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把他俩拆散了14年，他们人散心不散，坚守着爱情。他在斯大林的劳改营中挣扎求生，他和女友秘密通信有1200多封。奥兰多·费吉思以这些密信为素材，写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两个坚强的人，生逢乱世，在腥风血雨中呵护着爱情，坚贞不渝。
后来，德国人怀疑上了赫拉迪克。有个看守检举了他，说他有反德行为。赫拉迪克被传讯，纳粹对他严加审问，后来把他送到挪威前线去了。列夫不想再给别人当翻译了，就向集中营当局申请解职，理由是他德文水平不够，翻译得不准确：“我又说，宣传工作，我也不胜任，因为我嘴笨，说服不了人家。我只是个搞自然科学的。”11月份，列夫被送回奥沙茨“科普与加贝兰兵工厂”的劳工队。
那年冬天，奥沙茨的情况急转直下。干活儿时间延长了。囚犯们筋疲力尽，实在干不动了，看守就大打出手，硬逼着他们继续干。1943年头几个月，劳工队新来了一大批战俘，大多是乌克兰人。乌克兰现在是德国占领区了。1930年代，斯大林在乌克兰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当地人民对苏维埃制度非常反感。这批战俘到来之后，集中营管得不那么严了。德国人是想来收编，把这些战俘编入“俄罗斯解放军”。这个“俄罗斯解放军”是一支反苏武装，当时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正在筹建这个部队。弗拉索夫原是苏联红军一名将领，1942年7月被德军俘虏，后来他说服纳粹，任命他来领导一个解放运动，目的是扫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奥沙茨有一群弗拉索夫拥护者，负责招兵。这些人大多是战前逃到国外的白俄。列夫回忆说，他们身穿的“军装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但肯定不是德军军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成员以前曾经在苏联军队里当过下级军官。这些人为数不多。列夫觉得，这些军官之所以加入俄罗斯解放军，主要是为了避难。战俘集中营惨烈异常，苏联战俘“最受虐待，比任何别国的战俘都更加无助，更加任人宰割。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就能逃出集中营了，就不遭那份罪了”。
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征兵人员三番五次召见列夫，逼他参加这个军队，让他进来当军官。列夫每次都不肯就范。德国人起了疑心，盘问他在兵工厂集中营当翻译期间都干了什么事。有一次提审，中途抽烟休息时，给德国人当翻译的那个人，在走廊里把列夫拉到一旁，给他通风报信，说弗拉索夫他们招不到兵员，德国人怀疑都是列夫从中作梗，坏了他们的事：集中营里，唯独列夫所在的那个劳工队最不合作，连一个志愿兵都没给弗拉索夫军队输送过来。在那个劳工队里，列夫是唯一的苏军军官，他自然就成了怀疑对象。
列夫意识到，必须尽快逃走。他队里另外三人也都想逃走。于是大家决定6月份出逃，因为到了6月份，庄稼快熟了，可以一路吃到波兰。波兰离这里一百五十公里。他们算计着，波兰的老百姓会同情他们，给他们饭吃。他们的计划是加入白俄罗斯的游击队，最终回到苏联去。他们积攒干面包、糖，准备路上充饥用。列夫做了一个指南针。有一个德国看守，平时爱和列夫聊天，讲他家人啦，周末都去哪儿玩啦，等等。列夫向他借来一张地图，照着画了一份。他们甚至想法弄到了一些药品。为了让德国兵同意他去一趟营区的卫生所，列夫故意把手指划破了。卫生所的大夫是一个俄国战俘。列夫请求他给点儿消毒水、阿司匹林、绷带。那位大夫什么也没问，马上就给了。
1943年6月22日夜间，正值德国入侵两周年，这几个囚犯动身出逃。营房的窗户，他们事先拆掉了一部分。列夫早在车间里把两块钢片磨得飞快。这会儿，他们蹑手蹑脚地从窗户里爬出来，又爬上院墙，拿出钢片，把墙头上的铁丝网切开一个口子，然后轻身一跳，落在了集中营围墙外的田地里，乘着夜色，一溜烟跑进了树林里。四个人预料，德国人一定会向东搜索，于是他们就朝北面走。他们夜间走，白天藏起来不动。他们带的地图太简单，原图是一本小学地理书上的，所以不得不一边看着路标，一边辨认路线。走到易北河，他们就沿河往东走。列夫害怕极了，担心游不到对岸，不敢下水。于是，绕过德累斯顿城南，一直往东走，朝波兰方向走去。列夫后来回想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带了干粮，但没过多久，我们拿定主意，干粮要留着，暂时不吃，先从农民家户外地窖里偷点儿吃的充饥……起初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后来还是同意了。”这四个人在路上走了三个星期，眼看就要到格尔利茨（Gddkz）了，不料，却在波兰边界被两个德国兵逮住了。他们发现路上有两个德国兵，骑着自行车向他们这边骑过来，心想，这两个德国兵身上肯定会带枪，于是大家翻身跳进路边的沟里。可是，那两个德国兵用手电一照，把他们几个给照出来。列夫回忆道：“白走了这么远，就这么被抓住，真是愚蠢。那两个德国兵根本没带枪。”
