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光绪二十年（1894）恩科状元。字季直，号啬翁，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他5岁入乡间私塾， 15岁开始进入科举试场。初上考场，县、州两试居然顺利通过，但州试威绩欠佳，取在百名以外。后参加院试被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获得了秀才称号。1870年（同治九年），17岁的张謇第一次参加科试，又取中一等第16名。
张謇的勤奋和聪隽，逐渐得刭一些地方官员的赏识。1874年，原通州知州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念张謇家贫，便邀他任发审局书记。张謇有此机会，在南京这个人才荟萃的东南文化中心，结识了许多国内知名学者。在经史、诗文、书法等方面，获益匪浅，学业迅速进步．眼界也逐渐开阔。不知不觉中，他已由一个孤陋寡闻的乡村秀才，成长为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士。
1875年（光绪元年），张謇经人介绍，结识了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吴见他文字优长，遂有意延揽。次年，张謇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幕。吴长庆对他优礼有加，在自己住宅后面筑茅庐5间，作为张謇读书和起草文书的处所。4年的幕府生括闲适而平静，张謇除处理一些日常文字事务外，继续习作古文。其间，他曾多次应试，虽然科试、会考成绩优异，但是乡试仍不中，连举人的名号都迟迟难以求得。
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行。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庆军六营移驻山东登州，守御海疆。次年，袁世凯至登州投奔庆军，与张謇相识，时张謇28岁，袁22岁。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张謇则协助“理画前敌军事”，手书口说，日以继夜，初次显示出在紧急事变中镇静应对和勤苦干练的良好素质。庆军在朝鲜驻扎有一年多时问。张謇作为吴长庆的主要幕僚，曾参与庆军历次重大决策。撰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所賞识。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病故。张謇借助庆军建功立业的梦想随着长庆之死破灭了，并因此结束了长达8年的游幕生涯，回到故乡，重新专意于科举考试。
1885年，张謇由上海乘船北上，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考中举人。清代南方士人取中“北榜”即顺天乡试第二名的很少，只是顺治、乾隆年间各有一人，习惯上称作“南元”，就是参加顺天乡试的南方士人的魁首。主试官潘祖荫、翁同龢对他“期许甚至”。但是，张謇的科举生涯也并非从此一帆风顺，他在1886年、1889年、1890年、1892年先后四次参加礼部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能不使年已40的张謇心灰意冷，并且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连考试用具都扔掉了。
张謇不同于一般单纯醉心于功名利禄的科场士人。10年游幕生涯的实际锻炼，使他成为一个务实、进取、事业心很强的人才。在几度进京会试以外，张謇开始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他一方面热心于教书与著述，先后主持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州书院，并兼修地方志；另一方面，他还在通海地区“经营乡里”，办理花布减捐，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筹办滨海渔团，提议平粜放赈和建立社仓。
1894年，慈禧太后60寿辰，举行恩科会试。张謇仅尊父命，勉强参加，连考试用具都是从友人那儿借的，发榜之前也不听录。谁知礼部会试竟然取中第60名贡士，复试又取中第10名，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主考官翁同龢早就有心提拔这位乡里的后起之秀，阅卷之后，立即写下评语：“文气甚志，字亦雅，非常手也。”其他官员也赞同把这份卷子列为第一。光绪皇帝御太和殿传胪，张謇经过26个春秋的坎坷曲折，终于在已逾不惑之年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并援例授翰林院修撰。
就在张謇考中状元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在海战和陆战方面均节节失利。张謇对李鸿章妥协政策不满，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但正当战事处于紧要关头，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亡的捎息，只得循例离职回籍守制。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任命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张謇鉴于过去办团练借筹款苛扰乡民的积弊，不采用募捐的办法，而是自己典当了24箱书籍，凑银千元，补助通海团练。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张謇得知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不胜愤耻。遂后，通海团练撤防。张謇愤于政府“昏愦，丧权辱国，于是离开仕途．转而致力于实业与教育。
《马关条约》规定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内陆设工厂，稍有见地的中国人都感到亟需自己设厂，发展工商业，以抵制日本侵略。1896年2月，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筹办工厂。张謇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介寒±，最初不敢应命，思考再三，在民旅危机的刺激和中外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终于突破了传统观念，转而投身于长期被视为末业的商人队伍，走上状元办厂的道路。
张謇兴办的第一个工厂是通州大生纱厂。从起步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但由于招股困难，只得改为官商合办，以堆放在上海已经三年无人过问的“官机”4万余锭，折价50万两作为官股；另由商集资50万两。然而，一般民间投资者仍然犹豫观望，害怕“官股”专权和营私舞弊，50万两商股根本无法募集。1897年8月，由张之洞出面，确定将折价50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由盛宣怀与张謇“合领合办”，官股25万两，商股25万两，改为“绅领商办”，较易为当地商人所接受。直到1898年，基建工程才正式开始，材料、运输、雇工等费用，开支很大，张謇手头6万多两现金很快就花得一干二净，只好到处求援。但是应者寥寥。纱厂经费窘到极点，连张謇到上海集资的旅费都是靠卖字筹措的。1899年，张謇等人终于在危难中坚持将机器全部装置完毕，试车成功。先前就有人不以为然地嘲讽：“厂囱虽高，何时出烟？”试机后又有人说：“引擎虽动，何时出纱？”张謇不为所动，辞去商务局总理职务，专意办厂。开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到处求援碰壁，“惟有忍气待时，坚志赴事，更无他策。”幸好这几年机纱价格看涨，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多。大生卖纱收花之余还略有积累，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经过5年多的艰苦创业，一座新型纱厂终于矗立在经济落后的长江北岸。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劳动力、传统市场及远离上海外商纱厂竞争等有利条件，大生纱厂开工后不久便大发利市，产销两旺，利润逐年增加。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总额近200万两，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从1901到1907年，张謇以大生纱厂为中心，先后刨办了十几个企业，即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阜生蚕桑公司、翰墨林印刷局、资生铁厂、资生冶厂、颐生罐头公司、颐生酿造公司、大达内河小轮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外江三轮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染织考工所、大中通运公司、船闸公司等。1908年以后，张謇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船运、堆栈等十几十企业，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生企业
