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胥溪河和东坝：
江南东西水系的分水岭和太湖流域的西部水利屏障
从水系和流域的角度而言，高淳也是太湖流域的西部边界。位于江苏南部的茅山山脉，由北向南逶迤绵亘，构成太湖流域与水阳江、青弋江流域的分水岭。其岗地高程海拔20~30米，今高淳东坝镇以西，地面自东向西倾斜，高程一般6~8米，山丘溪流向西汇流，属于水阳江、青弋江水系；高淳下坝以东，地面自西向东倾斜，地面高程在7米左右，溪流向东汇流，属于太湖水系。表明高淳境内茅山山脉的东西两端是不相连通的两个流域的水系。因此，高淳境内的茅山余脉成为太湖流域的西部边界。
高淳的区域地理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茅山山脉在江南两个水系中的分水岭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高淳境内开凿的沟通分水岭东西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胥溪河。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吴王阖闾为图谋霸业，吴楚连年用兵。当时，吴楚战线通常在江淮之间，吴国的进军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吴淞江出海，沿海北上至淮河口，然后溯淮西进；一是北出长江，溯江西上至濡须口，进入淮南地区。这两条进军路线迂回曲折，绕道遥远。为便利军运，有必要开凿一条从苏州往西，直达芜湖出江的水上通道。当时，太湖西面荆溪东西横贯，芜湖往东湖荡河港错列，唯今高淳县东坝镇至下坝镇一带，横亘着长约5公里的冈阜，阻隔着东西之间的水道沟通。公元前6世纪，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谋划，沿荆溪上游向西开挖运河，凿通东坝一带冈阜，形成一条连接东西水道的人工运河，后名胥溪河。胥溪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自是，河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威胁而向南退守的过程中，淮河和长江往往成为南北分裂政权的攻防屏障，这些河流的意义直接反映了南北区域之间的关系。但是胥溪河的地理意义则是展现为江南东部与江南西部东西之间的关系。从军事上来说，这条人工运河在四个时期发挥了战略作用，一是春秋时期吴楚战争，伍子胥伐楚和后来楚国伐吴，都是通过这条水上战略通道。二是三国东吴时期，这里成为东吴经略西部的战略要地和通道。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形同弓背，而由芜湖经胥溪河、荆溪至太湖的水道则视同弓弦，高淳正处于弓弦之上，屯兵于此，对拒曹防蜀和拱卫建业均极为重要。同时，高淳西部为古丹阳湖环抱，也是东吴操演水兵的理想场所。三是五代时期，杨行密被孙儒围困于宣州5个月，后派台濛在运粮的胥溪河道上筑5道堰（五道土坝）阻水，抬高水位，以利航运，从而取得战争胜利。四是太平天国时期，高淳成为天京西南藩篱，胥溪河上的东坝“系七省通衢”，南接郎溪，北近溧水，是天京通往皖南、浙西的重要通道，东临溧阳，水路东通苏常，西通当涂，风帆直达芜湖，因此这里成为太平经与清军争夺的要冲之一。
从经济地理上来说，胥溪河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春秋吴国开凿至南唐废除胥溪河上的五堰的1481年中，胥溪河一直保持着航运价值，也给运河两岸带来繁荣。胥溪河与荆溪相接，横贯高淳东西全境，上溯可达芜湖安庆等重镇，下行可直达苏杭二州，交通便捷，胥溪河西端的固城不仅成为秦朝溧阳县（辖今溧阳、溧水、高淳三县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吴楚两地的交通枢纽。在北宋宣和年间，朝廷诏令开浚江东古河，由芜湖江边经宣溪、胥溪河，穿溧阳县境至镇江，渡扬子江趋淮汴，免300公里江行之险。宋末至元，胥溪河由于年久失修，逐渐淤积=塞，航运不通。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为使两浙漕运避开长江风险，决定“疏凿运河，以通于浙”，洪武二十五年（1392），征调民夫和石匠近36.4万人，疏浚河道，湖中复开河一道，并在继续西河上建石闸启闭，既利同行，又可节制水流，此石闸命名为广通镇坝（后名东坝），从此，此坝成为境内水阳江水系和太湖水系分水岭的明确地理标志。次年，又在溧水开凿胭脂河，胥溪河、胭脂河疏浚、凿通后，两浙漕运运至南京大为方便。明代胥溪河疏浚后，航船上溯直入长江，可达皖赣湖广等地，下行驶进太湖、钱塘江，可抵苏常、浙闽等地。从安徽芜湖至太湖的船舶，无论是上溯还是下行，既可避免江涛风险，又可缩短数百公里航程。广通镇（即后东坝镇）亦有“七省通衢”之誉，直接造成了东坝镇的繁荣，成为高淳东部的经济中心。
