的方向和基本强度，而环境与能力对人性的强度产生一定影响。
人性多维，发展性为帅
由于形成人性的始发动力－－需要的复杂性和延展性，直接导致了人性的纷繁多样性，人性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开放型系统，具有复杂性、整体性、稳定性和发展性。为便于研究，暂且把这一系统分为两大层次，其中分别有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人性倾向。
1、基础层次----所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全都具备的人性特征。
自益性。自益性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最基本的心理倾向，如果有人坚持人的本性为单一的，那么唯一的答案也只能是人的自益性。自益性的形成源于生物的生理需要，人、一般动物、植物、微生物，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须具备自益性。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也不能背离这一生命存续的最基本特性。
承认自益性并非等同于把人性降低为兽性，只是承认人也具有一切生物的共性。不应该为了片面强调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而拒不承认人的自益性。“我们不论如何给人下定义，说'人是社会动物’或'人是政治动物’也好，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或'人是符号动物’也好，人总是属于动物这个种概念的。人跳不出动物这个种概念，正像他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1]
承认自益性也不等于把人的自益性与其他生物的自益倾向混为一谈。能够作为人性组成部分的自益性，是人的一种深层次的意识倾向，属于人的意识范畴，正好像人的大脑与动物的大脑不能混为一谈一样。
承认自益性更不等于认为人人自私。自益与自私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如同一棵小草，他生长时吸收光能、水、矿物质并向大自然排放CO2等物质，在这一自益过程中能谈得上贪婪与自私吗？甚至凶猛的食肉动物捕食其它动物的行为也是他生存的必须，不能简单的视为自私。
自私的概念是人作为高级动物进化到具备道德观念之后产生的。自益很容易发展为自私，因为人需要的无限性、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导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所以，自益需有限制。如果任由自益性所使，不顾及他人利益及社会公益而一味地“自益”，那么它就变质了，异化成为自私。这里不妨考察一个最简单的模式：A与B产生了利益冲突，A一味自益而无视B的需要，A成为自私的人；如果B认识到自益也不能侵占他人利益，恪守自益之度，即使为了捍卫自己正当的利益而对A的过分行为作出合理的反击，也仍然不能说B是自私的；旁观者C，经过理性思考，会对A、B的行为作出评判，得出两者应该作为平等的主体来公平地处理利益冲突，这种平等的观念便属于道德的范畴了；旁观者D认为道德没有强制性，对冲突方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会主张用必要的制度来约束各方的行为，由此出发将会产生纪律及法制观念。
所以，自益性无所谓善恶，作为人生命得以存续的最基本特性，在其合理的度内，其本身既非善，亦非恶。如果逾越了度，陷入了自私的泥潭，便伦落为“恶”了。如果经过理性思考与判断，为了捍卫自己及他人正当的自益而求诸道德、法律途径解决冲突，便升华为“善”了。可见，善或恶本身并不是人性之组成成份，他们是理性鉴别某些人性及行为是与非的道德标尺。
闲逸性。闲逸性也是人作为最高级的动物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倾向。这是因人精力的有限性和身体、心情的舒适需要而产生的。从劳动经济学可知，正常的人对于为满足各种物质与精神上的需要而工作和对于闲暇均有一定程度的偏好。当然，人之闲逸与一般动物之休息、戏耍也不可视为等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各种精神需求逾益丰富、增强，闲逸性倾向也会逐渐增强，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大大高于欠发达地区从经济结构层面印证了这一趋势。
社会性。人自出身时起就处于社会之中，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融入社会之度日渐加深。显然，人的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都是形成社会性心理倾向之动因，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必然具有社会性。
人类特有的语言、文字以及不断发展的交流与通讯手段为人的社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人的社会化程度之深是任何动物无可比拟的、人对社会的依赖是根深蒂固的、人从社会中得到的东西难以用一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不在人类社会中成长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印度加尔各答丛林中的“狼孩”即是鲜明的例证。人的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都是形成社会倾向之动因，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必然具有社会性。“霍桑实验”的成果则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性的存在及其在管理学上的重要意义。
不过，根据对动物习性的研究，发现有不少动物，如猩猩、猴子、狮子、狼等都是群居性动物，其个体之间也形成了一定形式的“社会关系”，它们也渴望“兽际”交流，尽管与人际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自益性、闲逸性一样，社会性仍然不是真正体现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最重要特征。
发展性。自“复杂人”之后，又陆续出现一些新的人性假设，“幸福人”即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种。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认为，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他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严格的理论――“幸福学”（Hedonomics ）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提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2]的确，幸福是人人都追求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追求幸福就是体现人与动物最重要区别且可以解释人类行为动力之源的人性呢？什么叫幸福？幸福感是否类似于满足感？动物是否有“幸福感”？这些问题争议颇多。同时，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是其短暂的心理感受，即使得到了某种幸福，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现有的状态，仍然要谋求新的发展，而恰恰这发展之心理倾向才是真正体现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特有之“人”性。动物有进化，但没有发展之念，如果某种动物进化到具有发展的意识时，则已不再是“动物”了。从有独立的意识之时起，每一个人都在谋求发展，尽管发展的方向、目标、途径千差万别。对一个人而言，发展的目标也不是固定的，实现了某个目标，又会确立新的目标；没有实现发展目标，又会重新定位，再一次确定自己的目标；有时不能尽快地确立明确的目标，却不会丧失发展之期望；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万念俱灰”、“心死”，但往往在“痛定思痛”之后，又怀揣着新的希望去追寻下一个目标；即使是行将就木之人，理性告诉他发展已无可能，仍然不代表其发展性的泯灭(常见有人将自己的愿景寄望于下一代)。
