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
1897年—1966年
纳粹党党籍编号：537337
党卫队证号：39854
在德国布伦瑞克省的格兰德谢姆（Grandersheim am Harz）的工厂主赫尔曼?吉勒（Hermann Gille）家中，诞生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赫伯特?奥托?吉勒。1903年，小吉勒在家乡的一所市民学校(Bürgerschule)就读，之后又进入不伦瑞克（Brunswick）的一所实科中学学习。1909年3月31日，他顺利通过了obersekunda考试。同年4月初，吉勒投身军旅，进入莱因州的本斯堡（Bensberg）的军官学校（Kadettenschule）就读。1914年4月，他转入柏林的大利歇费尔德（Gross Lichterfelde）总军校学习了四个月。随后他被任命为候补军士，在位于拉斯塔特（Rastatt）的第30“巴登”陆军炮兵团服役。12月29日，他又被调入第55预备役陆军炮兵团。1915年1月27日，他所在的团被编入第75预备役步兵师，他本也被晋升为陆军少尉，并提升为炮兵连里的排级指挥官。1917年1月，吉勒被提升为一个炮兵连的连长。1919年1月25日，该预备役炮兵团随着大战的结束而被撤消编制，他重新回到巴登第30陆军炮兵团服役，到3月31日被晋升为中尉。在大战期间，他先后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二级和一级配剑布伦瑞克服役十字奖章和三级奥匈帝国战争服役十字勋章。战败后的德国只被允许保留10万军队，吉勒未被留在军队中，于1919年4月1日退役。
退役后，吉勒开始投身农业领域。1920年起，他来到B?tzigrode bei Cassel谋职，同时开始进修企业管理学。这年开始，他先在Bamhof做了一年的企业管理人员，之后又到Abbesbüttel in Meine担任了同样职务。1922年他参加了“钢盔党”（Stahlhelm）。这是一个于1918年成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组织，与反民主的右翼党派联合反对共和制。从1923年到1929年间，他先后在伊门多夫（Immendorf）﹑厄比斯费尔德（Oebisfelde）、斯泰门（Stemmen）、诺伊施塔特（Neustadt）等地的企业里担任监督员。1929年他放弃农业转向工业企业，来到布伦瑞克的Büssing-NAG Vereinigte Nutzkraftwagen AG公司担当一名traveller。两年后，他离开公司单独创业，并一直经营自己的公司直到1933年。
1930年11月24日，吉勒第一次接触到了正蓬勃发展的纳粹党。第二年5月1日，他正式加入了纳粹党（编号：537337）。同年10月10日，他又加入了党卫队，被分配到党卫队第49旗队第1突击大队第5中队（5./I./49. SS Standarte）服役，并在12月成为党卫队预备队员（?nwarter）。1932年9月30日，他被提升为四级小队长（Scharführer），成为了中队里的指挥人员。到了1933年1月27日，他被转到第49旗队下的摩托化中队（Motorstaffel），军衔晋升为二级小队长（Truppführer）。同年4月20日开始，他被晋升为党卫队突击中队长（SS Sturmführer），被任命为第49旗队第4区队的本部指挥官（Stabsführer/Abschnitt IV）。在这一年的7月20日，吉勒被揭发出与因阴谋反对布伦瑞克州内阁总理迪特里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而垮台的国会副议长恩斯特?佐尔纳（Ernst Z?rner）曾有联系，因此他被以“给党抹黑”的罪名被开除出党卫队。之后，他还被布伦瑞克当地的法庭判处14周的监禁，并且被禁止发表任何自我见解。就在他被释放一个月后，他还被警察传讯。在审问中，吉勒宣称他从未与任何地下组织有过瓜葛。他甚至还要求当地的纳粹党纪律法庭对他进行审查，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根据保安局（SD）的调查结果，当时担任州总理克拉格斯的私人秘书的希姆莱介入此事。终于在1934年2月14日，纳粹党和党卫队都同时恢复了吉勒的名誉，并重新恢复了他的职务。
