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浙江杭州人。年轻时便有经世之志，1886年起，历任直隶道台、顺天府尹、驻外公使等职。1902年，出使法兰西，力主效法日本图自强。1907年出使德意志，筹措讨还青岛事宜。1909年回国，任津浦路公办，曾疏请录用党人，罢宦官。1911年升山东巡抚。武昌起义后，一度宣布山东独立，任都督。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次年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即辞职。次年出任审计局长，此后历任财政总长兼盐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裁等。1924年任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后任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中法大学董事长。1931年病逝。
（原文无注释）
约1913-1914的孙宝琦---身后之人可能是段之贵
孙宝琦：巡抚都督两飘摇
到了清朝末年，孙宝琦坐上了山东巡抚的官位，社会风云的变幻让他忽而附和民意，宣布山东独立，忽而服从清室，取取消独立。
两张面孔，两副心肠，孙宝琦墙头草一般两边招风不讨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的大潮很快波及到山东。此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众请愿活动让山东巡抚孙宝琦焦头烂额，同盟会要搞山东独立，更让他惊恐万分。孙宝琦在巡抚大堂里坐立不安，他自言自语地说：“京城的南大门若是守不住，我如何面对朝廷啊！”
尴尬的山东巡抚
孙宝琦字慕韩，浙江杭县人，1867年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孙诒经是太子少保，曾任侍郎。到孙宝琦做官的时候，他通过联姻扩张政治势力，将女儿嫁给庆亲王之子，与显臣盛宣怀也结成了儿女亲家。早年孙宝琦奔走于李鸿章门下，后受袁世凯的保荐，奉旨军机处，此后又两次出洋，历任驻法、日、德、奥等国公使。等到1909年孙宝琦回国述职，他就在庆亲王的极力保荐下美滋滋地当上了山东巡抚。但两年之后，孙宝琦却尝到了当巡抚的另一番滋味。
1911年11月13日，在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布置了“山东独立大会”会场，上午8时已是人山人海，实现独立如同盛大节日的来临，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联合会的各界人士、同盟会的革命派、第五镇的官兵，以及商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者近万人，孙宝琦也应邀参加会议。时任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的夏溥斋宣布大会开始，与会者情绪热烈，众口一词认定：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否则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但是，任凭群情激昂，孙宝琦仍然保持着那副顽固的面孔。夏溥斋力劝孙宝琦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而孙宝琦却说：“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要孙宝琦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却说：“我是清朝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同盟会会员纷纷厉声谴责孙宝琦的顽固态度，而他依然放言：“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孙宝琦的这种顽固嘴脸与独立派形成水火之势，局面就这样僵持着。
时针已经整整转了一圈，持续了一天的大会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晚上8点，同盟会与军队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同盟会负责人丁惟汾派人将会场的各个门口守住，严禁人员出入，一些军人则掏出手枪，进一步鼓动示威，赢得会场上群众的高声附和，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斜挎红色值日带的五镇参谋黄治坤一个箭步登上台来，他拽着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五镇官兵在会场里有200多支手枪，他要是顽固拒绝，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会出人命。”
孙宝琦一看这阵势，顿时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常态，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浸出一层冷汗。看到大势已去，人心难违，再这样磨蹭下去，局面将更加不堪收拾。他思考了片刻之后，便装腔作势地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带着颓丧的腔调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益，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夏溥斋立即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同盟会会员将已经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张贴在会场的四周，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口号声：“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都督只当了
“山东独立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山东都督，各派议论纷纷，意见统一不起来，还是夏溥斋从中斡旋：“正是孙抚台的顾全大局，山东独立才得以实现，况且他提出的4个条件我们也都已接受，我看就选孙抚台为山东都督吧。”大家沉默不语，夏溥斋接着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就算默认了，下面请孙都督宣誓就职。”孙宝琦也不推脱，慨然允诺，大摇大摆走到台上宣起誓来。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明里暗里却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清政府、顽固派对山东独立恨之入骨，因此，取消独立的逆流也在暗中酝酿着。至袁世凯掌权，这股逆流便形成为强大的复辟力量。11月24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张广建、吴炳湘伙同五镇内的反独立派、咨议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难士绅，向新政权、独立派、革命群众发难了，他们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当天就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了会议。而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则下令支起了4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并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仅仅维持了13天。
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的处境更为尴尬，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其主子对他不能原谅，革命党人更是无比义愤，“议灭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他曾自喻“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的孙宝琦，对政事亦无力处置，对政场也无心眷恋了，至此，他开始杜门谢客，无奈之下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他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惶惶然如丧家犬般离开了山东。
“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的政治生命没有就此结束，1913年9月他又就任当时政府的外交总长，次年代理国务总理。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逊位清帝国旧官吏们之间的往来仍然比较多，但孙宝琦在山东独立前后的表现一直被人“记着账”。当时，清室遗老们常拿此类事情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因而经常被人拿来诟骂。一次，孙宝琦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不下跪的国务员面前，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宝琦被问怔了，梁鼎芬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清朝旧臣劳乃宣也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合，引过来一大群人，把孙宝琦等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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