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烦恼、沮丧、压抑、不快、怨恨等，在王阳明看来，都是精神锻炼不够造成的“动心”。企业为何？企业的“原点”在哪里？支撑企业“原点”的核心元素是什么？在现在的经济结构调整期、转换期，如果不能随势而变，完成对企业新一轮的系统思考，心不精明，就会陷入随波逐流的地步，和君认为学习阳明心学，对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深刻的教益。
明代的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均获大成就的先德大儒。阳明心学的诞生，是在孔门家法被旁支曲解、“虚文胜而实行衰”的历代世风下，儒学外化为格物训诂之学，佛道乘虚而入的背景下诞生的。因其击穿本质，以终为始，是身心之学而非口耳之学，既被视为忤逆，又因拨乱反正之功而备受后人青睐。
学习阳明心学，内则心灵明澈，外则经世致用，对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亦有深刻的教益。兹撷取心学思想中6个关键词，予以说明。
1、诚意
四书中的《大学》，原是用以教君主的“大人之学”，其提出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成就君子或曰“大人”的总纲。
在王阳明看来，诚意主导格物致知。《大学》的中心思想就是诚意，所谓“为学必诚”，因此有了王阳明的“诚意”说。他认为，诚意是格物致知的本源，自从提出“诚意主导格物致知”的观点后，阳明学说才逐步的演变为实用科学。
很多企业，在追求管理技术方面，下非常多的功夫。诸如目标计划管理、绩效薪酬管理、会议管理……，但汲汲于此，人心却很难像企业主向往的如同上了发条，饱满精神，上下同欲。
管理的秘意在于人心的激励。正如王阳明认识到的，“意”作为知行合一的穴位，心灵修的关键就是训练这个一念发动的“意”。所以，良知论的要点在“着实用意”。实践方面，首先是高度真诚，生命、生活的质量就在于这个“意”。
因此，对企业管理者而言，更需注重的是在公司愿景上达成员工内心一致、也即愿景管理，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稻盛和夫讲“工作的意义就是修炼灵魂”也是这个道理。
2、精一
精一：意为精纯。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称为中华十六字心传。
《传习录》中，徐爱评价“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这是一种纯粹、明澄的彻底之极的境界，因此特别有感染力。
精而能一，讲的是一个人杜绝私欲缠蔽、身形合一的粹然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努力做到，但若达到“粹然大中至正”的境界，却是不精一于圣人之志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管理领域，长期存在专一化和多元化之争。例如，很多人曾以格力的专一化发展来反驳其他家电企业的多元，也以通用案例来说明多元化乃至非相关多元化的存在正确性。笔者早期曾经为四川某企业集团（四大业务涵盖了房地产、饲料、造纸、包装）现场诊断时，当着六十多岁企业家的面说企业是四不像。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不得要领。
所谓“精一”，要的是做企业背后的逻辑，精一的是逻辑，而不是表象。四川企业十几年发展成非相关多元化的现状，背后是政商关系勾兑的逻辑。很多能成功的企业家，其经营背后也是构建了一套逻辑，接下来的N多年，都是在验证这个逻辑、或曰推动这个飞轮，其他事都是围绕此来的。这才是“精一”。
以上只是事功层面的。徐爱所说阳明先生的“精一之功”，是圣人之志、良知之说。企业中人若能在构建并验证事功逻辑的同时，有企业价值立场的导正，并涵养自身的精神气质，用“朝夕炙门下”的时间，去钻研“精一之功”，才能成为时间的玫瑰。
3、心无私欲
《传习录》中有段问答：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从这段话可知，朱子一直强调向外物外事上格物、求至善，但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王阳明格竹7天，直到病倒才罢休，多年后的龙场悟道才终于认识到此心就是天理，何须向外求玄、格尽天下万物去求至善？
徐爱的问题，其实也意味着企业管理中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人的管理来看，多少员工不是从外在汲取动力、从鸡汤中汲取慰藉、从他人的评价中汲取自我认知、从感官享受中汲取满足感？心不澄明，电脑手机就成了人们的第六感官，微信就成了我们的虚拟家园，迷茫就成了我们的本心要义。需要靠经常立志去激励自己，需要靠不停的打鸡血来促进行动。
产品管理同样如此。很多企业研发产品是功能叠加型的思维，而不是致力于“打透”产品本身的最核心功能。这就是不懂得致力于让本心“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的例证。
由是观之，王阳明之所以成为光耀千古的传奇，就在于其“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就在于其“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的圣人之志。企业事业能否传世，同理。
4、其事同，其道同
《传习录》中有段问答：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徐爱问的是：经能否是史？史能否是经？以具体项而言，朱熹把《六经》之一的《春秋》作为史，史应该是记事的，和《五经》的体例宗旨应该不同吧？阳明先生讲述了如下观点：“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以此言，“《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核心论据是：“其事同，其道同”。
存圣人之志者，其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应该是完成了坐标定义的。王学的坐标定义就是致良知为原点，延伸出心即理、知行合一两条经纬线。事事物物，均可直接从此处阐议。
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反映了他信从的“道”。知行合一，自然包含了事道合一。
以此对照，每个有志于在某行业或某企业深入钻研、并寄望有所成就的人，都需及早完成自身对事业对人生的坐标系。企业为何，企业的“原点”在哪里？你的理想或曰“道”是怎样的？支撑企业“原点”的核心元素是什么？由此生发的“事”该怎么安排？才能“事亦同，道亦同”。
5、变化气质
王阳明讲述变化气质的重要性:“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与王纯甫》，《全书》四，第96页)。
例如，在平叛宁王的日子里，前线厮杀，王阳明却每天坐在都察院里，敞开大门，与他的朋友、学生热烈地讨论心学问题。一有战报传来，才当场处理。宁王被擒的消息传来，众人都很惊喜，王阳明依旧镇定自若，回答说:「不过听说宸濠被擒罢了。这个消息应该不会有假，据闻叛军死伤太重了。」这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心学修为让旁观者莫不叹服。后来，有人问用兵之术，王阳明说“用兵焉有术耶？”专心于学问，养心不动，就是其中的“术”。决定胜负的，不是亲临前线，而是心的动与不动。
变化气质，应用于战略管理当中，重要的不是企业要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并能在种种诱惑、困苦中坚持这份底线。如鲁冠球所讲“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就是超越形质之限制，变化气质的较高境界。
企业在遭受巨大的波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企业家的整体的世界观问题，也是对管理者精神锻炼、修养程度的检验。普通人的烦恼、沮丧、压抑、不快、怨恨等，在王阳明看来，都是精神锻炼不够造成的“动心”。而君子在任何情况下能“无入而不自得”，就是要能够做到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动心”。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尽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质与定力不同，“不动心”的境界作为主体性的成熟和内在力量的表现，是需要修养锻炼而后才能达到的境界。
6、扪形于心
据《阳明心学年谱》：“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王阳明练字都要先“拟形于心”，不是为了落笔写字，而是为了“通其法”。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同样需要从机会导向进化至管理导向。从“一招鲜，吃遍天”的状态，随同时代趋势的变化，进化到一组商业模式的“组合拳”。所谓“胜招不如夺势，夺势不如谋局”。
尤其在现在的经济结构调整期、转换期，如果不能对旧有模式或经营思维予以扬弃，不能随势而变，完成对企业新一轮的系统思考，心不精明，就会陷入随波逐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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