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吵架猝死家属索赔被法院驳回，“谁死谁有理”行不通了

原标题：男子吵架猝死家属索赔被法院驳回，“谁死谁有理”行不通了

文 | 柳宇霆

又是一起因吵架引发的民事纠纷。

上海奉贤法院微信公众号日前公布了一个案件判决，去年11月28日，在该市某地，荀某劝阻王某不当停车时发生争吵，王某被路人劝回屋后，心脏病发作猝死。其亲属将吵架对象荀某诉至法院，索赔90万余元。近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不应对该男子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

一条宝贵的生命，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陨落，王某的意外病发猝死，的确是令人惋惜的人间悲剧。作为王某的亲属，感到悲哀并寻求诉讼途径维权，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吵架那么一出戏，王某也不会弄得情绪如此激动，继而诱发心脏病不幸死亡。

但是，这一诉求能不能得到司法支持，还要看到底有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和司法经验，侵权责任的承担，不仅要看损害事实是否存在，更要看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也就是说，行为人有没有从事民事违法行为。从法律角度看，大庭广众之下的争吵，虽然有碍观瞻，谈不上高尚，却也很难说构成违法。

老实说，荀某主观上也没有什么过错。在这起纠纷事件中，荀某之所以跟王某发生争吵，其实源于王某不当停车。我国法律明确赋予了公民劝阻、制止违法行为的权利，荀某路见不平、挺身而出，阻止对方不当停车的违法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或许有人会说，荀某的过错在于，没有意料到王某的意外病发猝死。这种观点实在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实生活中，没有谁是“超人”，没有谁拥有料事如神、占卜吉凶的本事。既然不知晓对方还有心脏病在身，也就无法预料到，因激烈的吵架会导致对方猝死身亡。

在侵权法律责任的认定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人吵架之后，王某心脏病发作猝死，的确有时间顺序，但这只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回看这起纠纷，王某之所以病发猝死，与其患有心脏病，未能控制自身情绪，有着更多不可分割的联系。况且，荀某与王某发生口角，时间很短，且没有肢体冲突，所以不能将争吵归结为导致王某病发猝死的真实原因，进而让荀某承担不堪之重。

平心而论，奉贤法院作出的这一判决，其实并不简单。从法律技术上来说，厘清侵权责任关系的是非曲直，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真正困难的是，如何面对因“严重损害事实”而裹挟进逼的“民愤”“舆情”等各色压力。

当年的佘祥林杀妻冤案，法院在“亡妻”娘家人“联名上书”等压力下，一度作出有罪判决。如今，在“人死为大”的思维惯性下，司法审判同样容易变成“谁死谁有理”的折中摆平游戏。

这种“和稀泥”式调和操作，或许让死者亲属方面尝到了“甜头”，避免了聚众闹事等极端局面出现，却也付出了诸多的成本。对于对方当事人，有理却也吃了“三扁担”，显然有失公平公正。对于社会法治，这样的“搞定”司法，不仅损害了法院权威，也伤害了法治威信。

法不能向不法低头。在法治王国里，只有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王侯。去年，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小区，老人骑车撞伤儿童，想要离开，被另一名小区居民阻拦，争执中老人倒地猝死，其家属将阻拦者和物业公司告上法庭。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并当庭宣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阻拦者和物业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由此释放出跳出“谁死谁有理”窠臼的强烈讯号。

再看上海奉贤法院的司法判决，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明确“无过错”的争吵一方无须就对方发病猝死承担责任，故而也就更经得起法律、事实、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种对司法底线的坚守，也捍卫了法治的尊严，值得借鉴和遵循。

责任编辑：于冉 UN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