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的新理念

循众要求，旧文重发。

故事背后挖逻辑。

一）

前157年六月初九，31岁刘启接班，是为汉景帝。他的女强人母亲窦氏成了皇太后。

父亲20多年休养生息，放权搞活，闷声发大财，经济迅速恢复，国力逐步增强。

但是，终文帝一生，政治领域改革，几乎没有触及。经济大繁荣背后，是严重内忧外患。

内有诸侯，威胁中央；外有匈奴，虎视中原。天下并不太平，好像躺在干柴上睡觉，随时会烧起来。

刘邦建汉，确立郡县、封国并行的政治体制。至景帝时，诸侯王国多达22个。

这些“国中国”，占了大半个汉朝，有独立地盘、产业和军队，“专治异政，不禀京师”，和皇帝同姓不同心。

景帝的老叔吴王刘濞，是其中带头大哥。他在封国内“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之亡人，谋作乱逆”。

至于北方战斗民族匈奴，更是经常侵扰边境，烧杀抢掠，从外部威胁着帝国安全。

面对冰火两重天危机，国力虽然渐强，但在“黄老无为”治国思想指导下，朝廷安于现状，无动于衷。

景帝上台之初，也有一番雄心壮志。有谁想当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窝囊皇帝啊？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因缘际会，首先站出来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的卷土重来。

二）

法家，是诸子百家之一。而诸子百家，随时代变迁而兴起，又随时代变迁而消亡。

东周时，礼崩乐坏，“王纲解钮”，公学流散。特殊的历史环境，私学大兴，各家纷纷提出各自的“救世”药方。

官是公，家是私。诸子百家，就是私学。

随着六国灭，秦汉兴，中央再度集权，诸子百家存在的土壤消失，随之逐渐消亡，是中国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后的必然潮流。

这个潮流，在秦朝，表现为“焚书坑儒”，在汉武帝时，则是“罢黜百家”。故事不同，背后逻辑是一样的。

历史之有趣，在于它并不是一条直线。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间，恰巧出现了一个“后战国时代”的政治漩涡。

秦汉过渡，“黄老无为”政治和“休养生息”经济，汉惠帝颁“除挟书律”，原本严厉的思想禁忌一下子变得松弛宽容。

诸子各家又重新活跃起来，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政治形势改造、包装、修正自己的基本理论，谋求大用。

当儒家大师还在苦苦提炼新思想，曾作为秦朝指导思想的法家，仍有一定基本盘，率先对“无为政治”发起冲击。

三）

法家，又称管商之学、申商刑名，发轫于战国李悝，盛于商鞅，集大成于韩非，至李斯盛极而衰，汉初仍有绝响回荡。

法家从“好利恶害”人性论出发，认为治国须用峻法，不能靠教化，“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于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法家核心论点有三：一是以法治国，君立法， 臣执法，民服法，尚法不尚贤。二是农战立国，富国强兵，武力征服。三是君主专权，尊君抑臣。

战国时各国的变法，都是由法家主导，基本路径是强化君权，鼓励耕战，依靠强大实力扩张。

法家与秦人合作最为成功。法家将秦国变成秦朝，将秦始皇推上“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至尊境界。

历代都行秦政法。法家所论证的维护君主绝对地位和权力的思想，也成为中国两千年专制政治最基本的理论范式。

尊君专制、严刑峻法，法家比其他各家更冷酷。这也成为法家理论的致命短板，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

一直以来在君民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宗族组织，被秦始皇专政的铁拳砸得七零八落，国家政权只得直面原子化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

遍观先秦，外族入侵、 强国吞并、权臣篡位都可使君主亡国，但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民溃”，群众造反，而灭亡，就因为宗法组织的缓冲。

面对情势巨变，当时的法家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依然迷信武力：“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我势之为我用者也”。

汉初，各家总结秦亡教训。如何长久保住政权，道家结论是“逆取顺守”，儒家是“施行仁义”。法家痛定思痛，得出“吏平政宣民宁”、宽猛相济的宝贵教训。

现在，道家“顺守”了40多年，导致汉帝国经热政冷，表面太平，内蕴危机。随着景帝继位，法家新生代大师晁错，隆重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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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晁错时年43岁，河南颍川人，早在景帝为太子时 ，历任太子舍人、太子家令要职 ，号称“智囊”。

