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论美食文化，我国自西周初年就已开始形成早期的菜系；春秋战国时期经历各国混战后，各地的饮食风俗开始相互融合，但终整个先秦时期来看，由于食材结构的单一，在那个年代里你是基本上提不起多大吃喝兴趣的。
汉朝时开始多了来自西域的各种食材，不过具体的烹饪工艺直到唐代时才步入成熟期，这时间跨度也未免太大了点。
事实上，经过汉、唐、宋一千多年的积累，我国真正的美食文化直到明代才步入巅峰，而且明朝时的食材品种也是史上最丰富、我们今天的饮食结构基本上就是明朝时奠定下来的。
在汉代之前，我国古人的主要粮食还是以豆类制品为主、以粱、粟、稷及枣子等为辅。在周代的宫廷中，就以大雁、鸠、鸽、雉等鸟类为食材、以“八种”复杂的烹饪方式做成了“周八珍”。
周八珍这样的奢华王室美食也是仅重大节日才会出现
“周八珍”作为早期的宫廷美食，从取材及烹制方式上均宣示着王室的尊贵，民间是与之无缘的，而它本身也只是在重大节日里才会出现。
后来出现的八珍糕、八珍面、八宝粥等，都是借此名称攀附其“尊贵”而已，食材和烹制上与“周八珍”并无多大关系。
实际上，那时候的宫廷里也没啥好吃的，喝的东西占据了日常主流，宫廷宴会上多数只有若干水果及酒。
酒宴才是先秦宫廷里的主要饮食模式
先秦时期的“食饮膳馐”，“食”就是主食、“饮”就是酒浆、“膳”就是各种牲口、“馐”就是各类调味酱，其中后三者多数存在于宫廷里，普通百姓能有足量的五谷杂粮就很不错了。
不过，姜太公建齐国的时候曾流传有“红焖鸡”、楚地的江河地区又盛产鱼类，“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每逢节日时，老百姓还是能吃上点肉类的，年纪越长就越有资格享用。
日常生活中的老百姓是难有一口肉可吃的！
至于民间饲养的那些牲口，由于数量不多，多数都被官府征用为宫廷祭祀等用途了；作为一种膳食，多数普通百姓一辈子都难以吃上几口肉。
秦并巴蜀后，来自巴蜀地区的丰富粮食只是为秦国的对外征战及统一六国提供了坚实后盾，老百姓的饮食结构并未因此有多大改善；不过“四大菜系”(鲁菜、粤菜、川菜、苏菜)的雏形却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比如姜太公“红焖鸡”就是鲁菜之一，广受先秦贵族们喜爱的“鱼脍”(类似今天的鱼生)也已出现在当时的粤菜、苏菜当中。
古画里的宫廷宴会，食物多为摆设之用
汉武帝时期，张骞从西域归来后为我国带来了“胡萝卜、胡瓜、胡麻、胡桃、石榴、香菜、大葱、大蒜、黄瓜、苜蓿、绿豆、西瓜、葡萄”等许多食材、香料及瓜果，汉代宫廷里也首次出现了主管饮食的官员，分别为“太官、汤官和导官”，为汉代宫廷的膳食及百姓的粮米选择提供系统化服务。
食材上的首次“地理大发现”也带来了西域的烹饪技术，今天人们的烹制及调味方式早已不分中西，实际上都来自那时期的相互融合。
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期间，民间炊具多以陶器为主(夏商周的宫廷里才有青铜器皿)，到汉代之后，各种砂锅、陶瓷锅、铁锅开始盛行民间；丰富食材、新的烹制方式加上新式炊具，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汉代饮食文化的发展。
不过需实话说的是，两汉时期的饮食尚处于“丰富、发展”的阶段，其最大意义是完善了百姓的膳食与营养结构，至于美味与否，那还得看具体食材的“本色”了，所以我说两汉时有的只能是“饮食文化”、尚谈不上是“美食文化”。
汉代的“饮食文化”与张骞息息相关
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小麦与大麦的种植。关于小麦与大麦在我国的具体起源及最早种植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它们的大规模种植确实是始于汉代，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石磨的普及使用。
《汉书·食货志》里曾记录董仲舒上奏的“麦禾歉收之事”，其中就提到了《春秋》。
汉成帝时的著名农学家汜胜之曾以 “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推广小麦的种植，因此后人均认为，小麦的种植是始于春秋时期；董仲舒的奏言是在引用《春秋》里的典据、向汉武帝建言推广小麦的种植而已。
填饱肚子，为开启美食文化的先决条件
