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金印-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CCTV9纪录频道正在连续播发《消失的古滇王国》。根据云南专业考古人员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古滇墓葬的发掘，以及大量青铜器的出土，判断未发现楚文化对滇文化的任何影响，使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们否定了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庄蹻王滇”的记载。编出一番庄蹻嫁给滇王女儿继承王位的传奇故事。
我不赞同这种杜撰！
1、否定庄蹻王滇说的由来。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司马迁将庄蹻王滇的年代放在楚威王（公元前３３９--前３２９年）时，认为庄蹻是楚庄王（公元前６１３～前５９０年）苗裔。但秦国对楚国巫、黔中郡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是发生在楚怀王末期到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２７６年）。就在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２９９年），秦王把楚王诱骗至秦软禁起来，声称楚国不出让巫、黔中郡，就不放楚王回国。如果庄蹻在楚威王时代王滇，其到秦楚争夺巫、黔中郡之前，其间有数十年时间，为什么庄蹻不回楚国？况且，庄蹻王滇事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之甚详，而在《史记·楚世家》中只字不提。《楚世家》所记的是楚国的历史，庄蹻西征是楚国大事，《楚世家》为无载？古往今来，很多学者对庄蹻王滇之事产生了疑问，认为司马迁距庄蹻王滇百年有余，道听途说亦有可能。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滇池区域出土了大量青铜文物，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而司马迁说庄蹻是楚将，滇池区域却没有楚文化的痕迹，由是，出现了否定庄蹻王滇之说，司马迁记载的庄蹻王滇事件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于是《消失的古滇王国》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做法，庄蹻带兵去古滇王国时，己有老老滇王，古滇国还是母系社会，庄蹻嫁给了滇王女儿，后继承了了王位。
2、庄蹻带的东地兵是吴越将士，庄蹻本是吴越人。
到底有没有庄蹻王滇事件？我们透过《史记·楚世家》的内涵来分析和研究，庄蹻王滇应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史记·楚世家》记述了顷襄王时代与秦国对巫、黔中郡的拉锯战，其中有一次战斗记的非常独特：
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司马迁讲了作战总指挥为楚国军政最高统帅顷襄王，作战原因是“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作战时间是“二十三年”（公元前２７６年），作战方向是“西取”，行军路线是长“江旁”，作战效果是“复”收回“十五邑”，作战军种为“东地兵”，作战兵力有“十余万”，作战目的是“以为郡”。既然是“以为郡”，那就是楚东地兵所收回的“十五邑”，只是楚巫、黔中郡的一部分，而非两郡之全部。为什么楚国有部分军队称之“东地兵”，“东地兵”是什么人？有史料记载如下：
１．《宜侯夨簋》铭：“····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这里的省即察视之意；东国，指的则吴国。古代战争使用战车，故作战须察看战车驰骋的通道。《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５８４年）载晋巫臣请使于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阵”，足见吴王寿梦之前吴国还不会车战，只会水战。故在此之前，东国其地没有车道，作战之前需要察看可不可以通车。这里的东国，指的是以越人为之主体的吴国。
２．《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逾诸夏而图东国····以服吴、越”。
３．《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纳····东国水，不可以城”。
４．《墨子·非攻》：“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
５．《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
６．《战国策·楚策三》：“五国伐秦····杜赫谓昭阳曰：····‘东有越累’”。
７．《史记·楚世家》：“是时越已灭吴，而不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楚王业已欲和于秦····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
８．《史记·正义》注《田世家》：“东国谓下相、僮，取虑也。”
９．《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第四》：“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