汉初40多年，师门相接，法家重新显示出一定组织力量。帝国政治舞台上，法家声势虽远不及道家，但比儒家强得多。

文帝时，李斯的学生吴公，任廷尉，司法部长；开国元老张说的儿子张欧，是“治刑名家”，法家大师，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

至于晁错，年轻时“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随河南济源张恢教授攻读法家博士。毕业后任太常掌故，参与政策研究。

景帝当家，晁错成为御史大夫，嗯，朝廷纪委书记，“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他成了汉景帝的权威人士。

很快，权威人士发表《说景帝削藩书》，正式提出一套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经济要发展，政制也要改革。

按照法家理论，结合汉朝国情，这套新理念，核心就是一条：以“削藩”为中心，强力实行政改。

不能再在“无为”旗号下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了，必须适时调整政治方针，变“无为”而“有为”，削藩集权，安内攘外。

法家毕竟还是急进。“削藩”成了“七国之乱”导火线。地方诸侯“清君侧”和中央黄老保守派联合绞杀，晁错在改革尚未全面铺开之时就被腰斩。

晁错的新发展理念，“变乱古制”、兴事开拓，引起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势力极大反感，他们群起围攻，发出对晁错致命一击。

意识形态斗争，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的。汉景帝虽有雄心，但在强势母亲挟制下，被迫妥协投降，“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五）

“七国之乱”平息后，诸侯实力有所削弱，但朝廷的“无为政治”仍无根本性改变。历史接力棒，还要等20年后，交到汉武帝手中。

在儒家精英策划下，打着“亲亲”旗号，汉武帝全面施行“推恩令”，诸侯势力彻底式微，他制从四海、开疆拓土，再无后顾之忧。

晁错之死，标志着法家企图复兴、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尝试归于失败。他的新理念，成为法家学派短暂执政的最后绝响。

强力反击法家挑战后，道家政治多延续了二十年。直到儒家完成华丽转身，征服汉武帝芳心，道、法等诸家才被彻底干趴下。

汉初儒家发展，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当叔孙通屁颠屁颠跑去为刘邦“制礼作乐”，山东儒学大本营有人痛骂他 “所为不合古”，“皆面谀以得亲贵”。

这些儒学原教旨传统派，标榜“从道不从势”、“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绝不能搞“修正主义”，不能阿谀新政权。

老谋深算的叔孙通，反击对方“若真鄙儒，不知时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不与时变化，就是蠢猪笨牛。

随着《公羊传》默写成书，儒学大师精心为最高领袖提炼的“大一统思想”横空出世，董仲舒完成实操方案，几十年努力，儒家气候已成。

新生代儒学精英“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全力围绕皇权政治服务，与汉武帝一拍即合。

法家用硬刀子，秦朝烧书杀人，晁错强硬削藩，而儒家更加高明，用软刀子，手握仕途俸禄，引诱天下读书人心甘情愿就范。

修正后的儒学，大一统、天人感应、德治仁政、忠孝节义、典章制度等概念系统，把皇权专制暴力打扮得温情脉脉。

强化宗法组织，润物细无声似的严密控制人的思想和约束人的行为，儒家比法家要高明不知多少倍。

六）

此后，在专制主义历史里，儒学独占政治舞台，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孔子成了两千年第一，嗯，教育家，“大成至圣先师”。

作为完整的学派，自汉武帝后，法家就从中国历史上走向消亡。

当然，学派的消亡，不代表法家思想从此消失。后世学习或信奉法家思想的人连绵不绝，包括统治者。

所谓“霸王道杂之”，皇权经术，围绕保住政权这个中心，封建统治者不会排斥任何一种有用的“法术”。

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天天挂在嘴边说的，有些东西是能做不能说的，有些东西是放在最后保底的。

文攻武卫，杀伐利诱，统统都是封建时代必不可少的“帝王之术”。但这一切，从此隐藏在儒家“温良恭俭让”外衣之下。

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乱世用重典”，就算法家、兵家重新吃香，也未能动摇儒家的大义名分。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左手法家，右手兵家，头顶的宗庙礼制还是儒家。

诸葛亮 “孔明之学出于申韩 ”，法家高手高手高高手，外表也得“羽扇纶巾”，文质彬彬，开口淡泊明志，闭口宁静致远。

至于天下一统，朝廷则更需独尊儒学，统一思想，维护稳定，想尽办法限制民间学习传播诸子百家的思想。

不过，封建君主们还是需要读法家和其他各家的书，目的嘛，就是从中汲取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帝王法术”。（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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