系统，促进了整个通海地区经济的革新与发展。
1911年以前，张謇在外地参加投资创办的企业也为数不少，如上海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镇江开成铅笔厂、吴淞江浙渔业公司、海州海赣垦牧公司、海州赣丰饼油公司、徐州耀徐玻璃公司、景德镇江西盐业公司、江苏省铁路公司等等，活动范围相当广泛。
张謇在致力扩展企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的重要性，主张大办新式学堂，普及国民教育。张謇尤其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培养人才须先从培养师资人手。为此，他于1902年首先开办通州师范学校，这是国内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最初设讲习科，后增设本科（4年）、速成科（2年），并附设实验小学。又陆续创办农、工、测绘、土木、蚕桑等科，还建立了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苑、测候所等。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同一时期，张謇还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事。1904年，张謇又设通州五属学务赴，统筹办理本地区兴学事宜。并陆续创办一些中学和小学。
张謇还十分注意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陆续创办了商船、铁路、纺织、医学、农学等学校。为了培养刺绣工艺人才，张謇创办了女红传习所，聘请当时著名的刺绣专家沈寿担任所长，并亲自记录整理了沈寿的刺绣经验，编成《雪宦绣谱》。
张謇也重视高等教育，1905年，他建议在上海制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次年又筹建设计南洋大学，此外，张謇还参与或协助创立了复旦学院、吴凇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学和专科学校。
张謇对社会文化事业也颇为关心，于1905年在通州建立博物苑，这是国内第一座博物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气象台、公园和医院等。他聘请欧阳予倩来南通，主办“伶工学社”，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所戏剧学校。他还特别建造了“更俗剧场”，梅兰芳曾与欧阳予倩在此同台演出，一时盛况空前，传为佳话。张謇特地在“更俗剧场”中造了“梅欧阁”，以为纪念，并为“梅欧阁”写了一幅楹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庐陵宛陵今古人”。
虽然张謇在实业和教育方面颇有创新精神，但在政治上却起步较晚。戊戌维新期间，张謇曾列名强学会。但与康有为等人的见解不甚相同。他对义和团运动也持敌视态度，曾劝说刘坤一等筹划“东南互保”。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张謇才深感清政府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因此发表《变法平议》一文，提出系统的、然而是温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方案。
1895年，张謇应日本驻江宁领事之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70天，着重考察了各地的教育与实业，感触颇多。他参观日本的玻璃厂时，见到“日本凡工业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以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不胜羡慕。参观日本北海道开垦区后，他更感慨地说：“国家以全力圈之，何施不可？”反观中国，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从初建之日起便“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挠乱之人。消弭捍幸，艰苦尤甚。”形成鲜明对比。考察使他认识到发展实业和教育必须以改良政府为前提。他深感日本的立宪制度远胜于清朝的专制制度，得出结论说：“日行专制而强，中行专制而弱。”回国后第二年遂自费刻印日本宪法，分送显要人士，甚至秘密送人清宫12本。希望由此触动清朝统治者。同年，又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拟请立宪奏稿》，力主依照外国颁宪法、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
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在日益高涨的立宪呼声中，1906年，清廷谕令“仿行宪政”，张謇亟起响应，与郑孝胥等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副会长。1909年，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次年他发起16省谘议局代表去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清政府迅速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把立宪运动推向高潮。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这就完全暴露了统治者借立宪为名来加强专制的阴谋，举国哗然。张謇目睹这一情况，也不得不指责清政府“举措乖张”，使。全国为之解体”。立宪运动的破产，使张謇大失所望，1911年6月张謇去北京，中途特意去彰德和袁世觊会面，密商如何应付时局的变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张謇赶到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尽快出兵援鄂，镇压起义。不一月，14省纷纷宣布独立，张謇见清朝太势已去。乃发表若干文章，拥护共和。同年11月，江苏谘议局改为临时议会，张謇当选为议长。12月，担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
1911年底，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张謇先后发起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共同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衰世凯为临时总统时，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积极为袁世凯谋划奔走，帮助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1913年10月，张謇出任北洋政府熊希龄为首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在任内曾制订20多种法令，以谋改良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面临的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而已。1915年8月，袁世凯不惜丧权辱国以求复辟帝制，张謇终于对他失望，遂辞职南归。
张謇回到南通，继续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企业获得较大发展，到1924年，大生巳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770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80余台。此外，张謇还着重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交通运输业（大达轮船公司），并且又增设了其他大小不等的一批企业和事业。这些年是张謇一生事业的鼎盛时期。
可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加剧，加上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民生凋弊，百业衰退，张謇所办企业多有亏损，1925年，大生一、二两个厂因负债1000余万元，被上海，金城等4家银行接管。
企业的破产，使张謇晚景凄凉，日趋消沉，思想也日益堕落，终于成了一个顽固老朽。“五四”运动时，他反对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男女平等，提倡尊孔。以后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尤其反对和恐惧。
1926年8月24日，这个在清末民初风云一时的人物怀着悲凉的心绪病逝于南通，是年73岁。其主要著作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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