“东地”或“东国”，指的就是越人或有越人聚居的区域。百越民族后裔之一的壮族，其最早在史籍中一直以“僮”见称，并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方用“壮”字取而代之。壮族之“僮”，即《史记·正义》中的“僮”。《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中的“东国水，不可以城”，即指吴、越之地。越人多居“东国水，不可以城”，交通工具多为船。“越人谓船为须虑”，《史记·正义》中的“取虑”，即《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第四》中的“须虑”，指的就是越国。
以上种种史料，指证“东国”或“东地”就是越人组成的吴、越之国。因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吴越之地均归属于楚，几乎占了楚境一半，被称之为“东地”或“东国”。越人归降之兵，因而被称之为“东地兵”。楚将唐蔑（昧）战死之后，越人东地兵因反对楚当权者割让世居家园于齐，在领袖庄蹻率领下举兵反楚，就是《战国策·楚策一》说的：“昧（蔑）之难，越乱”。《韩非子·喻老》记“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庄蹻为盗于境内”的背景也是越人之乱。可见来自楚国的庄蹻并非楚人。因越灭于楚，其国籍为楚，而民族成份为越。庄蹻是来自楚国的越人！
《荀子·议兵》说：“唐蔑死，庄蹻起”就是唐蔑死后楚国东地的越人举事。据《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公元前３０１年，齐、韩、魏三国伐楚，齐将匡章斩杀楚将唐蔑。第二年，齐、秦联盟，准备进攻楚国。楚则使人贿齐东地六城，离间齐国退出齐、秦联盟。唯恐齐国不信，楚还派出太子入齐作为人质。尽管齐秦联盟不成，秦国举一国之力，仍把楚国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楚将景缺战死，兵士死亡二万。随后，楚怀王应约赴秦议事而中奸计，不答应割楚巫、黔中郡于秦，就不得归楚。楚怀王宁死不屈，决不让地。于是被秦拘留，再也没有返回楚国的希望。
楚王被拘，太子质齐，当时楚国局势十分恶劣。太子之弟子兰欲想登基，但遭到昭睢、屈原等大批正直大臣的反对，呼吁赶快赴齐索回太子归国理政。眼见王位难保，急于回国的太子与齐国草签了割让楚国东地六城于齐的协议，归国登基，是为顷襄王。
就在太子登基之前，也就是公元前２９９年，齐、韩、魏联盟，以大军压境，威逼楚国兑现割让东地诺言的同时，发兵欲夺楚国东地。东地驻有土著军队３０余万，对于楚国当权者割让家乡于齐的举措非常愤怒，举众起兵，背叛楚国，据地自治。这起兵的东地军队的族属，《战国策·楚策一》说：“昧（蔑）之难，越乱”，指的就是其上《荀子》说的：“唐蔑死，庄蹻起”。
庄蹻起后，楚必“分为五”。《商君书·弱民》说：“唐蔑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楚太子熊横自齐归楚，尚未登基之前，知道齐国很快就会尾随追来，索要楚国东地。便马不停蹄召集群臣商议，如何了结此事。《战国策·楚策二》讲到：“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计……’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此事，《史记》中的《楚世家》、《孟尝君列传》亦有载。在是否割让东地与齐的问题上，为楚王建言献策的谋臣当中，同意者有子良，反对者有昭常，认为楚守不住东地，主张向秦求助者有景鲤。其中昭常反对的理由就是给齐“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商君书》说庄蹻举兵反楚之后，导致″楚分为五″，也就是说楚国丧失了一半领土，与《战国策》所说一致。可证齐国出兵索要的东地有楚领土的一半之广，正与庄蹻起兵反楚后所占的楚境面积吻合。
既有庄蹻起，就必然有庄蹻王滇。历史上有“庄蹻起”，就必然有“庄蹻王滇”。这一已经发生了的有着前因后果的历史事件，已被现今当地众多的出土文物所证实。既然如此，历史文献有楚国“东地兵”起，其后有没有“东地兵”西征到达楚巫、黔中郡的记载呢？《史记·楚世家》说“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楚都），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史记》说的“东地兵”，就是公元前２９９年造反起兵的越人军队。他们“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的“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其后，“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由此可以看出，《战国策·楚策一》说：“昧（蔑）之难，越乱”正确无误，《韩非子·喻老》中“为盗”的庄蹻，就是所谓“越乱”队伍中的领袖。楚将唐蔑被齐将匡章斩杀之后，庄蹻在之所以率领越人东地兵造反，是因反对楚国割让东地予齐而不得不起兵自治。过了２３年，庄蹻又率领越人东地兵接受顷襄王收编招安，从“盗”摇身一变成为楚国将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庄蹻王滇事件”的真相。事实上，历史上只有一个先将后“盗”，“盗”后又将的越人庄蹻。庄蹻不仅领导了越人东地兵据地自治，而且，庄蹻作为楚国将军，还领导越人东地兵进行了西征，其行走路线是司马迁说的“循江上”，而不是《后汉书》说的“溯沅水”。