在明初以前，胥溪河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航运、漕运和经济地理方面发挥的正面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水位落差问题，为便于航运，从南唐开始胥溪河上筑5道堰（五道土坝）阻水，抬高水位，其后商贩簲木，由宣歙以入两浙，又以过五堰艰阻，至南唐末年（975）遂废五堰，太湖水患由此加重。北宋宣和七年（1125），朝廷诏令开浚江东古河，胥溪河因之河深流畅，但是导致太湖受水，涨溢为患。南宋初年，为阻遏胥溪河来自西部的水势，再次在胥溪河上筑东西两坝。明永乐元年（1403年），改东坝石闸为土坝后，湖水艰于东注，然坝身犹低，水间漏泄，舟行犹能越之。正统元年（1441）洪水泛滥，土坝决口，苏常潦甚，国税无所出。为避免太湖流域的苏松田地淹没，1512年，将坝加高三丈，自此，三湖（固城、丹阳、石臼）之水不复东流，水位顿高，造成西部高淳、溧水、宣城、当涂诸县大批圩田沉没，仅高淳一县即沉没圩80座，6700公顷良田沦为泽国。依附于这些耕地生存的农民，只得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在坝东10里筑下坝，上下两坝屏障“三吴”，高淳水流形成独特的走向，即逆向西流，高淳圩区遂成为上游皖南山洪泄入长江的走廊，下游太湖地区许洪的巨浸，洪涝灾害频仍。从明正德七年至1949年，全县有记载的因洪涝引起的大范围破圩达80次之多。旧志中“圩垾尽溃，民舍漂没”，“船达于市，鱼穿树梢”，“溺毙甚重，尸散水滨”等有关水灾惨状的记载屡有出现。每次大水过后，社会元气大伤，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可见，从明朝以后，由于要防止水阳江水系和芜湖长江水在洪涝时期漫溢东灌太湖流域，确保下游太湖流域这个国家钱粮赋税重地的水利安全，胥溪河的东坝所承担的太湖流域西部边界水利屏障的功能越来越超过它昔日的航运功能。由于胥溪河筑坝将上游来的洪水全部留在高淳境内，明清以来高淳西部的民众为下游利益作出了巨大牺牲。清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皖南山区山洪爆发，湖水泛滥，高淳境内全淹，溺者无数，高淳薛城圩民众冒死破坝，一些乡民头缚布条组成敢死队，掘开东坝，结果长江之水全部灌到苏州、上海地区，酿成惨案。后朝廷追究责任，将参与东坝决坝的乡民，一律在东坝斩首，其情惨烈之至。因东坝从水利上掌控着苏南的生死性命，由此苏南流传着一句民谚：“固城湖边东坝倒，北寺塔（苏州市内一座高塔）上飘稻草。”东坝当地也有民谣“我挡三江水，确保苏锡常”。
《县志》在《高淳史略》中分别记载了【吴王阖闾伐楚开凿胥溪河】，秦汉时期【胥溪河带来的繁荣】，明清时期【明太祖大浚胥溪河】【七省通衢广通镇】【广通镇坝（东坝）增高三丈带来的灾难】等条目，在第一篇政区环境中在水系水文节后附载了水利史专家所撰写的《胥溪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一文，这些内容对理解高淳在沟通江南东西两大水系中的重要性保障整个太湖流域水利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有助于理解高淳西部人民长久以来饱受的水患和水利压力。与此相关，《县志》在第二十八篇精神文明精神中专门写到弘扬“高淳精神”，高淳精神正是源于高淳人民的抗洪实践。正是因为高淳地处水阳江下游，是皖南山区的“洪水走廊”和苏锡常上游的“蓄洪区”，高淳人民在长期同洪涝灾害进行艰苦卓绝的防汛防洪斗争中，逐步形成“服从大局，团结协作，令行禁止，一呼百应，顽强拼搏，勇夺胜利”的抗洪精神，1996年，高淳县在此基础上提炼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高淳精神”，高淳精神由此从抗洪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领域，成为引领高淳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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