两汉以粟麦为主的粮食结构解决了汉朝百姓的填肚子问题，肚子饱了才有可能追求饮食的质量，所以说，两汉时食材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是掀开了我国美食文化的序幕。
唐朝的长安是当时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胡”字肯定是当时的最热门词汇之一。汉朝时引入的西域作物在魏晋时期已获得了广泛种植，唐朝人已可轻而易举获取各类食材，这就为唐代的“美食革命”提供了食材上的先决前提。
据说张骞从西域归来时曾带来了“胡椒”的样品，但由于没有种子、也不知种植方法；其实胡椒的种植是始于唐代、由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与之一起的还有砂糖。
中西混合、胡汉并举，是唐代饮食的主要特征
汉唐以来食材的不断增加，加上唐都长安汇集了大量胡人，一时间“胡酒、胡姬、胡菜、胡服”......整个长安均以“胡”为时尚了。
东汉后引进的“胡床”也在唐代时获得了不断加高，人们吃饭时的桌椅开始由汉朝的“席地而坐”变为“围坐一桌”，这也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进餐方式。如果日本遣唐使再晚一点到唐朝的话，他们带回日本的也许就不再是“榻榻米”！
宋代后的高脚餐桌，还要得益于唐代“胡床”的演变
经过唐朝人在食材、烹制手段上充分的中西融合后，宋朝时又出现了各式蒸笼，从此，“烤、炒、蒸、焖、炖”等就成了中华大地上的主流烹制手段，并具体运用到了各大地方菜系上面。
《明大政纪》记载，洪武二十七年的时候，朱元璋曾令工部拨款在京城修建了十座大酒楼、然后投标给民间商人运营，这就是早期的“官方投资拉动内需”之举。
官方修建的这些酒楼甚为气派，为了鼓励人们去消费，明朝政府还给文武百官发了消费券，在皇帝及文武百官的带领下，这些酒楼的生意好到不得了、人们开始均以能去酒楼吃饭为荣。
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酒楼始于明朝
在这之前，人们吃东西多是为了填饱肚子，酒肆餐馆的主要功能还是”吃饭、喝酒“(具体可参看一些唐宋评书及《水浒》)；到了明朝，上酒楼吃饭就开始具有了社交、休闲娱乐的性质、这也是民间对于饮食首次出现的理念进步。
明朝中后期时，又出现了史上“第二波”的食材引进潮；辣椒、玉米、番茄、南瓜、番薯等相继引入，尤其是辣椒，对我国的湘菜与川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番薯和玉米的引入，更是对我国的人口增长带来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至此，明朝时期的我国已汇聚了历史上最全面的食材，再融合唐宋以来融汇中西的烹饪技术，明代的“江湖菜”烹饪还开始针对各类食物出现了专门的烹制方法。
“江湖菜”就相当于今天比较高级的家常菜
比如“酿螃蟹、蒸龙肝、水晶鹅“等，都是针对特定食材的烹制方式，并不适用于其他食材。从“烤、炒、蒸、焖、炖”等通用烹制方式到专用烹制方式的变化，说明当时的美食文化已步入辉煌阶段！
光《金瓶梅》里列举过的美食就达近三百种(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挂的是宋朝的背景、说的是明朝的事情)，美食文化开始盛行于宫廷内外，不再是统治阶层专享的了！
明代宫廷菜与民间的“江湖菜”并举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最后催生出的“满汉全席”却已开始远离普通百姓。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个人是不认可代表清代最高水平的“满汉全席”为“美食”的，因为啥？因为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都吃不起呀(葡萄我还是吃的起的)！
奢靡浪费、远离美食源本的“满汉全席”
今天我们所推崇的真正美食应是属于普通大众，象“周八珍、满汉全席”之类高高在上的东西与百姓生活距离太远，打入冷宫也罢。
如果科技允许吃货们穿越回去，回到明朝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繁荣的市民经济催生出的民间美食文化，才是最令人向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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