假设列夫走到波兰，再假设他也穿过德国防线，辗转回到莫斯科，那么，他会看到什么景象呢？列夫想象不出来。苏联的形势会怎样，是否还能再见到斯维塔和她家人呢，见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列夫都不得而知。自从他被德国人抓住那一刻起，就没办法收到俄国那边真实可靠的消息了。到了奥沙茨，德国人给囚犯们发笔、发信纸，可是大家只能给德国占领区的人写信。列夫给布拉格写了一封信。有个狱中的难友失踪了，列夫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问她可有丈夫的消息。那人的妻子给列夫回了信，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但是却说，丈夫的下落，她完全打听不到，或许列夫比她渠道多，更能打听出来吧。
斯维塔这时也是两眼一抹黑，列夫音讯杳然。1941年9月底那几天，列夫没了踪影。从此斯维塔再未收到列夫的消息。当时一切都在未定之数。谁都不知道莫斯科能不能捱过这场浩劫。7月以来，全市遭到德国飞机密集轰炸。防空警报，一天拉响好几次。发电站被炸了，住宅的供电、供暖都停了，只剩下燃烧的大楼把夜空照得通明。人们住在地下掩体里。死者成千上万，确切人数谁都说不清。10月1日，斯大林下令政府疏散到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Kuibyshev）。轰炸越来越猛烈，莫斯科全城风声鹤唳，惊恐万状。所有商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为抢购食品打得头破血流的屡见不鲜。盗贼蜂起，抢劫案件此起彼伏，大批抓人也镇不住了。10月16日，消息终于传到莫斯科，德军突破苏军防线，占领了维亚济马。火车站一幕幕更是惨不忍睹，大批人群争先恐后地往火车上挤，凡是往东开的火车，有车就上。人们发现工厂的厂长书记之类早已逃之夭夭，不禁破口大骂，说这些苏共党员不是好东西。工人们和警察打了起来。一家家都收拾了家当，带着大包小裹，能坐得起什么车就上什么车，只要能出城就行。出租车司机漫天要价，莫斯科到喀山，张嘴就要两万卢布。
莫斯科大学是10月份撤离的。斯维塔和家人一起上路。火车上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安德烈·萨哈罗夫9[1]。他比列夫和斯维塔晚一年考上物理系，由于斯维塔有一段时间没能上学，留级一年，现在和斯维塔同班了。大家落脚的第一站是穆罗姆，这个外省的古城在莫斯科东边，距莫斯科三百公里。萨哈罗夫寄居在城里一户人家里。这家只有母女两人，她们乘战乱之机，发了国难财：那女儿在商店上班，大白天就从店里往外偷糖，那个当妈的夜里就陪侍大兵，“一个接一个”。全城到处都是伤兵，都在等待疏散安置到东边去。车站大厅里，摆满担架，担架上躺着伤员，大厅里摆不下，都摆到铁轨旁边的雪地里去了。附近村里的农家妇女来车站卖东西，有的向伤兵兜售食物和烟草，有的是赶来找儿子或丈夫，只见她们询问伤兵，知不知道她们的儿子、丈夫都在哪里。也有的把写好的信放在这些伤兵手里，万一有人到医院查找，遇见这些伤兵不就看到信了么？
学生们从穆罗姆继续坐火车往东走，坐到乌拉尔，再从乌拉尔南下，穿过冰冻的哈萨克大草原，坐到土库曼“共和国”沙尘滚滚的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habad）。苏联与伊朗的边界离这里不远了。物理系将在这个地方复课。从莫斯科到这里走了一个月。火车每节车厢都有一个炉子，有硬板床，能睡下四十个人。萨哈罗夫后来回忆说：“每节车厢都成了一个小社区，社区都有各自的领导。有的人口若悬河，说起来没完，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专门制造恐慌，有的人非常能干，有的人极其能吃，有的人特别懒散，有的人异常用功。”斯维塔一定属于既文静又勤勉的那类。阿什哈巴德12月份就开始上课了，斯维塔必须用功，才能补上战前落下的课。化学课、振荡物理课，她都去上。振荡物理这门纯理论课程很难，没有实际操作的训练，于是她就埋头在图书馆攻读，一读就是好几个钟头。斯维塔还在学校食堂打工，刷盘子，供自己上学，还贴补父母。那年冬春两季大部分时间，斯维塔都在患疟疾，当时这种病在中亚地区很常见。她后来写道：“我当时病得一点劲儿都没了，连喝水都张不开嘴。”发烧很厉害，折腾得面黄肌瘦，她硬是挺着，终于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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