庄蹻是东地兵领袖。“东地兵”这一名词的提出，首见《战国纵横家书》。楚国的“东地兵”，则见之于《战国策》。其书《楚策二》载：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馀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其所言“东地”“三十馀万，弊甲钝兵”，是从属于五尺以上青年计算到６０岁老年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在过去的越国——东地，几乎是全民皆兵了。其后，《史记·楚世家》讲到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２７７年），秦国攻拔楚巫、黔中郡。第二年，顷“襄王乃收东地兵，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拒）秦”。既然“西取”，那就是循长江而上征伐至黔中郡一带；收复的是被“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肯定是上一年失守的“巫、黔中郡”；而仅仅是“江旁十五邑”，那就是失守的“巫、黔中郡”之一部分；“以为郡，距（拒）秦”，说明“巫、黔中郡”对楚国很重要，原楚怀王被秦拘留至死，宁死不屈而不割让。其子顷襄王在兵散力弱之际，仍然收编了“东地兵”，拼命夺回其一部分后“以为郡”。滇国故地出土文物呈现出鲜明的百越文化特征证明：收复被秦侵占的楚“巫、黔中郡”一部分失地的军队是越人，他们到了黔中郡地，到了夜郎地区，而这十余万越人肯定与滇国故地具有百越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有关系。如此，其首领必然是庄蹻，也是东地兵王滇。
3、庄蹻墓-呈贡天子庙Ｍ４１墓。
庄蹻墓出土的巫师纹青铜鼎 庄蹻墓出土的五牛盖青铜筩
滇国的开国之王庄蹻建都呈贡，死后葬于呈贡。呈贡天子庙一些墓葬年代上属于战国，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年代则在西汉，可以肯定，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属于滇国的早期文化。在墓葬年代方面，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既与庄蹻王滇有连续性，也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有连续性；在文化方面，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出土的文物与庄蹻来自楚国越地的文化和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文物也有传承关系。呈贡天子庙Ｍ４１墓应是庄蹻墓。
Ｍ４１墓木椁据碳十四测年为２２９０±７０年，木椁年代晚于庄蹻王滇之年３６年。年代可定在战国中期偏晚。Ｍ４１墓墓口面积相当于同一墓地中、小墓的４—１０倍，随葬品占全部墓葬出土量的６０％以上。仅装饰品玛瑙器，就出土９００件。铜鼎与铜鼓两种国家重器同时出土，是墓主为王者之尊的证据。巫师纹青铜鼎口径５０厘米、底径３８厘米、通高３２厘米，三足均铸有巫师浮雕，其巫一手持法器，一手持兵器，显然突出巫师上通天神，下助国家军队战无不胜的作用，为云南青铜文化出土物中所仅见。铜鼓与鼎同时出土于该墓，是来自楚国的庄蹻“从其俗”的真凭实据。滇国建立之前，铜鼓是当地土著越人代表政权的重器，其作用与中原鼎的作用一样。汉武帝时代，庄在后裔尝羌被授予汉武帝依据民族特点铸造的“滇王之印”，尝羌死了，“滇王之印”即随之殉葬。庄蹻死了，把他视为权力象征的铜鼎殉葬，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天子庙古墓群中的Ｍ４１墓出土滇葬青铜器唯一的巫师纹铜鼎，其所代表的统治权力和威望，不仅不亚于“滇王之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庄蹻至尝羌之前的这一时期，汉人尚未进入，滇国大事小事，除了神灵，都是滇王说了就算，用不着再向他人请示报告。而接受了“滇王之印”的尝羌就不同，没有汉王朝在当地所置官吏的同意，除了造反，滇王就很少有主动权。在Ｍ４１墓葬处还出土一把铁削，放铜鼓内，实心柄，直刃弧背，通长２２．６厘米，为全部文物中所仅见。墓主极为珍视而置于铜鼓之中的惟一铁器，本身就足以说明此物非滇池地区所产而必自外地输来。墓主身为国王之尊，如此钟爱这一铁削，只能视此物当时极为稀少而显得珍贵，系墓主生前珍爱之物，否则就不会置于重器铜鼓之内，与墓主同葬。要说“此物非滇池地区所产而必自外地输来”，那就是随着王滇的庄蹻来自已经开始生产铁器的楚国。
4、福建莆田庄氏宗谱。
据莆田庄严研究会《楚庄王至严光一脉世系》载：“楚庄王—楚共王—庄昭—庄陕敖—庄章—庄周—庄谓—庄善—庄蹻（豪）—庄懼—庄建昭—庄梦恂—庄顷—庄既毅—庄彭祖—庄遵—庄无儋—庄鹤年—庄释菱—庄光”。自楚庄王至庄蹻历九世，约二百多年。庄蹻称王二十年，由于在越地生活时间较长，庄蹻留下了长裔；庄蹻王滇二十年，滇国第七代持“滇王之印”的常羌逝世于公元前86年。福建和云南都有庄蹻后裔，并在1405年郑和下西洋或之前，有迁至台湾、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国家等海外者。庄氏宗谱也印证了上述推证。
5、百越文化就是楚文化。
战国中、晚期，楚国东占吴越之地，西部鄂湘中心渐被秦国侵占，楚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己逐渐东移。我在[吴论224]楚国应划西楚、东楚及[吴论302]东楚史事考证中己作论述。越人庄蹻叛楚、庄蹻领东地兵征滇、庄蹻王滇，都发生在战国中期。楚国政治中心东移后，楚文化己经与新占地的吴越文化溶合，产生出与不同于早期楚文化的变异。云南的考古工作者只认“西楚阶段”的鄂湘文化是楚文化，不认“东楚阶段”的吴越文化是楚文化，显然是夜郎不知楚己变！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们跟着瞎编，以致杜撰出庄蹻征滇前己有滇王，庄蹻嫁给滇王女儿继承王位的故事《消失的古滇王国》。
据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艺文化中心、北京亚视星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玉溪市江川县委县政府等相关部门，在昆明召开了中国西部文化博览会签约项目——20集电视连续剧《古滇王国》，计划投资2000万元拍摄的《古滇王国》将于2013年10月开机，中日韩三国初拟合力出资3亿元人民币打造江川影视基地。
但愿能还历史一个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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