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里的胖娃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能在电视、挂历、海报、剪纸等处看到胖娃娃的形象，他们喜庆热闹，惹人喜爱。而作为一种民俗画的题材，描绘娃娃游戏的婴戏图由来已久，并在画作和家居用品上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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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挂历上色彩明亮的胖娃娃，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杨柳青等木板年画里“连年有余”“连生贵子”等娃娃形象。甚至可以说，虽然印刷媒介改变了，但是基本的民俗艺术样式却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杨柳青年画《连生贵子》（左）；杨柳青古版年画《连生贵子》，30.5×50cm，清代，中国美术馆藏（右）

“恭喜发财”挂历（左）；《双童图》（局部），唐代，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右）

而相对于在明朝末期才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木板年画，在唐代初期或中期的壁画里，人们就可以看到比较丰满的“胖娃娃”形象了。那么“娃娃”走到今天，中间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玩耍的儿童

最开始在汉代时，各种故事的画像石上就有小孩子的形象，其中包括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但儿童只是作为故事里的角色存在，并不是主要刻画的对象。而且这些画上的小孩儿往往看起来不像是“娃娃”，而是直接缩小的“成人”。这直到唐代才有所转变，并且画出了孩子的活泼天性。

赵佶摹张萱《捣练图》，绢本设色，37×145.3cm，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赵佶摹张萱《捣练图》（局部），绢本设色，37×145.3cm，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比如在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捣练图》中，就在“熨练”部分以弯腰仰望的动作展现了孩子好奇、活泼的特点，圆圆的脸蛋稚嫩可爱，为画面增添了趣味性。

娃娃们真正成为作品的主角则是在宋代。这个时期的社会延续了唐代对儿童群体的重视；同时由于经济贸易的发展，文艺作品也不仅是上层社会的专属享受，大众市民也能够消费。

苏焯《端阳戏婴》，88.9×51.3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此背景下，有数量众多的描绘儿童的绘画作品诞生，它们往往关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儿童画也作为人物画之风俗画的一种，广受宋人欢迎，繁荣发展下甚至有专画婴戏题材的画家。

苏汉臣《灌佛戏婴图》，159.8×70.6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局部），30.6×521.9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描绘儿童生活的众多宋代艺术家中，苏汉臣当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继承了张萱等人的风格，精于人物画，尤其对婴孩儿童和释道人物十分擅长。他在儿童题材上至少绘有70多幅作品，其中流传至今的也比较多，其中便包括著名的四时婴戏图之《秋庭婴戏图》与《冬日婴戏图》。

苏汉庭《秋庭婴戏图》，197.5×108.7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汉庭《秋庭婴戏图》（局部），197.5×108.7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小儿正聚精会神地玩儿着以枣子和牙签组合的平衡游戏“推枣磨”。

苏汉庭《秋庭婴戏图》（局部），197.5×108.7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面右下圆凳上有孩子的转盘、八宝棋、围棋、小陀螺等玩具。

苏汉庭（传）《冬日婴戏图》，196.2×107.1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观者从庭院场景、家具服饰等处可以看出，苏汉庭主要描绘的是富裕人家的娃娃，他们的童稚天真并未被贵气拘束；而对于宋代同样擅长表现活泼儿童的著名画家李嵩而言，他笔下则主要是乡村生活场景中的儿童。

李嵩《货郎图》，25.5×70.4cm，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李嵩《货郎图》（局部），25.5×70.4cm，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孩子迫不及待地拉着母亲向货郎处去，大一点的孩子在拿拨浪鼓逗小孩子。

无论生活在富贵人家还是普通乡村，孩子们的活泼是相似的，肉嘟嘟的脸上满是孩童的天真和好奇，玩具就能为他们带来最简单、最纯真的快乐。而这些娃娃被大画家如此精妙地描绘下来，又经过千百年被珍藏至今，也反映了大人们对娃娃们快乐嬉戏的喜爱。

仇英《临宋人画册》之《村童闹学图》，明代，上海博物馆藏

除了在家，学堂也是孩子们重要的活动场所，在宋代推崇文教的背景下，绘画也承担了宣扬倡导孩子上学的作用。但在“闹学图”中，画家却一反劝学的严肃，描绘了孩子们手舞足蹈、戏弄老师、脚蹬板凳的热闹图景，孩子们活泼爱玩的天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仇英《临宋人画册》，明代，上海博物馆藏

到了元代，文人画取代宫廷画成为画坛的主导力量，多画山水而少画人物，描绘儿童的画也大大减少。在存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穿着民族服装的可爱孩子，在绘画风格上则延续了宋代。

《同胞一气图》，158.9×103.3cm，元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明清时期，以儿童为主角的画类又再次繁荣，从宫廷到民间广受欢迎。天真活泼的儿童、多子多福的祈愿，吸引着人们拥有“娃娃画”。而版画技术的发展也让它在民间的传播更为便捷，走入了千家万户。

《婴戏图》册之《斗草图》，绢本设色，11×21cm，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焦秉贞《百子团圆图》，册页、绢本设色，27.5×20cm，国家图书馆藏

娃娃不只在画里

如此受欢迎的娃娃当然不仅在纸面上出现，他们还出现在古人生活用度的方方面面。“婴戏”在中国人自古喜爱的瓷器上，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

磁州窑白地黑花婴戏纹枕，10.4×29.9×22.5cm，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8.5×20.8×20.8cm，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像立柜这样的大件家具则为艺术家、巧匠们提供了比碗、盘、砚、枕等日用品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利于经典题材“百子图”的呈现。螺钿片也能更好地表现儿童细腻的皮肤，可爱人物借由皮肤和衣服的明亮色彩，突显在背景之中。

黑漆百宝嵌婴戏图立柜，186×126×61cm，明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黑漆嵌螺钿加金片婴戏图箱，27.5×27.5×28.4cm，清初，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婴戏图圆盒，11.3×20.8×20.8cm，明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随着技术和审美的发展，在瓷器上除了以单色表现的儿童，还出现了更为绚丽多样的色彩，明亮的儿童服装衬托得孩子更为活泼可爱。

粉彩婴戏图壮罐，14.9×5.8×5.8cm，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珐琅彩婴戏纹双连瓶（局部），21.4×10×6cm，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描绘了“福在眼前”。

似乎不满足于平面的描绘，一些胖娃娃还从瓶面“走”了出来，到了瓶身上嬉笑玩闹，以堆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真真成了“触手可及”的可爱娃娃！

粉彩花卉凸三婴戏瓶，21×7.6×7.6cm，清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胖娃娃”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痕迹绝不止于此。儿童题材一直广受欢迎、经久不衰，除了传递基因的喜悦、多子多福与宣传教化的实用意义，他们举手投足的活泼、与生俱来的好奇、独一无二的纯真童趣，也正是人类至今所珍视的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