4月9日，吉勒被提升为驻扎于哥斯拉尔（Goslar）的第49旗队特别领袖。他本打算进入帝国防卫军（Reichswehr）谋求职务，遭到拒绝后他于5月29日加入了在埃尔万根（Ellwangen）的党卫队特别机动大队（（SS-Verfugungstruppe）），被分配到第1旗队第3突击大队第2中队。同年的6月7日到8月14日，他还临时担任了第2旗队第1中队的代理指挥官。第二年的4月20日，他被晋升为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SS-Obersturmführer）。五个月后，第1旗队更名为“德意志”旗队，吉勒继续在第3突击大队第2中队任职。期间他于7月2日到8月28日在多贝雷茨的步兵学校里接受了连级指挥官培训。不久后的11月9日，他成为第3突击大队第12突击中队的指挥官，军衔晋升为一级突击中队长（SS-Hauptsturmführer）。到1936年7月1日，该突击中队更名为党卫队“德意志”旗队第4突击大队第19机枪突击中队，吉勒继续担任中队长。同年10月1日，吉勒被转调到党卫队“日尔曼尼亚”旗队担任总参谋长，并兼职负责第3突击大队的纪律事务。很快，他就在部队里以雷厉风行而出名。1937年2月1日，吉勒接替因病离职的瓦尔特?克吕格尔（Walter Krüger）临时出任第2突击大队的代理指挥官。4月20日，吉勒正式成为该大队的指挥官，军衔升为二级突击大队长（SS-Sturmbannführer）。这一年，他还在温斯多夫（Wünsdorf）的陆军体育学院中接受了参谋军官的培训，在柏林接受了防化（Gasschutz）培训。第二年，他又在多贝雷茨陆军步兵学校里接受了为期9天的营级指挥官培训。1939年3月31日，他被任命为党卫队特别机动大队的炮兵分队指挥官。4月13日到5月16日，他还在容特博格（Jüterbog）炮兵学校接受了指挥官培训。
1939年5月1日，吉勒被编入明斯特拉格（Munsterlager）的部队训练场的正在组建中的党卫军炮兵团团部。一个月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党卫军第5炮兵团第1重炮突击中队（相当于国防军的营级编制）指挥官，并参加了之后入侵波兰的战役。10月19日，吉勒被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第二年，他又被调到了慕尼黑的东部的赫伊伯格（Heuberg）训练地。在那里一个新的党卫军师正在组建中，吉勒的到来正好可以弥补其军官的不足。这一年他还参加了入侵法国的战役。1940年11月15日，武装党卫军“日尔曼尼亚”摩托化师在荷兰的阿莫尔斯福特（Amersfort）训练场成立，吉勒即被任命为该师的炮兵团团长。该团由前党卫队特别机动大队的第2炮兵营改编而来，此时该师的第一任师长是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12月20日，该师更名为党卫军“维京”摩托化师。到第二年，吉勒又连续在1月被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SS-Standartenführer），10月份被晋升为区队长（SS-Oberführer）。
1942年6月20日，吉勒被任命为位于柏林-法林波斯特（Fallinbostel）的党卫军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Arko/SS Generalkommando）。7月31日，他成为了党卫军“维斯特兰”步兵团（SS IR Westland）团长。第二天，除了隶属“维京”师的“维斯特兰”团外，又有国防军的第13装甲师一部被编入进来。这两支部队混编为一个以吉勒的名字命名的战斗集群（SS Kampfgruppe“Gille”），参加了进攻顿河流域的罗斯托夫的战役。他的战斗群充当攻击矛头，突击到罗斯托夫以南的库班地区，并在位于克拉波特金（Krapotkin）的铁路枢纽进行了一场激战，最终他们击溃了4000余苏军精锐部队。这场战斗成为德军攻占库班的胜利关键。吉勒因此于1942年10月8日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并同时被晋升为党卫队区队长，担任第5“维京”炮兵团团长。同年8月，包括吉勒的第5炮兵团在内的“维京”师参加了抵抗苏军从图阿普谢(Tuapse)向黑海东岸发起的疯狂进攻，粉碎了敌人企图突入迈克普（Maykop）油田的计划。11月9日，他被晋升为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SS-Brigadeführer und Generalmajor der Waffen SS）。
1942年11月22日，“维京”师师长菲利克斯?施坦因纳被调去组建党卫军第3装甲军，他的师长职位开始由吉勒代理。到1943年5月1日，吉勒被正式任命为武装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掷弹兵师（5. SS Panzer Grenadier Division Wiking）师长，成为了该师第二任师长。这一任命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因为大家都怀疑吉勒不具备担任该职位的经验。但是很快士兵们就认识到他们的新任师长不但是个严厉的讲求纪律性的指挥官，也是一个对部下如慈父般和蔼可亲的人。这样一个手持粗糙的手杖，威严而又慈祥的吉勒就树立了他在全师官兵中的形象。一个叫皮特?诺伊曼的三级突击中队长这样描述吉勒：“他和我们一起坐在脏乱的环境中用午餐，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他用友好和简洁的语气和我谈话。虽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他对我却并非总是如此........他的身材高大，秃顶，面色红润，鼻子高耸。他的那一副宽边的眼镜更是增加了他的超凡魅力。
