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信网络还没盛行的时代，信息传递全靠邮件，当时信件数量特别多。老黄背的邮包大得足够装一床棉被，里面装的全是信件、包裹单、刊物及报纸加起来三、四十斤重，有时候装不完要分两趟投递。遇到下雨天，一手撑雨伞，那把竹骨架的油纸伞不少于五斤，他的负担就更重了。
黄建发是厦门邮政局退休职工，他在投递岗位工作了四十五个春夏秋冬。从他手上起死回生的信件数不胜数，包括大学生的录取通知书；海外断绝联系四十年的亲骨肉；烽火年代分离的战友，伙计找老板等等各式各样悲欢离合的故事。老黄个子瘦小，语言和衣着一样朴素，他调侃自己个子小是因为背负一辈子的沉重的信件所至。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一九五八年他在厦门思明公社当一名投递员，那时他还不足十五岁。后来思明公社投递组停办在通信网络还没盛行的时代，信息传递全靠邮件，当时信件数量特别多。老黄背的邮包大得足够装一床棉被，里面装的全是信件、包裹单、刊物及报纸加起来三、四十斤重，有时候装不完要分两趟投递。遇到下雨天，一手撑雨伞，那把竹骨架的油纸伞不少于五斤，他的负担就更重了。，邮政局接管，一九五九年老黄被邮政局收为正式职工。
当年厦门邮政局只有一辆汽车，专门用来运送邮件，几辆自行车是给投递区域较远的投递员专用，岛内线路基本都靠步行。在家书抵万金的年代，投递员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无论送到百姓家里还是送到军营都受优待。当年的中山路，升平路，大同路，大中路，镇邦路，一带属于高层建筑，五，六层楼就算高层了，每封信都要送到客户手里，楼道黑暗狭窄且陡，特别是这一带的一层是店铺，楼道口往往藏在大楼背后或小巷子里，有些楼道进去伸手不见五指，又长年失修，踏上木质台阶“咯吱”做响，扶手有的缺损了，没遮没揽，稍不留意就有栽下去的危险。黄师傅眼睛还要频繁适应光暗切换。从阳光下转进黑暗处，又出黑暗进光明。背着沉重的邮袋上楼下楼并不轻松，三年困难时期，食物多以杂粮为主，饥饿的时候胃里常泛酸水。曾经有善良的客户递白糖水给这位营养不良的小青年喝，也有过好心的客户在他送完报纸时塞一块馒头在他包里，四十多年后黄师傅还谈起这些往事就像吃了鲍鱼燕窝一样幸福。黄师傅是个知恩知报的人，他回报的方式就是更认真地对待工作。但也遇到过刁钻的客户，记得有一次，黄师傅投递一封南洋寄来的信，这封信写错门牌号，要投333号却写33号，黄师傅不放弃，整条街都去打听，从133号233号最终投到333号，客户才确认是她的信件。收信时信封侧裂一寸宽的缝，客户说信里两张照片间夹着十片指甲盖大小的高丽参丢失三片，硬是赖黄师傅偷窃她的高丽参，还到邮政局投诉。黄师傅有口难辨，急得直掉眼泪。局里一位有经验的领导安慰他，叫他别伤心，据他分析不可能是黄师傅偷窃，如果偷窃可以将信件直接毁了，还将信送给客户？再说这信是平信又不是挂号信无从查起。
黄师傅多年的投递足迹遍布厦门的大街小巷，他成了厦门的一张活地图，每条街的店铺门牌号多少他都牢记在心。解放后的地名更改的更改，变迁的变迁，那些早期离开的老厦门人写信回来常常遇到投递困难。比如；一封来自浙江的信件寄给：厦门大同路“正大参行”某某收。这封信被投递员贴上批条查无此人准备退回。黄师傅拿着贴批条的信没有马上退回，而是到大同路几家药店去打听谁曾经在“正大参行”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在罐头厂门市部医药站问到一位曾经在“正大参行”工作过的医药师，他接过信件一看，说收件人是他曾经的老板，老板住在鼓浪屿档柑巷。黄师傅打电话问鼓浪屿投递员有没有档柑巷，回复：没有！黄师傅不死心，等到休息天拿着信到鼓浪屿街心公园问几位正在打牌的老人，一位老人指着广州酒店后面说：那条小巷就叫档柑巷。黄师傅走到巷子里打听谁认识这位收件人，一位街坊说这人已经去世，儿子在香港，只有他的孙子住在这里，其孙在外贸公司上班还没回来。那时正是夏天，黄师傅一直守在门口等到主人的孙子下班回来再将信交给他，在确认收信人是他祖父的之后，当他知道黄师傅为了这一封信奔波无数个地方去寻找时，他感激万分，拉着黄师傅请进屋喝茶，黄师傅摆摆手说要赶着坐船回家了。