人为什么会有发展性？这是由人需要的无限性，特别是由主观需要而产生的。探索式需要、比较式需要和想像式需要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发展性形成过程中，比较式需要最为普遍和重要。人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性使人随时都可能将自身状态与他人相比较或与过去相比较，所以比较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远远多于探索性和想像性思维活动，并且，比较式需要还具有激发探索式、想像式需要的功能。不同的人在比较时的差异主要在于比较所选取的参照系不同，相应地，所形成的发展性也千差万别。
有句俗语叫做“人心不知足”，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总是高于当前，人永远达不到心目中尽善尽美的极限，从这一意义上说，发展性是永恒的。同时，发展性也是普遍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无不具有，是真正的人的本性，也是人性系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人性。于是，如果用一种标志性的词语来表述人性，则“发展人”比之以往任何一种假设都更为恰当。有人可以不使用“发展”这个词，但却永远无法抹去其内心的发展倾向。
发展性的内容最为庞杂，因为它并不一定是因某种确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事实上，发展性通常通过其他人性表现出来。如，有人以创造和拥有财富为发展目标；有人以身心愉悦、过着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为追求目标；有人以出人头地、谋取一定的社会地位为毕生追求。总之，不同社会角色、不同价值观、道德观的人会有不同的发展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发展需要。
前述四种人性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广义上讲，最基本的人性都可以归入自益性，获取利益、陶冶身心、人际交往、个人发展追求理想都会于已有益，都可视为自益行为；闲逸性依靠一定的物质、精神财富为基础，离不开自益性、社会性，闲逸也是人发展的组成部分；各种人性影响行为时无不通过社会性来实现。从总体上说，发展性居于支配地位，前三种人性都服从和服务于发展性，增加财富、提高人际交流质量等都是实现发展的实质内容。
2、派生层次----基础人性倾向的具体化。
派生层次的人性，绝大多数是基于发展性，并结合其他三种基础人性，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产生的。派生层次的人性并不是只有一个层次，在一种或几种派生人性的基础上会产生另一种派生人性。人性的复杂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派生层次，从理论上说，人有多少需要类型，就有可能产生多少相应种类的人性。就重要性而言，有些派生人性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经济性。主要在自益性和发展性的基础上形成。提及经济性，必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经济性是正常的、应该的、必须的、重要的。为什么经济性如此重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对于基础层次人性的保障和体现几乎达到了“万能”的地步，在经济活动中，其指引作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3]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人”假设曾对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至今仍然不可能根本否定这一经典理论，那么为什么它又受到来自众多方面的批判？原因就在于它以一维的经济性片面地取代了多维、多层次的完整人性，并将理性绝对化。“也许，作为个人，经济学家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但在其经济学模型中，他们却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地、简单地和固执地，以保证其模型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因素所干扰”[4]。如果在全面认识人性复杂多样性的基础上充分理解人的经济性在人性系统中的正确地位和权重，对经济活动的诠释和指导则会更为科学、更接近于现实。
他益性与公益性。对于他益性，比较普遍的称为“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有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5]互惠利他与自益性关系更为密切，“任何利己主义者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除非他是个利他主义者；而任何利他主义者也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除非他是个利己主义者”。[6]正如前述利益冲突的原因，加之现实社会的信仰危机、道德缺失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机会主义的盛行，自私者不乏其人，自私的程度也千差万别，但人们也普遍认识到，完全无视他人利益必然导致自损，这就是说，自益性必然产生他益性。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纯粹利他是在发展性与社会性基础上加以理性思考，确立道德观念，以及以他人获益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所具备的思想。公益性是他益性的延伸，区别仅仅在于获益对象的数量而已，人们也存在着公共需要，尤其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公共需要越来越丰富多样，公益性之产生也就理所当然。
成就性。这一倾向源于发展性，不同的人对成就有不同的理解，如获取财富、权力、荣誉、学术造诣、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等，因而不同价值观念造成了人成就性的不同。
就人类而言，派生层次的人性是不可能一一穷举的，人性的个体差异主要就是在这一层次的差异。
派生层次的人性形成之后，便与原生层次的人性共同影响人的行为，其作用并不一定亚于原生层次人性，而且，由于派生层次的人性更为具体、明确，对行为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
[参考文献]
[1]俞吾金：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
——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explore/201101/t20110111_58249.htm)
[2]秩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http://www.docin.com/p-270688902.html)
[3]、[4]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
[5]叶航：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30/19/20447_144564233.shtml)
[6]冯务中：当代的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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