1943年夏天，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进攻失败后，苏军于8月2日发起了反攻。吉勒的“维京”师被部署于摇摇欲坠的哈尔科夫城的西南方。到12日，一支数量远远超过“维京”师的敌军冲破了该师前方的“帝国”师和“骷髅”师的防线。吉勒指挥“维京”师单独坚守了六天，击退了敌人两个坦克军的进攻。但是友军第3装甲师被敌人打开了缺口，最终哈尔科夫于8月22日弃守。在接下来一个月里，吉勒不得不率领他的师与其他的武装党卫军部队一样边打边撤到第聂伯河一线。尽管在这几个月里，“维京”师迫于总局势的溃败而一直处于撤退中。但师长吉勒在顿涅茨和第聂伯河地区之间所指挥的出色的防御作战还是得到了肯定。再加上他先前指挥的在克列诺瓦耶（Klenowaje）的32英里长的战线上的防御战，吉勒于11月1日被加授了橡叶饰的骑士铁十字勋章。8天后，他又被晋升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leutnant der Waffen SS）。
1944年1月，包括“维京”师在内的大约56000人左右的德军集团被包围在科尔逊（Korsun）和切尔卡瑟 (Cherkassy)中间地带。而此时正值乌克兰的隆冬之季，当地温度降至零下15摄氏度，积雪有1米之厚。作为包围圈里唯一的装甲部队，“维京”师不顾一切地试图用他们的坦克和突击炮为被围部队打开缺口。但是由于与外围相距有三到四公里远，车辆的燃料根本不够用。吉勒本可以乘坐飞机飞离险境，但他选择留下拯救自己的师。在绝境之下，吉勒甚至收到了前德军上将冯?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von Seydlitz-Kurzbach，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后参加了为苏军宣传的“德国军官同盟”）的劝降信，但他不为所动。2月17日，包围圈里的德军开始全面突围。吉勒指挥自己的师担当起了突围的进攻矛头。他们冒着苏军的枪林弹雨和坦克的碾压，冲到了提基什河（Gniloy Tikich River）边。只有通过这一关键地，他们才可能抵达李斯扬卡（Lsyanka）的安全地带。而此时河水的温度只有零下五摄氏度，苏军的T34坦克在他们的背后喷吐着火舌，天空中的敌机也不断地袭击人群。这时全师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穿着皮大衣手持节杖的师长吉勒身上。吉勒再也不想失去他仅剩的4500名部下，于是他下令将最后的车辆全部推入河中以做浮桥，但是这些车辆很快就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随后吉勒又命令所有士兵手挽着手过河，这样会游泳的人可以带住不识水性的人。他自己则跳入河中走在队伍最前列。在中途队伍不幸被河水冲断，很多不会游泳的士兵因此淹死。尽管如此，但渡河行动还是在吉勒的指挥下有秩序地进行着。不久，渡过了河的第一批人员成功抵达了李斯扬卡，其他安全过河的人员也相继被党卫军“警卫旗队”师和陆军第1装甲师所援救。他们还带回了师里的2000余名伤员。在这次血腥的突围战役中，“维京”师承受了超过其他所有被围部队的严重伤亡。仅以师中的“瓦隆涅”（Wallonien）突击旅为例，他们在1942年到达第聂伯河时有2000人，而到1944年2月18日从包围圈里突围出来后仅余632人。随后该师残部被调往卢布林（Lublin）地区重组。在此次战役中，赫伯特?吉勒不仅再次证明了他的冷静和果敢，也显示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2月28日，在柏林的元首大本营里，希特勒亲自为吉勒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上加授了双剑饰，同时接受授勋的还有他的部下、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莱昂?德格雷勒（Leon Degrelle），这位比利时志愿者领袖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然而赫伯特?吉勒很快就迎来了又一场残酷的战役。
“切尔卡瑟口袋”战役突围成功后。左起：赫伯特·吉勒，同样参加了该战役的陆军第47军军长特奥·列布（Theo Lieb）中将，比利时志愿者领袖莱昂·德格莱尔，纳粹首席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博士。