还有一次，一位台湾同胞跟着旅行团到上海旅游，辗转来厦门为她母亲寻找失散多年的舅舅。地址是，厦门大同路寺庙对面。导游带游客找一天也找不到，后来到邮局找黄师傅帮忙，黄师傅说：解放前大同路有十来间寺庙，如今多数都拆了。最后黄师傅再去请教比他年长的老职工，老职工曾住过大同路，一问恰好跟要找的这人是发小，但这人已经搬去大生里，当晚八点多黄师傅带着这行人一起到大生里找，直到找到这家人为止。
劳模黄建发
一次，一位复员军人托晚报记者寻找战友。地址是：局口街十七号，一直找不到这地址，记者来请教黄师傅，黄师傅带记者一起前往局口街，十七号之前着火已经成了废墟，黄师傅就问对面二十六号人家，二十六号的老人眼瞎耳聋，她的女儿正好来看她母亲，通过她女儿给老人翻译，一打听说这家人已经搬往三明，但有个亲戚住天仙旅社附近，黄师傅又带记者去找他的亲戚，直到拿到要找的人的联系方式为止。
还有一封信这样写：厦门民生帽子厂林桂英收。解放前的民生路后来改为民族路，在大同路曾经有过一家“民生帽子厂”。解放后合并改为“鹭江鞋帽厂”最后又归于“厦门鞋帽厂”。黄师傅先到市鞋帽厂打听有谁认识林桂英，有老工人说这是他们曾经的老板娘。如今住第四塑料厂附近，黄师傅又赴第四塑厂去打听，当收件人拿到这封台湾寄来的信件，看到寄信人的名字，信还没拆开眼泪就扑簌簌滚下来，这封信是林桂英的弟弟寄来的，当年姐弟在战乱时走失，后来就断了音讯。其实她名字叫林杰英，福州话桂英和杰英谐音，在地址和名字均写错的信要不是遇到细心负责任的黄师傅，这对姐弟恐怕今生再难相聚了！还有一封信的地址寄：厦门思明东路中国照相馆，投递员找不到该地址，已经贴上批条打算退回。黄师傅拿着信想亲自再去寻找看看，他拿着信到厦门所有的照相馆都去打听，问谁认识收件人？大家都说不认识，后来问到大同路一家私人洗相馆，这家洗相馆的老板恰好认识收件人，告诉他这位老职工如今在鼓浪屿风行照相馆工作，黄师傅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到鼓浪屿照相馆，问收件人是否有台湾亲戚？对方马上说：有！老黄便约时间让他来鹭江投递组取信。当这对老夫妻一起到邮局拿到台湾兄长寄来的信，还没拆开信件，夫妻俩便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原来，当年台湾流行瘟疫时，收件人才十三岁，兄弟俩为了躲避瘟疫，弟弟被送到厦门投靠姑姑，家人也搬离瘟疫地区，弟弟长大后写信找哥哥没下落，哥哥也找不到弟弟，直到黄师傅把这封信送到，已经分离了快五十年的骨肉终于又联系上了。
有一次，黄师傅走在路上被一位六中教师拉住，他对黄师傅说着感激的话，原来当年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地址写错，幸亏是细心的黄师傅帮他送到，否则就会误了他的前程。
对于这些悲欢离合的事例，黄师傅说太多了，手头上有一些死信，只要用心去找，背后总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他常常收到客户的表扬信，有的客户甚至提着礼物到邮局答谢，他说这是他的工作，很平常、很正常不需要感谢，又将礼物归还客户。一九八九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时，黄师傅随手拿起几封还没送出去的死信让记者实况记录他寻找过程，每次都让记者看到毫无造作的感人故事。
说到他的劳模称号，老黄腼腆地说：我文化程度不高，我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当劳模。他对待平凡的工作都源于他内心的信念，那就是“责任”。如果没有这一信念，我们或许会有理由地放弃很多无厘头的信件，而信件背后那些悲欢离合的家庭，亲情，友情，及上学的梦想或许都无法实现了！
写于2017年4月13日
作者简介：欧阳鹭英，鼓浪屿人，曾与人合作纪实文学《用爱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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