1944年春，苏军的最高统帅部计划从佩普西湖以东为起点，直穿过中央的高尔基（Gorki），绕过普里皮亚特沼泽（Pripet Marshes），然后一举攻下黑海重要港口奥德萨（Odessa）。德军方面的焦点则集中在位于布格河以东，距离华沙大约250公里的乌克兰境内的科沃尔（Kovel）城。“维京”师接到了防守这一至关重要的要塞的命令。虽然吉勒向上级报告说他的师目前仅装备有轻武器，无任何重装备和车辆。但他还是服从命令，下令补充大量新兵的“日耳曼尼亚”团和“维斯特兰”团乘坐火车从华沙直奔科沃尔。他本人则于1944年3月16日乘飞机进入这座长2公里宽3公里的要塞。吉勒刚一进入该城，警报声就拉响了。这是因为该城东面的守军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退却。随后一列运载“日耳曼尼亚”团官兵的列车在途中就遭遇敌人而发生了激烈战斗。由于他们手中只有贫弱的机枪和步枪，因此不得不丢弃火车。而“维斯特兰”团的部分官兵也同样遭遇敌人，并被敌人压制无法再前进一步。这些没来得及到达的部队都被挡在城外。吉勒明白此时苏军已经完全包围了该城，他们只有在城内加强防御了。此时，他的手下仅有已经进入要塞的“维京”师一个战斗集群，隶属党卫军第5装甲团的由7辆豹式坦克组成的第8装甲连，以及国防军第131步兵师、第4和第5装甲师各一部。而在他们周围，仅据初步侦察到的敌人兵力就有四个步兵师。
按照吉勒的计划，守军们在防御阵地前布设了地雷和反坦克炮，并同时还做好了最后突围的准备。3月29日中午12时，吉勒命令“维京”师第8装甲连连长卡尔?尼克路西-雷克（Karl Nicolussi-Leck）二级突击中队长指挥全部16辆豹式坦克和“日耳曼尼亚”团的装甲营配属一些步兵发动反攻以打破敌人的合围。尼克路西-雷克指挥这支装甲分队沿着因积雪过厚而松软湿滑的路面向敌人发动进攻，结果花费了10个小时才走完一半路程，且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车辆。此时，虽然接到了营部指挥官下令撤退的命令，但面对部队已经和敌人守备部队开始交火的情况，尼克路西-雷克中尉还是决定忽视命令继续进攻。最终由于暴风雪和厚厚积雪有效地掩护了他们的左翼，该部队经过18小时的恶战，以仅剩出发时半数的兵力于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目的地。随后他们坚守夺下的阵地直到外围的德军装甲部队打开了缺口与其会师。很快他们就得到了从缺口处供应而来的各种补给物品。不久，吉勒在指挥部里得到了由尼克路西-雷克派遣回来的装甲兵提供的战况报告。随后在4月15日，尼克路西-雷克二级突击中队长因指挥了这次大胆而又成功的行动而被授予了骑士铁十字勋章。
这次行动的成功无疑给了科沃尔要塞的守军们的士气以极大的鼓舞。之后，希特勒在陆军元帅莫德尔的劝说下同意放弃这座要塞。吉勒随即指挥包括2000余伤员在内的剩余守军和车辆沿着由“维京”师防守的一条狭长的走廊撤走。不久，由于指挥微薄的兵力坚守住了长2公里宽3公里的要塞，同时又策划了3月30日打破苏军包围圈的作战行动，赫伯特?吉勒于4月19日成为了第12位钻石橡树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而被连续的恶战拖得精疲力尽的“维京”师则于5月全部撤退到波兰的德比卡（Debica）的海德拉格党卫军训练场进行了两月的休整。
1944年夏天，苏军发动的“巴格拉季昂”作战击溃了德军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并逼近了德军在华沙前线的桥头堡。为了加强防御以拯救几乎崩溃的局面，希特勒下令由党卫军“骷髅”装甲师与“维京”装甲师组成了新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General IV. SS Pz Korps）。7月20日，吉勒将师长职务交由埃杜尔德?戴森霍弗尔（Eduard Deisenhofer）区队长临时代理行使，离开“维京”师前往担任新的装甲军军长。8月6日，赫伯特?吉勒正式上任，他的装甲军被划归由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陆军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群下。面对华沙战线的危机，吉勒命令“维京”师从布格河畔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撤退到华沙以西，与正在西德利斯（Siedlice）的“骷髅”师建立联系。从8月开始，吉勒指挥党卫军第4装甲军与陆军第19、第4装甲师以及“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一起奋力抵挡庞大的苏军集团攻势。到10月中旬，浴血奋战的党卫军官兵们终于将敌军阻挡在了在华沙以北30公里的莫德林（Modlin）。吉勒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最终阻止了苏军渡过维斯瓦河攻下华沙以直取柏林的企图，把战线稳定在维斯瓦河一带，暂时挽救了第三帝国的生命。在11月9日，作为奖励，吉勒得到了最后一次晋升：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 der Waffen-SS）。
在1944年圣诞节前夜，在莫德林指挥部里的赫伯特?吉勒接到希特勒的直接命令，率领喘息未定的第4装甲军撤离岌岌可危的华沙前线，乘坐火车赶往匈牙利的孔马罗姆（Komarom）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援救被苏军包围在布达佩斯的由武装党卫军中将卡尔?冯?普费弗尔-维登布鲁赫（Karl von Pfeffer-Wildenbruch）指挥的的第11党卫军山地军巴拉顿（Balaton)湖。“维京”师的“维斯特兰”团和“日耳曼尼亚”团作为先头部队stranglehold攻入了苏军在布达佩斯北郊的皮利斯（Pilis）山上的防御高地。就在双方激战之时，吉勒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立即调动到位于西南方的塞克希费黑瓦尔（Szekesfehervar）的工业区和农场地带。这个命令是希特勒单独下令的，他认为以那里为起点才更有利于打破布达佩斯的包围圈。吉勒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命令是灾难性的，第4装甲军从塞克希费黑瓦尔攻击的地点正是苏军防守最坚固的地带。但吉勒也只能无奈地下令部队向着苏军的坚盾强行突破。结果不出所料，德军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下伤亡惨重。充当先锋的“日耳曼尼亚”团的指挥所被苏军的反坦克炮击中，很多军官当场丧生。装甲集群指挥官汉斯?多尔（Hans Dorr）一级突击大队长也伤重不治。这一噩耗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士气。1945年1月29日早晨，苏军对布达佩斯发起了总攻。而此时实力即将耗尽的第4装甲军也无力再救助城内的守军。就连吉勒设在塞克希费黑瓦尔的指挥部在敌人强大的炮火下也不得不后撤。最终布达佩斯于2月11日陷落，全部45000名德国和匈牙利的守军最终只有不到700人突围到德军战线。不久，苏军的攻击目标就转到了塞克希费黑瓦尔。希特勒严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座城市。但军长吉勒明白如果按此命令执行，无疑执行防御任务的“维京”师将全部覆灭。于是他擅自命令该师携带所有伤员向西撤退。最终“维京”师在友邻的党卫军第9“霍亨斯陶芬”师的策应下冲出了包围圈。
1945年的2月下旬，吉勒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被配属于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参加了德军在东线最后的努力—“春醒”攻势。尽管党卫军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但是这次进攻最终以惨败收场。这时，谁也不再怀疑德国即将崩溃的事实了。
1945年5月8日即德国宣布投降的当天，赫伯特?吉勒在奥地利的拉德施塔特（Radstadt）向美国军队投降。起初他被囚禁于萨尔茨堡。两周后，他被转押至奥格斯堡（Augusburg），到1946年他先后经过达豪、桑德波斯特（Sandbostel）、法林波斯特（Fallingbostel）和斯图加特-祖芬豪森等地展转之后，被转到纽伦堡以等候即将在6月开始的纽伦堡国际审判。经过审讯，如同其他武装党卫军成员一样，他被鉴定为纳粹政治组织成员，而未被当作普通的军人来对待。为此他在监狱里服刑直到1948年5月21日才被释放。
出狱后，吉勒回到了他在施泰蒙（Stemmen）的家中。不久，他创立了一个书籍编纂服务社。1949年4月，他又被一所德国反纳粹法庭判处了18个月徒刑。出狱后，出狱后，他和过去的一些战友们一起创立了“维京师战友协会”（Truppenkameradschaft Wiking e.V），并积极活跃于党卫军老兵互助会（Hilfsgemeinschaft auf Gegenseitigkeit der Soldaten der ehemaligen Waffen-SS－简称HIAG）里。1951年9月24日，他又创立了“德国老兵协会”（Verbandes Deustscher Soldaten），过去有着“武装党卫军之父”称号的保罗?豪塞尔担任了主席。同年11月，吉勒还主持创办了老兵杂志《“维京”号召》（Wiking Ruf）进行宣传。该杂志后来被更名为《志愿兵》（Der Freiwillige）大量发行。1966年12月26日，赫尔贝特?奥托?吉勒因心脏病突发于施泰蒙的家中去世。大约有800名过去“维京”师的老战友参加了他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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